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薄熙来同学魏亚南网上刊文，披露了薄熙来在香港参加招商活动时，公开否认自己参政是得益于父亲薄一波的影响。魏亚南表示，中共内部曾形成一个规矩并以文件形式下发，高层领导每一个家庭都有一个人安排做高干，家里的其他人就“下海”敛财。上行下效，中国县级政治权力同样存在家族化的问题。学者何清涟分析了其中几个原因。
大陆人民日报原驻香港办事处主任、首席记者魏亚南是薄熙来上世纪八十年代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读研究生时的学长。
近日他在网上发表了《薄熙来二三事》一文中提到，1993年是他被派驻香港的第二年。以《人民日报》驻香港记者的身份，应邀前往香港贸发局，参加大连市在那里举办的93大连（香港）经贸合作洽谈会。这是大连新任市长薄熙来在香港举办的第一次大型招商活动。
在会场他遇到了薄熙来。当时薄接过旁边人递上的一个口袋给魏亚南，里面装着厚厚一叠宣传资料，顺便又递过来一件包装精美的T恤衫：“这是我们与韩国合资生产的服装，品质不错！”
魏亚南见距离开会还有点时间，就低声好奇地向他求证近期港澳台报刊舆论的一个热点问题。
他问薄熙来：“我问你个事，这里的报刊风传中组部内部有文件规定，每位中央高级领导的子女，每家有一名可以作为从政培养物件，而且只能有一名。听说你们家里曾为此开会，认为你可堪造就，报上去的是你。你哥薄熙成自感仕途无望，为此近日辞官下海，不当北京旅游局长，去北京工艺美术品总公司当老板了……”
没等魏亚南说完，薄熙来的脸色便阴沉了下来，答道：“我84年下到地方，从中央机关到金县当的是小宣传部长，哪是什么中央安排的呀，是我自己去的。后来当大连副市长、市长，我自认为是靠自己本事干出来的！劝你在香港不要相信这些东西。”
话不投机，正好主持人宣布开会了，薄熙来不辞而别，起身走上主席台。
新闻发布会主要由他主讲，介绍大连的高速发展、投资政策和环境条件……轮到答记者问了，不料一些提问几乎跑了题，海外记者变着法儿问道：
“可否谈谈你的兄弟薄熙成为什么弃官不做，旅游局长不当，下海去当工艺美术品公司总经理？”
“中央是否有内部规定，中央领导人每家要培养一位当接班人？”
“您是中央内定培养的接班人吗？”
一位记者提的更刁钻：“薄先生，你的父亲是中共高官，你做市长，是不是并非主要因为政绩，而是沾了老子光？”
面对这些刁钻的提问，薄熙来微微一笑，来了个先承后转，借题发挥。他先承认自己确实“沾老子光”，而且所沾之光使自己“终身受益”，继而巧妙地引申、发挥，说自己所沾之光是恶运和磨难，而正因为如此，才锻炼了自己的意志，学会了思考，认识了社会和人生，逐渐成熟起来。所沾之光是巨大的精神财富，使自己受益非浅。
薄对“沾老子光”的妙解，使得所有在场的人立即对台上这位来自 大陆的年轻市长刮目相看，但这不等于人们都认可了他的回答，因为他没有说实话。
据魏亚南回忆，后来证实，记者们的提问并非空穴来风：“6.4”之后，宿老陈云有言：“看来还是我们的孩子可靠，不会掘自己的祖坟。”并据此向邓小平建议：“江山是我们打下来的，因此继承这个江山也应该是我们的后代。”他提出中央领导人一个家庭至少出一个人，意思是出一个人掌握大权。邓小平默许了这个提议，忘记了自己曾高调表示过“高干子弟要退出权力圈子，以免造成不良影响”。
就这样，按著两位一言九鼎老人的意思，很快形成了一个规矩：高层领导每一个家庭都有一个人安排做高干，家里的其他人就“下海”敛财。中共中央组织部为此发过一个文件，把内部规矩正式变成官方政策。文件规定本来仅仅适用于高层领导干部的子女，但实践起来各级领导都仿效这个做法，变成举国上下的不成文规定。
魏亚南在文中写道：“现在看来，薄熙来就是这一政策的受益者，但他却对我和当众矢口否认，这种撒谎不脸红的政客作风，早已将他的人格堕落显现无疑。”
那么“曾经的风云人物”薄熙来为何后来却落败了呢？对于很多人都感兴趣的这个问题，魏亚南在文末也进行了反思。
他认为，在专制制度下，无法监督的权力，极易使人变成极权人物。推行权力意志，让治下的国民、居民都整天为着自己的想法转，唱红打黑说一不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睚眦必报，毫不含糊；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一意孤行；好大喜功，甚至觊觎最高权力。薄熙来就是这种体制下“由人变成鬼的例子”。
魏亚南最后总结道：“薄熙来意外失败带有偶然性，如不真正落实自由、民主、法治，不彻底铲除极权人物产生的土壤，就难免还有薄熙来似的人物出现！”
2011年9月1日，《南方周末》发表《“中县‘家族政治’现象调查”》一文。2015年，这个“中县”被证实为河南南阳新野县，该报告作者是北大社会学系博士生冯军旗，曾在新野县挂职副乡长与县长助理，有机会观察该县各种盘根错节的政治关系。
在该调查中，作者完整记录了这个县级政权系统内部各家族成员的任职关系，在中县之内，竟然梳理出21家政治“大家族”（一个家族产生5个以上副科级干部），140家政治“小家族”（5个以下、2人以上的副科级干部），总共161家大小政治家族。
在现代政治中，一国的政治资源被某些家族成员垄断，其实是该国社会的精英选拔机制出现了严重问题。纵观中共统治60余年的历史，除了在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前期曾出现过按“成就原则”选拔精英的短暂阳光之外，从未脱离按血缘选拔精英的文化窠臼。
在《中国为何容易出现“政治家族”？》一文中，著名学者何清涟指出，中国家族政治产生的几个原因：
A.家族政治在中国有源远流长的历史。早在殷周两朝，中国就形成了完整的宗法制度，政治权力按等级分配，世袭罔替；
B.中共执政时期从未真正建立过合理的精英选拔机制。在毛时代，这一时期的精英选拔以血统原则为主。与以前的血统原则重视精英相比，毛则是逆向而行重视草根与边缘人的“出身论”。在毛的所谓“红色接班人”的选拔标准中，最重要的就是出身即血统原则。
从1998年高等教育产业化开始至今，社会呈现向“身份型社会”复归的迹象。党政事业机关除了技术性极强的岗位之外，一般可替代性强的非专业技术职位，血统原则在竞争中的作用日显重要，“二代”现象表明中国精英阶层的素质严重退化。
阿波罗网林亿综合报道
来源：阿波罗网林亿综合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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