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家捷
七月二十六日凌晨，叶新走了，在入院将近一年之后。那么一个才华横溢的人，那么一个意气风发的人，在病床上只有很浅的意识，几乎什么都想不起来了。所以，他走时没有遗憾，没有痛苦，他很安详。五月二号我和小弟去上海看他，告别时还说，天凉了再来看你，想不到，那竟然就是永别。
我们好了一辈子。
在我二十岁生日的那一天，收到沙叶新从上海寄来的一函纪念鲁迅的画片。封面里侧他题写了鲁迅赠瞿秋白的对联：“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那时他在华师大念书，没有钱买更贵重的礼物了。我们不是兄弟，胜似兄弟，斯世都以同怀视之。
我们两个都在南京市五中读了六年书。其实他比我早一年入学，初二的时候，他患脑膜炎休学一年，所以到高一的时候，我们成了同班同学。据说，患脑膜炎的孩子会有智力损伤，可是他却相反，脑子越来越好。那时我们比赛背诵龙榆生先生编注的《唐宋名家词选》，他一口气可以背出半本书的词目，我只能甘拜下风。他后来在华师大读书，成了老先生的及门弟子，于是他专门买了一本《唐宋名家词选》，请龙先生题了词寄给我。这本书至今是我的珍藏之一。
高中时代，沙叶新在我们班上还真的说不上出类拔萃。同班的王立信，已经在《少年文艺》发表了不少小说。更厉害的是王善继，在一九五五年的《人民文学》优秀作品评比中获一等奖，奖金五百元，当时算得上是一笔钜款。因为，在学校包伙，一月只需八元（王善继毕业后回到河北蓟县家乡，“文革”以后失去联系）。从中学时代，沙叶新的兴趣除了文学，就是玩。他的乒乓球，打遍学校无敌手。大学时代，他入选上海大学生代表队，和李富荣一起打过球，曾经打过国际比赛。一九八〇年，我在上海电影厂文学部写电影剧本，文学部传达室后面有一张球桌，他有空就来找我打球。那时我们刚刚四十来岁，身手还算可以。最可笑的是二〇〇五年五中校庆，我们应邀返校，沙叶新手痒，要和我比试一下球技。水泥台子，地上还有积水，两人对攻，各人摔了一跤。年过花甲的人，还逞什么英雄？
他还有一大爱好是猜灯谜。那时，逢年过节，南京工人文化宫都有有奖灯谜会。他是常客。每逢他去，人家就赶他：“小沙，小沙，你走，你让我们混混！”为什么？他命中率实在太高，奖品全归他了。他在文化宫猜灯谜还不过瘾，还在学校搞灯谜会。一九五七年元旦，他在班上布置了灯谜会，奖品是大家凑的。我现在还记得贴在学校布告栏上的广告词：“有奖灯谜真有趣，请到三楼高三去！”猜灯谜在学校风靡一时。大约是在一九九五年吧，春节，他从上海回来，拉我到文化宫猜灯谜。三十多年过去，物是人非了，再没人认出他来。那天我居然猜到一个大奖，至今历历在目。谜面是“零头布柜台”，打一文体。燕尾格。谜底是“尺牍”。现在的年轻人，你让他想破脑袋他也想不出来——现在还有卖零头布的柜台吗？
沙叶新对於戏剧的兴趣，来自他的家庭。他父亲原先是鸭子店老板，京剧票友。早年，沙家的小楼上，就是票友俱乐部，每日笙箫管笛，热闹非凡。耳濡目染，沙叶新从小就会唱戏。华师大毕业后，他考了上海戏剧学院的研究生，和他的戏剧爱好不无关系。一九六七年夏天，我为了躲避单位的造反派，逃到上海避难，就住在沙叶新的单身宿舍里。那时的上海人艺基本不上班了，但是沙叶新常去，教大家学唱样板戏。人艺的单身宿舍在华山路，一家糖果厂的隔壁。晚上吃了饭，到糖果厂洗把澡，坐在躺椅上聊天。这时他会轻轻地唱戏。他的嗓音略带沙哑，还真有点“麒麟音”的味道。他的女儿起名沙智红，《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红灯记》各取一字。可见当时他对样板戏的痴迷。说来可笑，生了沙智红那是几年以后的事情。我在上海避难时，他和太太江嘉华还在跑爱情马拉松。星期天到公园约会，非要拉上我，去做电灯泡。
闲来无事，我在他的小书架上找书看，翻到一份手稿，题目是《审美的鼻子如何伸向德彪西——与姚文元同志商榷》。这篇文章发表于1963年6月27日。那时，他刚刚分配到上海人艺。提到这事，沙叶新哈哈大笑。他说，就为这事，我被人贴大字报贴到天安门了：“打倒沙叶新！”“沙叶新反对姚文元就砸烂他的狗头！”我哪知道姚文元后来做到那么大的官！很多年以后，“四人帮”垮台了，有人吹捧他是反姚文元的先锋。他仍然哈哈一笑，“我不过是和他讨论一点学术问题而已。”
