作者：马广彦
在中国，有一部“所有资料均源于国内的公开出版物，没有引用任何海外资料和内部资料”的重要党史著作《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在大陆未能公开出版，而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作者是南京大学著名历史学家高华教授。
书中，高华教授在党史界首次触及了一件令人震惊的事件—1938年，经过5个月浴血奋战、失败后有幸回到延安的一些西路军干部，惨遭康生及其保卫机关秘密杀害。
书中披露：
“据陈湖生揭露,1938年后,某些返延安被集中审查的原西路军干部惨遭康生及其保卫机关秘密杀害。这些历经千辛万苦返回延安的原红四方面军干部因与张国焘有较多的工作关系,遭到了与李特、黄超同样悲惨的命运。
这悲惨的一页，徐向前、李先念等原西路军领导人都不忍重新揭开，直至去世都未泄露一字。”(见该书第十二章：1、康生机关与1937年后延安的“肃托”)
高华所依据的，是曾任陕甘宁边区保安处侦察部长的陈湖生同志(后改名陈复生)，在“文革”后写的自传体回忆录《三次被开除党籍的人—一个老红军的自述》(刘宏春整理文化艺朮出版社1992年北京第一版。)。
在书中，陈湖生叙述了他因审判托派分子张醒，得知时任中央社会部长的康生，1930年在上海被国民党逮捕后曾经加入托派的问题。他按照组织原则将此情况向上级汇报后,受到康生报复,被诬陷逮捕后准备秘密处决。他写道:“想到康生他们秘密杀害西路军回来的红军干部的情景时,我又彻底泄气了,生存的希望似乎立即破灭了。”(《三次被开除党籍的人—一个老红军的自述》第28页)
这是第一次在公开发行的出籍中，泄露出中共党史上的一件令人不可思议的事件——兵败后千辛万苦回到延安继续为革命奋斗的西路军干部,竟然被“秘密杀害”！
高华教授严肃问道:“陈湖生之说是否属实？如果是假话，为何没有人出面澄清？”
陈湖生同志是忠诚的共产党员,虽然一生坎坷,但绝对没有必要、更没有胆量揑造出这种党史上骇人听闻的惊天亊实,拿自己的政治生命和革命荣誉开玩笑。1990年7月29日80岁生日那天,在为首版回忆录写的前言中,陈湖生声明:“本书无半句虚言，……都是真人、真亊、真话,决无虚构和夸张,也无掩饰和修补。”
我们理所当然地相信陈湖生同志回忆录所述事件的真实性。
此一事件的发生，是有着深刻的政治背景的：
一、1937年11月底王明、康生回到延安，从苏共贩来“肃托”的“经验”。自1938年初开始，便将“肃托”与原先已经进行的批判“张国焘路线”和“肃反锄奸”工作相衔接。就在中央的眼皮底下，康生把持中央社会部，制造了一系列恐怖事件和大量冤假错案，错杀了不少革命同志。1937年后的延安“肃反锄奸”、“肃托”处置对象，一是被怀疑与中国托派组织有联系的来延人员；二是曾经在苏联学习工作过的人员；三就是与托派毫无牵连，但被强加以“托派反革命”之名的原西路军干部(见《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
二、从１９３8年4月张国焘参加清明节黄陵祭奠活动，借机投向国民党后，延安掀起了又一轮清算“张国焘路线”的高潮。被认为是执行“张国焘路线”的原红四方面军干部、特别是“受张国焘指挥”、“执行张国焘逃跑路线”的红西路军干部，成为斗争与迫害的重点。由于党内斗争“左”的传统影响，在清査与“张国焘路线”有牵连的人和事时，打击面过宽，株连不少无辜同志。同时，极左的斗争方式：划线站队，人人过关，偏信举报，互相攻奸，强加罪名，疑罪从有，以及逼、供、信等等，成为挑动人们互斗以达到“批张”政治目的的有效手段。
陈湖生在他的回忆彔中虽然曝光了此事，但因为仅仅用了43个字一带而过，语焉不详，蛛丝马迹。虽然高华教授以他史家的敏锐，捕捉到这一重要信息，并且进行了追问，却无法引起读者包括诸多红西路军史研究专家和学者们的足够重视。
2006年，央视重大题材制片人在采访陈湖生后，对年已九十六岁仍有惊人记忆力的他赞叹不已，鼓励其子女将老人的回忆“录下来”，认为“这是一项利国利民的大亊，让那些久远的历史从禁锢中解放出来，让老人家全部倾吐出来，讲述那黑白之间的往事，对党真实地口述，尊重历史，负责任地告慰先烈。”
