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人蔡孝干为中共台湾省委书记，1928年加入中共，曾随中国工农红军进行长征。二战后潜回台湾，发展中共间谍组织。1950年，被台湾国民政府逮捕后，供出中共在台间谍组织，令毛泽东和最高司令粟裕同年底的攻台计划，宣告破产。蔡孝干被逮捕后加入国民党后，1956年官拜中华民国国军少将。蔡孝干撰写出版了《台湾人的长征纪录——江西苏区•红军西窜回忆》一书。在这本书中，蔡回忆了当年中共高层在苏区混乱的男女关系，揭示了在中共控制的江西苏区，民间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
据《中共攻台大解密》一书披露，毛泽东和中共最高司令官粟裕，一开始希望能在1950年底进攻台湾，但攻台所需要的不只是船、飞机和军队，还需要潜伏在台湾的特务组成情报网络。这些特务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策反国军将官，等到共军登陆时协助共军作战。
除了诱使高阶将官叛变，这些特务还需要挑起社会动乱、组织暴动，并在台湾参与破坏行动。
蔡孝干潜回台湾当共产党间谍
共谍潜伏要追溯到1946年4月，当时〝中国共产党台湾省工作委员会〞成立后，随着时间推移，这个秘密组织在台湾发展出了由地下党员组成的广大网络，准备在关键时刻出手。
这个黑暗组织的领头人物就是蔡孝干，中共台湾站的头号间谍。
公开资料显示，蔡孝干早年参加台湾文化协会，因此左倾。之后，曾任公学校代用教员（代课老师）。后前往大陆，入上海大学就读。之后回到台湾，有意将台湾文化协会与台湾共产党合并。
1928年，蔡孝干前往福建厦门，经漳州，到江西瑞金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加入中共。同年，台湾共产党在上海成立，蔡又受命加入台共并获选为中央常任委员。1934年，随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入延安，是唯一参与长征的台湾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蔡孝干成为审讯、策反日军战俘的专家，同时也翻译、分析日军文件。身为一个在日据时期出生的台湾人，他的日文相当流利。
随着时间过去，他的才能渐渐广为人知，后来共产党甚至请他撰写教材，训练后进的特务。
1946年上半年，日本向盟军投降后几个月，蔡孝干来到上海，准备进行他的下一个任务。共产党精心挑选了他，来领导潜伏在台湾的特务。
1946年7月，他以新的身分返台潜伏在故乡，他和其他特务很快就融入当地生活。
他发展了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组织，任中共台湾省委委员、常委、书记。
他们展开任务之后6个月内，就招募到了70位当地人士加入特务团队；到了1948年，他们已掌握了约285位特务。
特务情报网被国民党攻破，蒋孝干供出中共在台间谍组织
1949年，国军大批撤退来台，在这黯然败退的氛围中，蔡孝干一手建立的情报网也迅速扩张。
同年12月，据称他掌控的地下情报员多达1300位，另外更有多达5万个线民。这些人大多都不知道自己受到控制，这些人都可以用来发动罢工、抗议游行以及校园暴动。
蔡孝干告诉第三野战军高阶官员，他的秘密部队已经准备好了，中共军队登陆前就可以先煽动社会齐心颠覆中华民国政府。他还建议，攻台计划最好在1950年4月发动，因为那时候的天气最适合两栖登陆作战。
但是，1949年秋天，蒋介石开始把兵力往台湾集中。在大陆经历过情报体系大崩溃，以及重要部队叛变后，他决心要根除潜伏在台湾的共谍。
1950年4月，台湾的特勤人员把矛头指向蔡孝干。迅速逮捕了他。
经过长时间的审讯，毛泽东手下最优秀的谍报人员——蔡孝干投诚了。
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中将、高级参谋中将陈宝仓、国民党东南行政长官公署总务处上校交际科科长聂曦、中共女特务朱枫等约多人被捕。台湾省工委会重要干部几乎全部一网成擒。中共台湾省工委会遭到毁灭性打击，组织几乎全部瓦解。
