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们，你们好！
我是滞泰难民哎乌，实名吴玉华。2015年1月，因受到政治迫害，我和丈夫杨崇，来到泰国申难。2016年，我们获得了联合国正式难民身份，迄今已超过一年。而我们来泰国，也已快三年，安置去第三国，还迟迟没有消息。
获批正式难民身份时，联合国官员善意地告诉我，说联合国没有安置名额，需要第三国来要人，才能安置。并且，每年的安置率，不超过百分之二。他很愿意我们自己找接收国，这让我特别有压力。因为，我不懂如何寻求帮助，也不懂得经营人脉。虽有从事人权捍卫工作，可我在人权组织，并没有朋友。
我的丈夫杨崇，曾于2012年，在广州街头举牌，要求政治改革、要求选票和民主、要求胡锦涛公开财产。为此他被中共构陷，判刑一年。2013年出狱后，为推动民主转型和社会进步，杨崇忙于各类公民围观、声援的社会活动，为此他遭受了十几起 各类绑架殴打、关押虐待、传唤拘留事件。现在我选择重点，向你们做个介绍。
哎乌丈夫杨崇，曾是广东街头运动成员，左一
2014年1月的一天，在与维权律师范标文见面的路上，杨崇遭遇了黑头套绑架、殴打和死亡威胁，受了轻伤。他被带黑头套架到车上，被用宽胶带缠捂住口鼻、双手、双脚殴打，然后被丢弃在宁远县偏远山村。在此期间，杨崇悄悄用下嘴唇，顶开一点胶带空隙，能够呼吸，他活了下来。在被村民救了以后，杨崇请村民协助报了警。但警方以没有财物损失为由，不作为绑架立案登记，受案回执上，写的是非法拘禁。杨崇生命安全受到威胁，这事就更不提了。
杨崇的被多次被拘留，其中有两次被刑事拘留，一次是因为街头举牌。另一次是因为声援李维64游行申请维权案 而我们被到处驱赶、不准租房、丢掉工作等，更是家常便饭。一次，廖剑豪老先生，收留我俩，在他家借住几天。结果当天，他就被叫去谈话，强制他不许收留我俩。还有一次，卢夏收留我俩，在他的出租屋住了一晚。导致卢夏的工作也丢了，人被赶出了广州。有一段时间，我们住的地方，被安了三个摄像头监控。
在广州，我至少三次被偷过钱包。每次都是在有几千元现金时被偷。被偷的总金额，有一万多元，是我辛苦工作的工资。其中一次被偷，是发生在杨崇被刑拘、遣返回老家限制自由期间。 老板被迫辞退了我，在出租屋的小巷子里，我的钱包被偷了。里面有刚发的工资和一些现金，有几千元，有银行卡、身份证。我到隔壁派出所报案，人家不给立案，根本不管。后来，我只好到新疆，补办了身份证、银行卡。
在广州，我也频繁地丢掉工作。一次，我的老板客气地告诉我，因为我的身份敏感，因怕对公司不利，他感受到了压力。我想他或许被有司找过，但他没有明说。为不给他添麻烦，我只好离职。又有一次，我的老板告诉我，在周日我休息那天，公司和他家，都被公安查了。不许聘用新疆籍员工，否则要重罚，小公司折腾不起，他不敢不辞退我。
哎乌（杨玉华）曾在泰国发起为郭飞雄接力绝食运动
还有一次，杨崇帮助了一位刚出狱的朋友。杨崇与她见面后第二天，我上班的公司，就被查了。从此，我的老板、同事，及一位去玩的朋友，被轮流传唤。那些人天天来公司，查帐、查消防。警车在我宿舍楼下，停了一个星期，日夜监控。 我不忍连累这么多人，老板是我们的朋友，但也只能请我离开。这次发的工资，装在钱包里，在芳村又被偷了。
