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人大会议上习近平修宪成功，并去除国家主席任期的限制，而且还将通过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俨然已成为政治强人，意欲带领中共走向强盛。时事评论员文昭表示，习近平的一人之强恰恰体现出的是整个中共体制的衰弱。历史学者章立凡表示，这次修宪后又回到了1975年的文革宪法，为个人独裁奠定了基础。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程晓农认为，如果习近平能稳住权威，很可能带领中国重回统治成本低廉的独裁时代。当局的经济资源快要耗尽时，便转向个人集权领导模式。
美国主要报纸《华盛顿邮报》3月13日星期二发表三位专家的解惑性文章，标题是，“习近平这就变成了中国的强人了吗？不见得”。
写出这文章的三位专家分别是，艾丽卡·弗兰兹，密西根州立大学政治科学副教授；安德利亚·肯德尔-泰勒，国家安全委员会俄罗斯和欧亚部副情报官；约瑟夫·莱特，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政治科学副教授。三位专家的文章说：
“眼下正在中国持续发展的并不是典型的强人政体。习近平依然是在中共相当制度化的体制内运作。高层官员在有忠心的情况下通过中共的机构获得升迁，能力依然是获得提拔的一个重要标准。研究显示，在一个像习近平这样的领导人是通过现有的政党崛起（而不是他自己另起炉灶）的情况下，那个政党就对一个领导人试图控制其系统有更强的抵抗力。
“在2012年，中共试图寻求一个强有力的、有决断力的领导人以便使中国国内的人再度对中共政权产生敬畏。中共作为一个党派，尤其是中共内部默认习近平大力抓权的人以为，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来克服公众越来越强烈的不满，尤其是对胡锦涛在位10年所积聚的贪污腐败的不满。中共选择了习近平，得到了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但其强势如今使它后悔莫及。”
文昭：修宪习近平真的赢了？习强人背后藏着一大虚弱
时事评论员文昭13日表示，习近平的一人之强、体现出的是整个体制的衰弱。如果以一个人的生命历程来做比喻，中共确实已经进入迟暮之年，所谓气虚体弱体现在这个体制里的关键分子们都意志薄弱，坚持自己的主张做负隅顽抗的决心淡泊。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共依靠皮鞭和铁拳来降伏社会，导致中国社会怕事懦弱之风盛行，然而在统治集团内部也是同样，对下级声色俱厉、对上级只敢阿谀奉迎，软骨病盛行。
这个体制目前的衰弱甚至还超过了习近平自己的判断，哪怕习近平今天再多走一步，改成总统制，把决策权直接拿到总统的内阁里来，甩开共产党的中央政治局也能做得成，也没人敢反对。
只是习自己受制于保党的这个心魔走不出这一步而已，是他自己想挽救党。哪怕真走到刚才说的这一步，其实也没人站出来，誓死捍卫党性——我就对党忠诚，谁要篡夺党的权力我就要和这个乱臣贼子死磕，早就没有这样的人了。这个体制整体的衰弱程度已经无法自发凝聚起任何有效的抵抗。
习近平反腐五年，政治局委员这一级的只拿掉了：周永康、郭伯雄、徐才厚、薄熙来和孙政才。在任的政治局委员拿下的只有孙政才一个。其他几个都是退休交权了才拿下的。把他们全算上，中央政治局里“中枪落马”的比例也不过20%。十八届中央委员会里到2017年上半年被查的也仅仅有29人，中央委员14人、候补委员15人，占总人数的比例10%都不到。仅仅这种程度的整治，就驯服了体制，剩下的人就胆战心惊、俯首贴耳了。
可是你要知道斯大林的大清洗下手有多重吗，1917年十月革命期间的六位政治局成员里，除了斯大林一人独霸，剩下的五人里四人被处死；还有一个其实也算被处死，就是托洛茨基，他被开除党籍以后流亡墨西哥，后来被苏联间谍所刺杀，也相当于被处决了。除了斯大林本人之，其余几位全体“阵亡“。
从十月革命后到1924年列宁去世之前被选入政治局的七人里，四人被处死、一人自杀，幸存的只有两人，莫洛托夫和加里宁，阵亡率达到71%。1934年参加苏共十七大的1966名代表里1108人被捕，这些人基本上都被处死或死于狱中，“阵亡率”达到56%。
