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还在北京时，就听“小道消息”说过，毛泽东入主中南海以后，有两个地方没有再踏足，一个是近在咫尺的北京故宫，另一个是曾经成为中共“陕甘宁边区”首府的延安。
毛某年青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小职员时，想必参观过故宫；至于延安，那是他发迹的主要根据地，按他自己跟女作家丁玲“鬼混”时打情骂俏的说法，叫做“偏安的小朝廷”。
毛某为什么当上“准皇帝”以后，不愿意再进故宫看看？为什么不愿意到那个老解放区的宝塔山下故地重游？是不是有什么心理上的障碍？那就要进一步“研究研究”。
这里要着重谈的是延安。那是最早唱起《东方红》，把毛某歌颂为“红太阳”的地方；那是刘少奇第一次创意提出“毛泽东思想”，树立他的“绝对权威”的地方；那是他领导“延安整风运动”，用恐怖威慑手段整肃折服大批知识分子的地方；那是他指挥全国“解放战争”，最后武装夺取政权的地方。
至少，他建立国家成为“伟大领袖”后，也应该去看望那些为革命作过巨大牺牲和贡献的陕北百姓吧。为此，难免令人猜疑个中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私隐”。(博讯 boxun.com)
议论比较多的是毛泽东率领他的工农红军“长征”，1935年间落荒到达陕北以后，为了夺取最初领导革命武装在那个边区打游击，创立了一片根据地的刘志丹等人的领导权，蓄意谋害他们。毛某按照他的拿手好戏“先打后拉”的老办法，危言耸听地谴责刘志丹执行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上纲上线定性成“为消灭红军而创造红军根据地的反革命”，诬指他的红26军部队内潜藏奸细，要进行“肃反”。毛某以“中央”的名义把刘志丹等人抓起来监禁，动用酷刑搞“逼供信”，冤杀了不少刘的部属。
习仲勋当时是刘志丹手下的主要干部之一，也被关在瓦窑堡的一所监狱里。他在回忆当年的恐怖情景时，提到活埋了许多陕北的指战员。他说：“埋人的土坑都已经挖好，我们随时都有被活埋的危险。”
就在这个关头，掌握了刘志丹服从党中央，拥护他的领导权威，已经整服陕北人的毛泽东，适可而止地变换一副“英明”的面孔，下令制止抓人和杀人，把刘志丹等人全部释放归队，宣布“肃反”是严重的错误云云，他便不但不必承担滥杀无辜的责任，反而成为“救命恩人”。就这样，习仲勋才逃过了被活埋的浩劫。
即使过了这一关，毛泽东对于陕北土生土长、甚得人心的刘志丹等领导干部，仍然不放心，处心积虑必欲除之而后快。阴险的毛某便号称为了“抗日”的目的，打发刘志丹率部“东征”。结果在黄河以西的三交镇渡口，与阎锡山的军队发生遭遇战，报告说是一廷敌人的机关枪在扫射进攻的红军时，打中了刘志丹的心脏，使他“壮烈牺牲”。毛某为了利用刘志丹在陕北人民心目中的崇高威望，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把保安县改名为“志丹县”以资永久纪念，并为他亲笔题词等，实际上是“烟雾弹”罢了。
刘志丹死时，年仅33岁。对于他的死因，当地干部在当时就有许多疑点，要点是一起参战的战友知道他既不在冲锋队伍之中，更不在交叉火力点之内，而是在离现场200公尺外的小山头上观察战事。刘死时，他的警卫员被支走找医生，只有毛某派去“保护”他的政治保卫局特派员；一看其胸前伤口，明眼人都知道子弹不是从胸口打进去的，而是从背后打出来的。
在刘志丹死后，他所部的两位指挥员杨琪和杨森，也同样在战斗中离奇地“被击毙”了。但是，慑于毛某的淫威，谁都“心知肚明”却不敢吱声。直到毛泽东于1976年死掉以后，一些老陕北的干部才逐步有些人士提出审查党史这一笔陈年公案。
与刘志丹之死的案件相关还要提到，60年代初，刘志丹的弟弟刘景范的夫人李建彤(1920–2005，曾任中国地质科学院党委副书记，喜爱擅长写作)，写出一部描述她丈夫的兄长刘志丹英雄一生的长篇小说。1962年脱稿后，尚未出版就被一些报刊连载、转载，好品如潮。不料在1962年9月间“毛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八届十中全会”期间，有一个与会叫阎红彦的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兼“昆明军区”（大军区）第一政委，向康生告密，说这部小说是有意炮制的“政治阴谋”，目的是为陕北以及高岗“翻案”。阎红彦也是陕北出身的老干部，曾派到莫斯科留学，和康生关系密切；刘志丹死后，毛某就委派他接替刘掌管陕北的部队，成为其可靠的代理人。毛某依据康、阎的报告，在全会上亲自宣布把《刘志丹》定性为“反党小说”，点名看过小说原稿的习仲勋是“黑后台”，揪出了一个“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反党集团”，立即撤职查办，“一网打尽”。
进入“文革”以后，“《刘志丹》文字狱”继续升级扩展，以配合毛某的“炮打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不但西北老干部被揪斗、被关押、被残酷迫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甚至株连延安地区陕北红军老根据地的一般干部、普通群众，多达60,000人受害。连已经死去30年、过去被肯定为革命英雄的刘志丹，也追究给他扣上“叛徒”的帽子，进行批判。《刘志丹》不过是赞颂一个革命人物的小说，通篇内容既不反党，也不反毛，毛泽东为什么那么仇视刘志丹呢？这里面就大有值得探索的“猫儿腻”了。
关于刘志丹之死的疑案和《刘志丹》的文字狱，对于中共来说还有一系列没有完全认真解决的问题；远未把真相向人民和历史作个清楚的交代。吾人期望国务院已故前副总理、有“好干部”声誉的习仲勋同志，即将在党的“十八大”出任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的儿子习近平同志，能够像乃父做一个正派的、正直的政治家，抽出一定的时间，把这几档子事处理好，加以正确的了结。
来源：原载《澳洲日报》《不老屯漫笔》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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