当然，我们的经历里，不是只有倒霉事。戏剧性的有趣场面，也是有的。2014年5月，我和杨崇在佛山租了个可爱小房子，刚住了三天，杨崇就进了禅城看守所。原因好像是声援李维国的64游行申请。当时一起进去的有*秀才江湖 吴斌和谢文飞。杨崇被抓消息一传来，我立马去找律师，在律所等了一下午，错过了被抄家的宏大场面。
中午，佛山公安的大队人马，押着坏人杨崇，去我家抄家，把我的电脑抄走了。因为场面太大，楼下群众纷纷议论，嘀嘀咕咕。立马就有群众演员，混在人群里说，我家被抄是因为杨崇贩毒。因为悟性差，这些，还是后来邻居告诉以后，俺才知道。我回家后，发现电脑没了，还以为是被国保偷走的。因为以前，我的房间，也有人偷偷进去翻过。我还以为这次，又是偷偷进行的。
夫妇二人和滞泰其他中国难民朋友在一起。（前排右一右二）
黄昏时，房东告诉我，你男朋友被抓了，电脑被公安拿走了，说以后还你。随后两天，我住的小区，公安就天天来查身份证。楼下每天有形迹可疑的人，我不理他们。一天，听到楼下说话，有个小姑娘，说她被公安诬陷卖淫，在看守所关了24天，刚刚出来。我就下楼，说愿意介绍律师，帮她打官司告公安。然后就有一中年男，加入聊天。他说，斗不过共产党。给我看他的宾馆被公安祸害的视频。
我让他去告，他说没用。又说，现在这栋楼天天查身份证，房东老板娘吓死了，生意做不下去了。我问为啥？ 他说，这里有一户被抄家了，说是抓了个贩毒的。我问是哪一家，顺着他指的方向一看，那个被抄的家，正是我们家。那中年男说，去了有四五百个警察，好多辆警车，场面好大。他说，押着一个小伙子。我问被押着的小伙长啥样，他一形容模样，正是杨崇。后来，我向杨崇求证，证实的确抄家了。
又过了一天，物业清洁工来工我，让第二天一早，出去躲躲，公安要来我家查身份证。开始我不愿意，小姑娘软声相求，说否则她工作会丢掉，我就答应了。第二天一早，俺出门办了些事。过了两个小时，估计公安走了，就晃回家去。走近小区，却看到十几名公安，在弄堂口两边，一字排开，一边坐一排。公安们以公审大会的架势，以反恐的气魄坐着，逼视着我。
我不理他们，悠然地往前踱。要进弄堂时，一个中年公安，过来拦住我，要查身份证。我诧异的问：查什么？ 又说，在这里查身份证，是违法的，你们不知道吗？ 一个年轻公安，过来说：”我就查你，怎么着？ “ 并对我指手划脚，象要动粗的样子。我问：“ 干什么，你要打人？” 他说就是要打你，怎么着？ 这时，公安全围上来了。
我立即拨通电话，告诉朋友，我正被某某派出所的公安刁难，警号为某某的公安，说要打我，还要带走我。现在围在我周围的几名公安，警号分别是某某某某。如果10分钟后，我没有联系你，就是被带走了。我请朋友发消息，并告诉我的律师这件事。话还没说完，周围的公安就散了，等打完电话，一个也没了。
杨崇和我，在经历了辛苦奔波、离别思念的考验后，于2014年8月25日，在我的出生地新疆，办理了结婚证书，成为合法夫妻。蜜月期间，我随杨崇参加了郭飞雄开庭声援，和李小玲、区伯、杨崇一起，参加了冼村土地维权游行，杨崇参加了博罗县的一个抗争活动。平时，就和马胜芬、张圣雨一起。
蜜月过后，除了工作生活，我们也到处奔波，争取探视被刑拘的同仁、为他们存钱，大多数时候，会白跑路、看冷脸，偶尔也能给存上钱。另外就是，和马胜芬一起，寻找声援占中被关押的张圣雨。参加梁燕葵维权案开庭的旁听，为马胜芬的信息公开收信等，这些不起眼但又必要的活动。赖日福*花满楼 被刑拘期间，杨崇和我召集了许多同仁，去他家慰问探视，大家一起吃了个饭。这下，我俩成了重要人物。国保的电话，天天追问我们行踪，还要上门来服务。我们不理，过了很久，才摆脱骚扰。
