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央视网的一篇文章列举已落马的黑恶势力〝保护伞〞，其中重庆市司法局原局长文强居首，有暗示支持薄熙来重庆〝打黑除恶〞的嫌疑。时事评论员崔士方分析，中共历次“严打”运动都是走过场，并指出其中的两个原因。
2月7日，央视网题为<落马官员中的〝黑恶势力〞：开赌场霸煤矿开枪杀人焚尸泄愤>的报导中提到，1月份，中共中央关于〝扫黑除恶〞专项行动的《通知》和全国公安机关电视电话会议都强调，〝扫黑除恶〞要和基层反腐〝拍蝇〞结合，深挖黑恶势力背后的〝保护伞〞。
报导随后列举了7个涉黑的落马高级官员，第一个就是已被薄熙来处死的重庆市公安局原常务副局长、重庆市司法局原局长文强，并称其为重庆市〝最大的黑社会保护伞〞。
文章重复了当年重庆当局对文强的指控，称其包养情妇，强奸幼女，组织和纵容妇女卖淫；并为黑社会团伙提供保护，任期内全市1400多起命案未破，500名杀人犯在逃等。
公开资料显示，2009年7月，薄熙来在重庆启动〝打黑除恶〞专项行动，文强案是此次行动的首要大案。2010年7月，被判死刑的文强在重庆执行注射死。
文强在位时，被称为重庆〝黑社会大佬〞，贪污、受贿、强奸等无恶不做，并在江泽民对法轮功〝杀无赦〞的政策掩盖下造恶深重。
但外界认为，薄熙来扳倒文强真正原因并不是因为他涉黑，文强只是薄发动政治运动的祭品和中共内斗的陪葬品。
薄熙来当年发动〝打黑除恶〞运动，除了藉机扳倒政治对手之外，也将近千名民企老板打成〝黑社会〞，掠夺了他们的巨额财产。重庆〝唱红打黑〞成了复辟毛泽东路线的代名词。
中共十八大前，有6名时任中共政治局常委都曾到重庆为薄熙来〝唱红打黑〞站台。但随着薄熙来的倒台，〝唱红打黑〞被视为薄熙来〝反党路线〞的象征，成了中共的一个禁忌词汇。
北京当局此次部署专项行动，特意将沿用多年的〝打黑〞说法改为〝扫黑〞，也被认为是刻意与薄熙来划清界限。
薄熙来借助〝打黑〞之名，打击异己，侵吞民营企业家财产，整个打黑完全变了样。
中共在文革之后，共开展过四场「严打」，1983、1996、2001、2010各一场，力度最大、杀人最狠的是1983年那场。但是每次「严打运动」之后不过几年，犯罪很快就出现反弹，于是乎走进了一个「一乱就打、一打就好、一好就松、一松就乱、一乱再打」的历史怪圈。
时事评论员崔士方分析，这种怪圈至少有两个重要原因。
其一、治标不治本。「扫黑除恶」如果不能清算中共党文化、荡涤人心，用真、善、忍的普世价值重新填充进去，仅仅表面上棒打几个「黑社会小喽啰」，是不会起什么作用的，人心不变，出现反弹是迟早的事情。
其二、贼喊捉贼。每次「严打」，无可避免的要依赖最为强力的部门——公安机关。然后上头有政法委（小组）的指挥，公检法穿同一条裤，砍人头如割韭菜，刑讯逼供、办案异常草率。
公安机关的权力触手可以合法地延伸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地方政府不论是办合法还是违法的事，都需要公安机关「保驾护航」。此言是也。
中共治下的公安机关具有双重身分，既是「大贼」，也是「抓小贼」之人。
当他们为地方官员办违法之事鸣锣开道（如强拆），充当地方黑社会组织、娱乐场所的保护伞（甚而自己搞黑社会、放高利贷），打压维权律师、异议人士，迫害法轮功、地下教会等信仰者时，他们自己就是「大贼」。
而在平时的维护治安，侦破刑事罪案之时，他们却是「抓贼人」。
如今「扫黑除恶」令旗一展，岂不是要公安抓公安自己，能办得彻底吗？所以，不破除这种贼喊捉贼的机制，很难想像新的一轮「严打」能走多远。
阿波罗网林亿综合报道
来源：阿波罗网林亿综合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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