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导演冯小刚（左三）及主要演员
前央视著名主持人崔永元手撕娱乐圈，成为各界聚焦的中心。德媒刊发政论家评论称，崔永元的“公报私仇”在不经意间击破了中国表面上“稳定”的幻觉，让王岐山所关心的消除革命外部条件的努力变成酝酿新革命的条件。时事评论员文昭表示，崔永元这回捅出的最大篓子是把中国的工薪族和中产阶级们“不患寡而患不均也”的思想激发出来。
《德国之声》6月7日刊发中国政论家白信的文章称，2012年，北京流传王岐山向中共党内推荐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王和这本书以及北京对两百多年前法国大革命的想象和恐惧，构成了中共十八大前夕的政治气氛，从而帮助了习近平就任党的总书记，然后顺利地清洗了政治竞争者周薄徐令集团和实现前所未有的集权。
作者指出，这是种“稳定”的幻觉，比如在最近一件演艺圈的八卦新闻，或者个人恩怨，不断放大的过程中就被击破了。
原央视名嘴崔永元针对名导演冯小刚、名作家刘震云、名演员范冰冰正在制作的电影《手机2》在自家微博发飙，指责对方曾经在十五年前拍摄的《手机》中影射自己，给自己和家庭带来了精神上的痛苦，现在又不思改过，再次高调宣传《手机2》，这是在自己的伤口上抹盐。并手撕范冰冰，引发民众对明星“阴阳合同”，天价报酬，以及是否偷税漏税的热议。
白信文章指出，今天的中国经济，无法避免人们因为在这种巨大的税负不平等产生巨大不满、起而反抗，如同中国古代历代王朝没落阶段的困扰，人民“不患寡而患不均也”。
文章将中国实现对比路易时代的法国，“臣民百依百顺，这个政府是如此地富于侵夺性和专制特征，但一当它遇到最微小的反抗，它便不知所措，最轻微的批评也会使它惶惶不安，简直到了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地步……”然后，一场大革命就发生了。
文章指出，崔永元所代表的，在演艺圈的资本竞争和审查游戏中--那本来就是一个技术官僚和大资本的共谋游戏。
随着电影工业成为中宣部今年接管电影局之后的清理重点，旧的审查官僚和演艺明星、导演们之间的共谋关系和利益纽带也开始自我崩溃。当中国无数新兴私人资本春风得意时，并未察觉法西斯主义的危险正越来越近，他们可能成为当局为预防大革命爆发的替罪羊，一如2008世界金融危机中那些作为替罪羊的高管和操盘手。
文昭：捐税不公平最容易在不平等之外再制造孤立
时事评论员文昭在6月8日自媒体节目中表示，崔永元这回捅出的最大篓子是中国的工薪族和中产阶级们，看到明星大腕天文数字的收入，却能有各种办法逃税；而自己相比之下微不足道的收入却被税务部门明察秋毫，一分钱也赖不掉，由于这种明目张胆的不公平从而产生强烈的愤慨。
正像有个网友给我留言中谈到的，连居民房产税都要开征了，对明星大腕们的天价片酬却长时间睁只眼闭只眼，凭啥呀？
文昭提到，正如法国人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所说的：“在所有把人和阶级加以区分的措施里，捐税的不平等危害最大，最容易在不平等之外再制造孤立”。交税负担的不平等之所以最容易引起愤慨，是因为它的结果通常是表现为，承担税负最重的群体反而是低收入群体，收入高应该多纳税的人反而按比例来说是最低的。
文昭还谈到，老子说：“天之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大家收低、被刮得狠就算了。最受不了的是人与人气死人。税负之所以出现不公平，通常都是和政治体制的不公平有关，能在不公平政治体制中发财致富的，总是和权力保持着特殊关系，因而在税负上也受到权力的特殊照顾。
胡少江：崔永元发飙事件折射中国社会病态
评论员胡少江6月8日在自由亚洲刊文表示，网络大众对事件中的明星们俨然是同仇敌忾。不过在我看来，这种同仇敌忾主要不是因为这些明星有逃税违法的嫌疑，而主要是因为他们与政府主流意识形态心领神会的长期配合，更是因为他们在政府的支持和默许之下发了大财。
胡少江说，自己是一个经济学人，对于商人和明星们在市场环境下发财向来没有不满，但是对于有著专制制度作靠山而混得风生水起的不良文人和红顶商人们总是不以为然的。想必这也正是中国大众通过崔永元对明星们不满一个原因。
同时，大众们认为范冰冰领取「国家精神造就荣誉」是对这个社会的一种讽刺。其实，所有极权制度下的「国家精神」都不是甚么好东西，无外乎是臣服精神、阿谀精神、嫌贫爱富的精神、欺软怕硬的精神和不问是非只问成败的精神。
那些健康向上的人类普世价值是不会被当权者所承认的，也是不会在极权制度统治下的社会中发展壮大的。考虑到这一点，对范冰冰们得个甚么国家精神奖，也没有甚么值得大惊小怪的。我倒是想，中国人不去公开指责那些脑满肠肥的统治者们，只是针对没有权力的人发怒，似乎也有点欺软怕硬的味道。
阿波罗网林亿综合报道
来源：阿波罗网林亿综合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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