为朋友们有个借口，一起热闹一下。2015年1月，应朋友们的要求，我俩开始筹办1月18日的婚宴。为此，我和杨崇两次被绑架、遣返。1月14日，去酒店确定菜谱时，我俩被国保控制。在派出所关押数小时后，我俩被遣返到杨崇的老家，江西湖口县，被软禁在酒店里， 1月19日重获自由。1月18日，我们的朋友们，举行了一场没有新郎新娘的婚宴，在广州国保的眼皮底下，大大热闹了一番。朋友们并将此事，在媒体和自媒体上，热热闹闹播出了。
1月19日，我俩返回广州，借住在朋友的出租屋。兄弟卫小兵和我商量，准备低调地为我俩摆几桌，商量着少请几个朋友。结果第二天一早，我们夫妻又被国保绑架。这次，在关押数小时后，我俩被遣返到了江西南昌，遗弃在黑黑的火车站。这次遣返，国保是骗开了我们的门，粗暴地收拾我们的行李，把我们架走的。当时是冬天，前晚洗的衣服，还在滴水。还在生理期并感冒着的新娘哎乌，和她的丈夫，被迫穿着湿衣服，被国保野蛮地绑架驱赶了。
当晚在南昌，杨崇联系到一位旧友。在他家聊天时，这位朋友，非常担心我们。他预言杨崇很快会被判刑，即便不从事政治反对，我们在任何一个地方，也都呆不了两个月，又会被驱赶。也就是说，我们将成为流亡者，在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土地上流亡。而帮助我们的人，无一例外，会受到连累。这一次，国保对我说的话是：“ 我们会用法律手段，分开你们两个。”
他们要用“法律”手段，分开一对法定夫妻。 后来我想，他们的“法律”手段，就是把杨崇判刑吧。因为，如果只是秘密关押，分开我们。重获自由后，我们又会在一起。况且，秘密关押也不算是“法律”手段。在2013年，我自己因声援政治犯的募捐，在新疆时，也被国保驱赶，房东不能租房给我。
在长期居无定所、颠沛流离中，我原本的抑郁症复发了。 因我曾在酒后企图自杀，杨崇感觉非常心疼。这一次，我的耐心被消耗殆尽，在极度的情绪化中，我决定了离开国内，到泰国避难。在遇到对方以前，我俩都曾走过一段，长长的孤寂岁月。42岁，杨崇才遇到我，43岁才第一次结婚。而我，成长于一个不健全的家庭，已经历过失败婚姻，和5次以上生离死别。失去的，都是至亲好友。
犹如过山车般的，早年生活经历，让我的心灵疲惫。和杨崇在一起的每一天，我都格外珍惜，渴望这样的温暖，能够永久延续。因为对我的责任感，为照顾病中的我，杨崇放弃了坐牢的历史机遇，选择了和我来泰申难。在泰国，杨崇尽了一个丈夫的责任，照顾和呵护我，想尽办法赚钱养家。我们也会有争吵和分歧，然后对彼此的珍惜，使我们很快重归于好，相濡以沫，相依为命。杨崇以他的牺牲、奉献和保护，保障了我的正常生活。
2015年，在泰国申难，去联合国注册的路上。我们再次被偷了钱包。这次，钱包里装着的是护照、所有证件、银行卡和一部分现金。我们打电话到中国大使馆，要求补办护照。按正常程序，应该给补办。但大使馆拒绝了，让我们自己回国办理。一些朋友都很怀疑，这是否中共捣鬼。因为这么多难民，只有我们被偷护照，而且时间，正好是在去申难的路上。
2015年时，我们曾在曼谷的一个教会，度过每一个主日聚会。一次，一位弟兄关心地问我：“ 你们在这里，有什么困难？ “ 我回答说还好，只是我很想找工作。请他以后，有这方面的信息，就提供给我。这位弟兄的回答，大概意思是说，教会不是慈善机构，每个出来的人，都要靠自己。我惊奇地问：“ 我又不是要钱、要东西，只是一个信息而已。这怎么谈到慈善问题了？ ” 虽然这次交谈，并无恶意。但类似这样的交谈，及一些不愉快传闻，使我自尊变得敏感，不好意思向教会求助。