一九七五年我调入南京市文化局，一九七八年成为专业编剧，我和沙叶新的交往更加频繁，我们是同行了。一九七九年，因为《假如我是真的》上演，沙叶新由此暴得大名。两个月当中，十几个省市的二十多个话剧团同时上演该剧。这是中国话剧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情。我们南京市话剧团也排了这个戏，在晨光机器厂礼堂彩排。三千多个座位的礼堂，座无虚席。演出中笑声、掌声不断。等我们装台准备公演时，上面通知来了——暂时不要公演。我们迟了一步。
沙叶新和李守成、姚明德三个人躲在无锡一个招待所里写戏，我是知道的。可是，作品出来之快，影响之大，出乎我的意料。这是他们的神来之作。“文革”之后，老干部纷纷出来工作，他们要收复失地。老百姓形容他们要“五子登科”——位子、房子、票子、车子、儿子。广大群众是敢怒而不敢言。媒体公开的说法是“反对不正之风”。《假》剧一时轰动，绝非偶然，那是有社会背景的。虽然这只是即兴之作，但是，喜剧技巧却显得十分老到。一瓶假茅台，骗子送给干事，干事送给科长，科长送给局长，局长又回过头送给骗子。一瓶酒成了贯穿道具，这是典型的“沙氏幽默”，显出他的喜剧才华。
为什么忽然不让演了？随后我们才知道，这部戏惊动了中央，惊动了中央最高领导同志。一九八〇年二月，由胡耀邦同志主持的剧本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中央领导的态度是：“最好由作者自告奋勇提出来修改，否则，暂时不演为好。”沙叶新没有“自告奋勇”，因为，按当时与会者的意见，剧本没法改。在北京开会期间，他给我来过一封信，描述参加会议的戏剧界人士的各种嘴脸，这里不提也罢。这是用讨论和争鸣的方式，否定了一个戏的存在。这也算是一个进步吧？奇怪的是，在公开的媒体上，没见到一篇批评这个戏的文章，赞扬的话更是一句没有。
《假》剧不让演，引起了巴金先生的不满。巴金说：“我不认为这个戏是给党抹黑。该谴责的是党内不正之风和我们的社会风气。”巴金还在全国第四届“文代会”上呼吁：“让这个戏演下去吧！”（巴金《再说骗子》、《随想录》合订本，三联书店，1987版）可惜没人会听他的。
此后几年，沙叶新又写了好几部新戏，比如《陈毅市长》、《寻找男子汉》、《马克思秘史》、《耶稣·孔子·披头士列侬》等等。其中《陈毅市长》片断还入选中学语文课本。可是，这些戏的影响，皆不可与《假》剧同日而语。
二〇〇七年，沙叶新、董健和我三个人，受命编辑《中国新文学大系1976—2000》戏剧卷，我们冒很大风险，将《假》剧和高行健的《绝对信号》列入选集中。幸亏得到上海文艺出版社的支持，书稿终获通过。我们在书稿的《序言》中，特别指出这部戏在中国戏剧史上的价值：“该剧在生活中是有原型的，作品将其戏剧化，写当时人人恨之而又人人难脱干系的‘走后门’之风，实际上触及了党和国家权力的监督缺失问题。剧中揭开现行体制下官僚特权阶层与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一积重难返、十分敏感的政治问题。”“三十年来的历史表明，这样的剧作是有生命力的。”联合编纂这部书，对于我们是一次十分愉快的经历。每次开会，就在中山南路我的家中。由于志同道合，工作非常顺利。工作开展之初，三个人在我的书架前有张合影。那时的沙叶新还是个胖子。重睹这张照片，令人唏嘘不已！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沙叶新成了公众人物。请他演讲的多了，约他写稿的多了，尤其是港台和境外的媒体，给他带来很大的压力。他的头脑是清醒的。他曾经用四句话概括他的处世之道：离经不叛道、崇洋不媚外、犯上不作乱、自由不泛滥。这四句话多少有点调侃的味道。但是从中可以看出，他像一个杂技演员，在一根晃晃悠悠的钢丝上竭力保持平衡，这是多么的不易。尤其是他写了《检讨文化》、《表态文化》等一系列离经叛道的文章之后，在全国第四届“文代会”上公开表示“不为权力写作”之后，他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每次出访，必有上级领导派人“问候”他，劝他不要去。如果非去不可，则会提醒他，哪些话可以讲，哪些是一定不能讲的，千万不要出乱子。如在国内，手法就简单了。二〇〇二年南京东南大学校庆，请他演讲。由于他的口才，由于他的幽默，当然更由于他的尖锐，场内笑声、掌声不断。这次演讲十分轰动，有人传到网上。于是麻烦来了。次年“五四”青年节，东大又来请他，他慨然允诺。头天晚上，他在电话里告诉我此事，约好演讲之后见面。第二天上午九时许，他的电话来了。我问他：“你在哪里？”他说：“在东大门口。”“怎么不进去啊？”“有人看在大门口，说是如果我要进去，这个集会只能取消！”我在长江路接到他，两人在一家咖啡馆坐了很久。然后送他到火车站去。二〇〇五年，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决定排演沙叶新的剧作《幸遇先生蔡》。沙叶新打电话告诉我，非常兴奋。该剧香港已经公演，上海方面不应该有什么问题。戏排得很顺利。可是在第二次连排的时候，接到上面通知：“这戏不要演了。”为什么？沙叶新说：“我连问都不好问的！”