老人反问儿子陈戬：“那别人早已讲过、写过，我与他们讲的不一样怎么办？”
儿子答：“不管别人怎样写，怎样讲，只要是从您口里吐露出来的，是真的，就行了。讲出来供搞那段历史的人，去研究、去考证！”
2010年3月，在陈湖生同志百岁生日之前，儿子陈戬终于将他从1998年以来“进行抢救性拍摄”及录音所留存的大量资料，同陶冶同志合作，整理写成《九死复生—一位百岁老红军的口述史》，几经修改，于2010年3月31日印成“(第五稿)”。
第五稿第十三章在“相聚土地庙”一节中，不但保留了1992年出版的自传体回忆录《三次被开除党籍的人—一个老红军的自述》中“想到康生他们秘密杀害西路军回来的红军干部的情景时，我又彻底泄气了，生存的希望似乎立即破灭了。”这一段叙述，而且在前一节“厄运的开始—托派亊件”中，陈复生同志第一次俱实揭露了一些回延安的西路军干部被集体秘密杀害的骇人事实：
“1937年，康生从苏联回到延安，出任中共中央社会部长，直接管理我们保卫部门。
1938年6月的一个下午，夕阳西下，阳光照在清凉山的山坡上，而那里的高等法院上下来30多个人，头上都戴着黒布套，身上都穿着四方面军(西路军)的服装，因为跟我们的服装明显不一样，一看便知道。
第二天一早，我推开办公室的门，发现几具尸体，都穿着四方面军的服装。恐怕因为搁了一晚上，尸体已经发味儿了。我当场就明白了，因为我们保卫部只有一头骡子，而南门外又有卫兵，所以昨晚上他们恐怕来不及运送这些尸体，就堆在我这儿了。
实在是太快了，昨天下午才看见从山上下来的。
太快了。…………
因为只有一头骡子，所以八具尸体运了三个晚上才好不容易运到南门外荒地埋了的。
他们也发现这样处理不方便，所以后来的几个都是深夜押到南门外直接杀害并掩埋。
没有康生他们的直接指示，□□□恐怕也不会擅自行动吧。
我很害怕,那一剎那,我真的动了想调走的念头—动了这个念头的有很多人，只要目睹了这件亊情的人都有这样的想法。”(摘自陶冶陈戬整理《九死复生—一位百岁老红军的口述史》第五稿，第69页)。
据陈湖生回忆的说法，他在几天内就亲眼见到将近40名左右西路军回延安干部被秘密杀害，简直就是成批处决！那么这是由谁来决定的？这个事关重大责任的机密什么时候才能公开于世？抑或成为永世之谜？
高华教授在《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书中考问历史:“西路军干部被秘密处决，究竟是康生私自所为，抑或是奉旨行事，迄今仍无第一手档案资料证明，但综合各方面情况分析，1938年的康生在没有得到明确的指令前，似乎还无胆量向红军干部动刀。”
对党史上这一惊天大亲，高华教授在书中追问：
“如果属实，在延安被秘密杀害的西路军干部究竟有多少？至今仍不详。”
总共有多少西路军回延安干部被秘密杀害？不得而知！
被秘密杀害的西路军回延安干部的姓名都叫什么?不得而知！
回延安的西路军干部被秘密杀害同西路军高级干部李特、黄超在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被秘密杀害有无关联？不得而知！
到现在为止，这件党史上的惊天机密，仅仅由陈湖生同志和高华先生揭开了笼罩其上的重幕的一角，至于能否完全大白于天下，笔者更不得而知，因为2010年6月，《九死复生—一位百岁老红军的口述史》(整理者陶冶、刘宏春)正式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时，上述在“第五稿”中所有关于西路军回延安干部被秘密杀害的内容、包括1992年首版回忆录《三次被开除党籍的人—一个老红军的自述》中透露出来的那43个字的内容，皆被全部删去，回忆录中没有了任何关于西路军的痕迹。
原因？“你懂的！”……
高华教授英年早逝于2011年12月，要么他未见到《九死复生…》第五稿，要么来不及在他的《红太阳…》一书再版中收入并论述这新的惊天内容。
2017-9-18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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