我们买了一个小电饭锅，蒸饭时把菜也放进去。住的房间，国内朋友认为“不是人住的地方”，破旧简陋，蚊虫很多。因为没有保障，我们很怕生病和花钱。为了省钱，我跟其他朋友，去捡过菜叶。后来，在朋友帮助下，我们搬到了芭提雅，有了安定生活。我做点家教、杨崇做点销售，也还能维持温饱。
但好景不长，2015年11月，姜野飞和董广平被遣返回国，后来判刑了。而在他们之前，桂民海也被绑架回国。在桂民海之前，王一鸣（王喻平）也被绑架回国判了刑。 11月的一天，杨崇受朋友之托，去桂民海住的公寓，去调查桂民海被绑架的真相。杨崇找到物业，拿到了视频，和物业谈话，了解了第一手资料。为桂民海随后的被声援，提供了可贵的第一手资料。去完桂民海住地的当晚，在电话里，杨崇告诉托他的朋友，还要再去一次。
结果，第二天一早，在路上，杨崇就出了车祸。杨崇好好地骑着摩托车，就被前方的车漏下的油带绊倒，发生的时间，也很巧合。和我聊天的一些朋友，猜测这是中共在捣鬼。一想到杨崇说过，还要再去调查，我也倾向于，同意这种说法。这次车祸，使杨崇腿部大面积擦伤，胳膊四个月抬不起来。
整整四个月，杨崇无法干活、赚钱养家。感谢我们的朋友段井刚，在杨崇受伤后，陪他去医院疗伤，并拍照取证、把消息告诉了外界。也感谢记者李方，倾力报导了此事。他俩和柳学红女士，向我们伸出了温暖之手。柳大姐悄悄塞给了我1000泰铢，并要为我们募捐。我们虽然婉谢了，但内心特别感激她。
因为这几年，我做过些良心犯声援活动，可能引起了中共的注意。2016年声援郭飞雄绝食接力时，我收到陌生网友的暗示，暗示我们的申难将不成功，我们可能会被遣返回国。类似的事情，我都没理睬。2017年我做了声援高智晟、邵重国、释大成、李发旺等的声援活动。为释大成募捐了律师费，短短十几个小时，就募了约两万元人民币。为邵重国和李发旺，小范围募集了一点送饭钱。
10月下旬，释大成在短暂取保期间，告诉我说，我已经被中共国安部盯上了，劝我注意安全。同时取保的李发旺大哥，也说佳县警方恨死我了。释大成被关押期间，他老家国安局的领导和他谈话了，从这次谈话中，他知道了，我被中共国家安全部盯上了。朋友们担心我被遣返，都劝我注意安全。我不怕遣返，但杨崇养家的饭碗被砸了，我们的生活来源断了，这是摆在面前的现实。
还有一件事就是，为了养家糊口，杨崇有做一点销售。但从今年8月起，杨崇的销售，明显不好做了。8月到10月，每个月的成交额是4笔、5笔。11月成交了3笔，12月，连一笔成交的也没有。和去年、上半年形成鲜明对比，以前都是忙得不可开交。
我被中共国安部盯上这件事，我已发邮件向UN报告，UN就是联合国难民署。但会有什么作用，我不知道。我们目前这种没收入的状态，会持续多久，我也不知道。朋友们，请关注滞泰难民的处境。 这就是我们的故事，朋友们，谢谢你们倾听，我是哎乌。祝你们新年快乐、健康平安，愿我们的美梦都成真。谢谢！
滞泰难民哎乌、杨崇 2018年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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