蔡孝干之后加入中国国民党，任中华民国国防部保密局设计委员会委员；1956年又任职于国防部情报局匪情研究室，后升任该室少将副主任兼中华民国司法行政部调查局副局长。1982年10月在台湾病逝。终年74岁。
蔡孝干撰书披露中共高层在苏区混乱的男女关系
蔡孝干是唯一参加过中共北上大逃亡的台籍人。他曾撰书《台湾人的长征纪录——江西苏区•红军西窜回忆》披露中共苏区混乱的男女关系。此书于1970年，由台湾中共研究杂志社出版。
蔡孝干在书中回忆称，当年中共在江西建立的所谓苏区标榜婚姻自由，男女关系极端紊乱。在中共统治下的江西苏区和陕北苏区盛行“一杯水主义”的自由婚姻关系，严重地破坏了中国固有历史文化传统和伦理道德观念。书中写道，中共在江西苏区所推行的苏维埃式的婚姻制度和中共高阶层内部在婚姻关系上所表演的丑剧，深刻地影响了那些地区单纯简朴的农民家庭生活的剧烈变化，造成了严重的恶果。
据讲述，当年苏区的妇女离婚、结婚都是自由的、任意的，一个女子结婚三、四次，甚至五、六次者都是司空见惯。而这里所说的，还是指公开的婚姻关系而言，至于非正式的“秘密老公”或“秘密老婆”之类的现象，更是非常普遍。
邓小平的第二任妻子金维映当年就曾在蔡孝干面前抱怨说：苏维埃的《离婚条例》明明规定，苏维埃公民离婚是自由的，不但男女双方同意就可以离婚；即使男女任何一方坚决要求离婚的，也可以离婚。为什么非红军家属离婚可以自由、而红属就没有这种自由呢？但红军家属在地下乱搞，年轻的红军家属没有“秘密老公”的实在太少太少了。这不就是对红军家属过份的压制所造成的恶果吗？
书中还披露了当年中共高层男女关系的混乱状况，其中特别细述了杨尚昆、李维汉、张闻天等人各自复杂的婚姻关系。
一九三三年邓小平被国际派指为“罗明路线”在江西的执行者，遭整肃，他的妻子金维映即与他分离，随后调到中共中央组织部工作，不久就与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李维汉（化名罗迈）没有经过任何手续而结为“夫妻”，而且得到“公认”。但好景不常，一九三七年抗战开始，大批的女学生涌进延安，李维汉很快就另有新欢，金维映成了黄脸婆。最终，她和贺子珍（毛泽东妻）、刘群先（博古妻）都遭遇了同样的运命：被她们的丈夫以“留学”的名义送到莫斯科，实际上就是被她们的丈夫遗弃了。
据讲述，张闻天秉性浪漫，在莫斯科时曾与一俄女结婚。入江西苏区后即鳏居，时张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党报委员会书记。刘伯坚任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长期在前线。刘伯坚的妻子王淑贞初在瑞金红军学校任教，后调入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任秘书。不久，王淑贞就成了张闻天的“秘密夫人”。此事在当时中共高级干部中成了公开的秘密。
一九三五年红军西窜到四川省松潘的毛儿盖，张闻天就与刘英同居了。而这个刘英，也是中共内部婚姻史中“一杯水主义”的典型。
抗战初期，刘英也被送到莫斯科“留学”去了，张闻天则又与刘英的胞妹李霞（化名）姘居。李怀孕后，不得已被送到新疆去“生产”，生一子未取名，中共驻新疆办事处主任陈潭秋乃为取名曰“鸿声”，以影射“闻天”。此事，当时中共高级干部几乎无一不知。
蔡孝干叛变后加入国民党，任台湾当局“国防部”保密局设计委员会委员；1956年又任职于“国防部情报局匪情研究室”，后升任该室少将副主任兼“司法行政部调查局副局长”。蔡和另外叛变的陈泽民、洪幼樵等人长期被严加警卫，深居简出。1982年10月在台湾病死。著有《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台湾》、《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等。1970年，台湾中共研究杂志社出版了蔡的《江西苏区·红军西窜回忆》。
阿波罗网孙瑞后报道
来源：阿波罗网孙瑞后报道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