苏共和中共（包括越共、柬埔寨共产党这些小共产兄弟）同样能做出逆文明潮流而动的、令人瞠目结舌的罪行，那凭什么现在它就要与文明接轨了呢，只能说是世界范围内共产党气数的衰落，不是它开化了、而是它衰弱了。
章立凡：一党专政从未变，中国重回1975年
历史学者章立凡3月13日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新时代的说法从十九大时就开始使用起来了。现在当然是一个节点。其实，一党专政从来没有变，是不变量。无论集体领导或者个人领导，独裁都是不变量。党魁没有力量时是集体领导；党魁可以高度集权时就是个人独裁。毛之后没有那样的强人，所以形成各个山头大佬开家族会议的模式，就像黑手党。
本次有趣的是，一党专政性质也在修宪中体现了，而不光是改主席任期。修改的宪法说，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后面加上中共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个定语回到了1975年的文革宪法。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用宪法来规定一个政党的执政地位。
章立凡强调，这点中共做到了，可说是为个人独裁奠定了基础；否则的话不可能实现个人独裁。毛的独裁就是建立在一党专政的体制之下。
程晓农：即使习掌全部权力，也将回到独裁时代，离不开“钟摆论”
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程晓农在2016年3月接受美国之心采访时认为，共产党国家的最高领袖，除了北朝鲜和古巴坚持血统继承制外，其他国家的权力交接轨迹非常清晰，基本是权斗的结果。
中共传到今天的第五代，其执政模式在独裁和集体领导之间如钟摆般摆动。习近平如果能稳住权威，很可能带领中国重回统治成本低廉的独裁时代。
程晓农
另外，在2016年2月2日，他在美国之音政论节目中就介绍了他的研究成果，即共产党领导模式的“钟摆论”，指出这类政权的领导模式通常都在集体领导和个人威权之间来回摆动，但这种摆动不是随意的。
他描述说，一般来说，第一阶段，共产党建政初期，往往都是集体领导，苏共在列宁时代、中共在50年代初都是如此。但党内高层的政治气氛决定了最高领导人容不得对自己的批评，清洗有不同意见的高层成员必然成为常态，最后个人崇拜大行其道，最高领导人如斯大林和毛泽东的个人威权和个人专断就取代了集体领导，进入领导模式的第二阶段。个人威权的领导人去世后，就进入第三阶段，重回集体领导，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从华国锋、邓小平到胡锦涛，基本上都是如此。苏联在第三阶段的末尾解体了，而中国现在进入了第四阶段，即重建最高领导人的个人威权。
程晓农认为，领导模式的选择与统治需要有密切关系。斯大林和毛泽东都急于完成工业化，建立强大的军事工业，这需要最大限度地集中资源，把老百姓的生活需要降到最低限度，同时要打击党内为民请愿的官员，消灭任何不同声音，于是一种依靠对领袖的个人崇拜和大范围政治清洗的统治模式就建立起来。
斯大林和毛泽东死后，接班人往往需要平反过去的冤假错案来赢得民心，同时给老百姓一些实惠，建立权力后继者的合法性，赫鲁晓夫和邓小平就都是如此。在此过程中政治精英的全面腐败就死灰复燃，而勃列日涅夫和江泽民、胡锦涛这样的领导人则通过允许腐败来换取官员们的顺从。
他还说，用腐败换政治稳定，会大量消耗当局掌握的经济资源，这种局面能否长期维持下去，最后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经济条件；当局的经济资源快要耗尽时，或者是倒逼改革，比如苏联，或者是“拧紧螺丝”、堵住“跑冒滴漏”，由此便转向个人集权领导模式。
阿波罗网林亿综合报道
来源：阿波罗网林亿综合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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