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3日，上海党媒澎湃新闻刊登了一篇文章《游食在明代京城》，明朝大太监刘瑾曾因驱逐流动人口激起民变，被指借古喻今，暗讽习近平这名亲信。事实表明，中共自建政以来，一直在直接的和变相的在清理所谓的低端人口。而中国自周朝开始的漫长的二千多年皇权专制社会，平民都享有在本国自由的迁徙权利。
上海党媒暗讽蔡奇
2月3日，上海党媒澎湃新闻刊登了一篇文章《游食在明代京城》。
文章介绍，明清时期，北京的外来流动人口多为破产农民、手工艺人、服务业者，或依托僧、道谋食的人。这些人被称为〝游食者〞、〝游食人〞，多半游走于社会边缘、被人看不起，且随时面临着被驱赶的命运。
文章随后称，明朝正德三年，大太监刘瑾发动了一次驱逐〝游食〞运动，闹得沸反盈天，差点激起民变，最后以失败告终。
该文作者是上海交通大学学者。而上海交大被江泽民认为〝母校〞，曾获江大力扶持。
上文中所指，也多有借古讽今之意。
去年年底，北京几乎同时开始了驱逐〝低端人口〞、清理〝天际线〞和煤改气运动，闹得民怨沸腾，最后不得不降温收场。
中共一直在清理所谓的低端人口
上海数以万计的地富反坏右及家属被清理
中共建政以来，从来没有停止过对社会阶层的野蛮整治。1949年以来三番五次清理阶级以及相关分子，比方三反五反，反右，文革，直到红卫兵被利用参与文革后被下乡以完成所谓得对城市的净化，然后就是83年的严打，也是驱逐低端人口。
美国籍华人作家夫妇林达的文章说：1958年秋，为了建设“红彤彤的大上海”，上海把数以万计的地富反坏右及其家属赶出上海，造成不少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惨剧。”
数以万计的人都默默被驱离，消失在他们家乡的街道上。我只读到一篇在美华人的短短回忆，他当时还是个孩子，他的全家，就是被清出上海的“垃圾”。读后印象很深的是，在车站，他们是在持枪排列成行的军人监视下，上了货车，行程几天几夜，被送往遥远大西北，举目无亲。
上海并非偶发孤例。根据李若建老师研究：“1958年10月，汕头市一批四类分子共1789人被迁居于粤北山区。辽宁省海岛地区的长海县1960年11月将表现不好的“五类分子”及其家属、被判重刑的反革命分子家属、有海外关系家属和主要亲属、部分归俘渔民和有现实危险的反社会主义分子，共有273户，1541人，一律强行迁至辽宁省内陆的建平县。被迁者到那以后，死亡、外流的不少。”
根据李若建老师研究：“文革期间，普遍发生将四类分子驱逐出城市，强迫迁往农村的情况。文革初期北京市有8.5万多人被扣上‘地、富、反、坏、右’的帽子驱赶出北京。天津市1969年7月统计全市有4.2万人被遣送农村，其中，各种‘分子’1.6万人，随遣家属2.6万人，估计当时全国被从城市里驱逐的四类分子及其家属超过百万人。”那是历史上的政治高低端概念。
中共户籍制度最大的变相的清理、限制低端人口
1949至1958年期间，并没有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人们可以自由迁徙。1958年1月9日，中共颁布了第一部户籍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确立了一套较完善的户口管理制度，它包括常住、暂住、出生、死亡、迁出、迁入、变更等7项人口登记制度。这个条例以法律形式严格限制农民进入城市，限制城市间人口流动。
题为《违背人性和制造不公平的户籍制度》的文章称：在所谓改革开放时至今日30多年，在错误时期产生的错误制度依然没有被纠正乃至废除，依然发挥其魔力对国人制造种种不公平现象和造成许多人的心灵创伤，在制度上人为地制造不平等阶层和身份标记以及由此产生阶层矛盾，这是违反人性自由平等原则的。
文章还指出：我国自封建社会时期的周朝(我不认同周朝是奴隶制社会)到以秦始皇为肇始的漫长的二千多年皇权专制社会(我同样不认同那是封建社会)，平民都享有在本国自由的迁徙权利，自古皆然。如果当权者盲然剥夺了国民的迁徙权利，毫无疑问当权者已丧失了人的基本常识和正常逻辑。
来源：阿波罗网马晏综合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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