这些年，沙叶新其实写了不少戏，国内不让演就是了。光是香港出版的作品，我就收到四五种之多。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是音乐剧《邓丽君》。二〇一三年十月，我和另外两位同学刘华俊、蒋贵生应邀出席了在香港举行的首演式（上环文娱中心）。演出前，大厅里挤满了等候沙叶新签名的热情的观众，剧场更是座无虚席。第二天，香港媒体好评如潮。二〇一六年，剧组又先后在伦敦、渥太华、新加坡和吉隆玻演出，受到广大观众尤其是华人观众的热烈欢迎。什么时候沙叶新的戏可以在国内公演呢？我们有理由希望这一天的到来。
我和沙叶新，我们是通家之好。彼此的兄弟姐妹包括子女间，亲如家人。他常常要去美国、香港或者欧洲，每次回来，都有我的礼物。主要是书，是在国内买不到的书。他对我的关心，细致入微。他在美国买到一种切药片的小盒子，万里迢迢带回来给我，至今我每天用它，十分方便。防治白内障的眼药水，其实南京可以买，他也在上海买好，托人带给我。九十年代初，他忽然对我说：“叫你用电脑，你就是不听我的。过几天我去美国，给你带一个回来！”听说他要从美国买，我赶紧在南京买了一台座机，现在，电脑是我每天不可或缺的朋友。叶新是我的电脑启蒙老师。在使用电脑和手机之前，我们一直保持通信。“文革”前的几十封信，被军代表带人抄家时抄去了。发还时，我生气，扔到报社铸字间的大熔炉里烧掉了。回想起来，多么可惜！“文革”之后还有沙叶新二三十封信，至今保存在家。有一次我问他：“那些信怎么办？”他随口说了一句：“拿去出版啊！”这不是书呆子气吗？那些信中，没有什么柴米油盐，大部分是对时局的讨论分析。如果公开发表，用今天的术语说，不是“妄议中央”吗？这些信件，何时才能重见天日？
前几年，他身体比较好的时候，每次回南京，我们就呼朋唤友聚会。不为吃饭喝茶，就为聊天。有一次，我们在长江路一家茶餐厅聚会，参加的有董健、王彬彬等人，好像还有拍纪录片的胡杰。出门分手的时候，他一把拉住我，要我送他上火车站。董健笑道：“他住新街口，向南，你到火车站向北，你们不顺路啊！”沙叶新说：“什么顺路不顺路？将来，我还要拉他替我送葬哩！”想不到这句话，居然一语成谶！想起来好不伤心。
沙叶新幽默机敏，那是出了名的。他在一次演讲时说：“夫人讽刺我，你一辈子工作、学习，什么都不突出，就是腰间盘突出！”我拿这话去和江嘉华对证，嘉华哈哈大笑：“什么呀？驴头不对马嘴，那是他讽刺我的！”他和某位前国家领导人（大腹便便）有过一点交往。有一回，这位领导人说：“沙叶新，你又胖了！”他居然回答说：“我和党中央保持一致！”引得哄堂大笑。其实这是个段子，在朋友间成为笑话经典。二〇〇八年，他患贲门癌开刀，体重下降五十多斤。后来几乎骨瘦如柴了。我们讥讽他：“你又不和党中央保持一致啦！”他只是苦笑而已。
一个多么聪明，多么机敏的人，怎么会患上老年痴呆？这是他自己告诉我的。二〇一五年九月十三日，叶新回来，我们在新城饭店聚会，董健也在。叶新悄悄告诉我：“前几天出门买东西回家，离家不到一百米，忽然认不得家了，打电话让保姆接我回家。这种事发生四五次了，是不是老年痴呆？”到了去年，病情有所发展，但是，我们还经常通电话。我问他，“你在干什么？”他总是回答我，“我在写作！”其实，他女儿智红告诉我，他早就不能写东西了。到了2017年8月，突发弥漫性脑梗，住进了中山医院。
“一切从简！”这是叶新脑子清醒时对亲人唯一的嘱咐。他的丧事，只有少数几个亲人在场。他不想惊动任何人。可是，人们永远不会忘记他！
作者简介
赵家捷：曾任南京市文化局艺术创作室主任兼南京市话剧团团长。江苏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南京市戏剧家协会主席。国家一级编剧。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创作话剧《天上飞的鸭子》等十余部。南京艺术学院特聘教授。南京大学戏剧影视艺术系兼职教授。
来源：戏剧与影视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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