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温家宝当政时期，外界称“政令不出中南海”，现任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也一再遇到这种窘境。陆媒报道，在过去5年多来，李克强为此专门召开了50多次中共国务院常务会，多次发怒。近日，中共央行和银监会就防控金融风险中央行职责调门相左，互不买账。
据中国网2月11日报导，本届中共国务院5年来，召开了近200次常务会议，超过50次审议与“放管服”相关的议题，是当仁不让的“重头戏”。
所谓的放，就是中共各级政府该放的权一定要放；管，该政府管的事一定要管；服，让民众少跑腿、不添堵。报导说，通过“放管服”，审批公章要越来越少，“奇葩”证明取消。
李克强曾在2016年3月的一次国务院会议上称，“简政放权是反腐败的治本之策。”“坚决破除寻租‘潜规则’，以减权限权促源头反腐。”
李克强在2015年4月15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曾批中共“部长们参加的国务院常务会已经讨论通过的一些政策，现在却还‘卡’在那儿，让几个处长来‘把关’，这不在程序上完全颠倒了吗”？是“闹笑话”。
同年4月21日的国务院常务会上，李克强再次狠批政策被“卡”现象：国务院领导“常常半夜拿到特急文件立刻就批了，但有些部门、地方的文件却经常在那里原地‘转圈’。”李克强怒道：“不能让文件再在处长、司长那里一层一层地画圈了”。
石实说，但放权就意味着中共各级官员不能再利用一些审批权而敛财，所以就形成了中共整体利益与官员间个人利益的矛盾问题，这也是为什么当局仅为一个“放管服”就专门开50次国务院常务会的原因——放权改革遇到各级官员的强力阻击。
石实表示，在中共专制制度下，是人治、不是法治，各级官员都是特权思想，就是想利用权力敛财，如果在民主的体制下，官员都是民选，你不好了就得下台。所以根本上来说，还是体制问题，不废除专制体制解决不了实质性问题。
中国金融监管权斗激烈央行反击银监会
据《财新网》2月11日报道，中国行研究局局长徐忠表示，近年来，中国金融市场风险事件频发，凸显防控化解风险的紧迫性。但由于各方对风险症结认识不尽相同，开出的药方也各有差异。在当前金融乱象频发的环境下，应进一步强化央行的统筹作用而非简单的协调作用
这和此前官方表态不同。
2017年7月14日至15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提出，设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该会议闭幕后，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7月17日主持召开央行扩大会议，其中提出，中国央行要“履行好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办公室职责，加强金融监管协调”。
2017年11月8日，官方发布消息，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成立，并召开了第一次全体会议。并且明确定调：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是“作为国务院统筹协调金融稳定和改革发展重大问题的议事机构”
2月6日，中国银监会官员撰文表示，中国金融行业完全实行综合经营条件尚不成熟，仍应分业经营。
中国银监会业务创新监管协作部主任李文红发文认为，当前中国完全实行综合经营的条件还不成熟，在今后一段时期内仍有必要保持分业经营这一基本框架。做出这一判断主要是考虑到银行业与非银行金融业态在盈利模式、资金来源、风险承担、企业文化等方面具有区别和目标冲突，以及中国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和风险管理体系还不健全、金融监管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等因素。
李文红表示，总体上看，中国的金融业总体仍保持分业经营格局。实行适度分业经营制度，有利于实现风险隔离，防止局部风险交叉传染而放大为系统性风险。
在徐忠的文章中，疑似反击中国银监会。徐忠表示，从中国情况看，无论是设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的决定，以及十九大提出的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管理的双支柱调控框架，都集中体现了监管改革的方向是加强央行统筹、完善体制、补齐短板、堵塞漏洞，而非回归分业老路。
毋庸置疑的是，中国经济的金融风险越来越大，以至于官方多次提出防控金融风险。2016年以来，有一个词语在官媒报道中出现的频率非常高，就是“防控金融风险”。在2017年，维护金融安全首次被提高到了前所未有高度。习近平当局更是反复提及“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徐忠的文章似乎也有向当局喊话的意味，他写道：近20年的实践表明，由于央行没有监管权，但事实上承担救助责任，权责不对等，难以有效应对监管宽容和道德风险，导致处置成本高昂，无法及时防范和有效化解金融风险。
阿波罗网林亿综合报道
来源：阿波罗网林亿综合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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