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日，美国宣布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自1989年以后，酝酿的一项批评中共侵犯人权的决议从未获得通过。两位国际人权活动家的亲历自述显示，中共成了人权理事会的主宰，纵横捭阖、威胁非政府组织及小国政府，让它们保持缄默，并毁掉真正人权捍卫者的事业。此外，中共前检察官沈良庆引用联合国观察组织数据表示，在这种情况下，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起着反人类、反文明、反自由的作用。
美国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6月20日，美国驻北京使领馆贴文：今天，美国通过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来表达对一些世界上最严重的人权侵犯者的反对立场。通过提升和保护侵犯人权者并参与针对民主国家的诽谤活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对其自身、其成员及其建立之初的使命都是一种嘲弄。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每年召开3次会议，检视全球人权状况，理应具有道德权威。然而，理事会的47个成员国，却有14个被人权组织「自由之家」界定为「不自由」国家。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黑利：“委内瑞拉、古巴、中国（中共）、布隆迪、沙特阿拉伯，都占了一席之地。”
大陆安徽前检察官沈良庆在他的推特上表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反人类反文明反自由作用：根据非政府组织《联合国观察》对人权理事会官网公布决议文件的统计，该理事会自2006年成立以来总共发布135个谴责决议案，针对以色列68个，叙利亚20个，缅甸11个，朝鲜9个......未能通过一项针对流氓国家中共和俄罗斯的谴责决议。
两位国际人权活动家的亲历自述
旅美学者何清涟在个人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迟到12年的行动，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黑莉在华盛顿宣布，美国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理由是该理事会对以色列“存在偏见”及“无法有效保护人权”。12年前，美国曾因中共暗中操纵人权委员会而要求退出。在英国等劝说折冲之下，联合国解散人权委员会，成立人权理事会取而代之，勉强将美国留在该委员会。
西方国家其实明白一条：没有美国参与的联合国（事务），啥也不是。但这边必须顾着中共的经济利益。美国离开人权理事会，俄罗斯申请加入，今后会不会出现这样的荒谬奇景：某天UN人权理事会通过决议，谴责美国在某地区造成的人权灾难？
另外，何清涟在她个人“清涟居”上曾介绍了美国的两位人权活动家的自述，披露中共是如何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搅局。
原文如下：
《中国人权论坛》2010年第3期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是中国人权（纽约）对联合国资深人权活动家菲丽丝•盖尔（Felice Gaer）的专访――“在人权问题上与中国的交手：联合国的迷宫”（http://gb.hrichina.org/public/contents/22454），另一篇则是前美国国务院民主人权和劳工局特别顾问艾米•加兹登（Amy Gadsden）根据亲身经历所写的“对抗、合作、倒退”（http://gb.hrichina.org/public/contents/22458）。这两篇文章道尽了国际社会推动中国人权进步的艰难，表达了作者们对这个问题的深刻体悟与无奈。
为了理清联合国的人权“迷宫”，我将菲丽丝•盖尔的长文要点概括如下：
第一，中共虽然接受了许多国际人权准则，却往往试图废除监督机制的功能。典型例子是中共曾用各种方法把人权委员会变成近乎无能的机构，在人权委员会召开的会议上，无法对中共指名道姓地直言谴责、无法通过任何针对中共的决议。
盖尔直言那些参加人权委员会的第三世界国家有利益考虑。一个小国如果成为人权委员会成员，可能获得中共大额援助以修筑公共设施。
因此，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自1989年以后酝酿的一项批评中共侵犯人权的决议从未获得通过，因为每次这些决议被提出时，就会有某个国家提出所谓“不采取行动的动议”，要求搁置决议。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表现了欺软怕硬的特点，几乎所有有关其他国家的谴责决议都能快速通过。
第二，中共政府很擅长威胁NGO及小国政府，让它们保持缄默。如果某位代表对中共有所批评，中共通常会施之以恐吓威胁的报复手段作为回应，包括毁掉某个外交官的事业。
丹麦曾于上世纪90年代在人权委员会提出了一项针对中共的决议。在这之后，中共一方面孤立丹麦，另一方面对其施以贸易制裁和其它威胁手段，丹麦被迫在第二年表示退让。
出席人权会议的民间组织的代表往往遭到中共警告、敌意摄像和公开斥责等手段威胁。中共政府这种做法几乎让所有参与者精疲力尽，大多数国家或者组织都会在中共咄咄逼人的攻势下妥协退让，只有美国仍然坚持坦率地提出一些问题，比如会在人权理事会的定期审议过程中提到具体名字和人权案例。
第三，中共很善于利用自身做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优势，并利用各种国际规则为自己服务。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联合国内有不同寻常的影响，中共也理解与国际机构打交道需要人员和执着。
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因未曾就中国的文革浩劫和普遍存在的人权侵犯表态而丧失声誉。但在成立新的机构人权理事会时，中共政府在小国之间纵横捭阖，发出的声音特别响亮，其目标就是要限制这一新机构的审查功能。
艾米•加兹登的文章标题是“对抗，合作，倒退”，这本身就很能说明中美两国自90年代中期以来在人权交流合作上的曲折历程。
1997年至1998年的美中峰会确立了从人权到法治的方针，2000年至2010年，美国则从言辞到现实。直接资助中国的人权与法治项目。为了让中共政府放心，这些项目选择了政府机构、人大及其他中共政府信得过的机构。
中美双方对这些项目的评估完全相反：美方认为，“通过这些有关民主、人权与法治的项目援助，使农民工、艾滋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提高了对自身权利的认识、促进利益相关方面参与制定地方一级环保政策的项目和许许多多其他的类似项目。这类活动增加改善了作为中国现政权的两个主要目标——治理和稳定，以更传统的方式促进了中国的人权。”
但中共政府对这些项目的态度则从开始的欢迎转变为目前的怀疑否定，转折点发生于格鲁吉亚和乌克兰两国的“颜色革命”发生之后，中共国家安全机构认为，这些合作项目是美国安放在中国的“特洛伊木马”，目的是在中国策动“颜色革命”。
我在一些电台的听众热线节目中，了解听众对国际社会在促进中国人权进步方面有不切实际的幻想。通过阅读这两位资深人权活动家的文章，也许可以明白：促使中国人权进步，所有外在压力只能起较次要的推动作用，关键性的原动力应该来自于中国人民自身的不懈努力并付出较大的牺牲。
阿波罗网孙瑞后报道
来源：阿波罗网孙瑞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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