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根的首席苏联顾问，世界政治研究院院长约翰·乐柴斯基（John Lenczowski）
约翰·乐柴斯基（John Lenczowski），一位身份显赫的先生。三十年前青年才俊的他是美国总统里根的首席苏联顾问；现在他是华盛顿DC世界政治研究院院长，也是该研究院的创办人。
在一系列希望之声电台的访谈中，乐柴斯基先生就川普总统的对华政策和当初里根总统的对苏政策做了比较，在上一篇中，他分享了里根政府是怎样支持异议人士、限制在美的苏共使领馆，以及今天的中共拉拢华人社区反美亲共。对于在美国的华人社区如何抵挡中共使领事馆的恐吓和宣传，他也提供了自己的建议。本篇记录的是乐柴斯基先生和中国人民和在美华人的直接对话。
（接上文）
人之尊严是神写在人心上的自然法则，对专制的抵抗不是没有用的
中国人民，你们拥有与生俱来的、不可被剥夺的个人权利，这些权利是由神赋予的，你生来就被赋予你的权利。作为一个人，就是他本身所带有的尊严，这些尊严让我们有别于地球上的动物或者是植物，人的价值来自于这样的尊严。
这里还有更高层的含义：人之所以拥有尊严是因为人有人类所特有的意识，他的灵魂和他的良心。人可以判断对与错，这是神写在每个人心上的自然法则。那么现在，你们的尊严被一个极权政府所践踏，你们的个人权利被侵害，使你们不能够实践和拥有人的尊严，让你不得不说谎话，要你违背自己的良心。那么人生来是要展现生命的活力的，要实现个人的成就，施展神所赋予你的才能，但是因为这些压制，这些都没法达成。
中国的情形很坏，但并不绝望，因为有很多很多普普通通的中国人，这些人比压制他们的共产党人要多很多，成千上万多少亿的中国人，你们比迫害者要多很多。因为这个原因，我们看到了在世界各国所发生的变化，在阿富汗发生的变化，在前苏联发生的变化，在当初的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发生的变化，我们看到了变化会发生的，也相信会在中国发生，对专制的抵抗不是没有用的。
在牢笼里吃饱，还是在牢笼外拥有自由？
一些中国朋友可能觉得，中国现在是不完美，人民没有政治权利，但是现在的生活比以前要好了，可以赚更多的钱了，如果还去说中共政府不好的话，风险太大了。可是，你是希望生活在一个尊重人权的国家，还是你希望生活在一个暴政之下？
伊索讲过很多寓言，其中讲了这样一个寓言，“一个狼从森林里跑出来走到一个栅栏面前，栅栏那边有一只狗，那只狗就说了：哎哟兄弟，你这狼和我是远亲，你要不要进来和我一起过，进来跟我做伙伴呀？你想想看，每天主人都给我吃东西，我天天都有东西吃哎。狼看着狗就说：你可能每天都能吃饱，但是我宁愿在森林里头自由的奔跑，自己去寻找食物，做一个自由的狼。”
那么，作为人，你想生活在牢笼里吗？还是想做一个自由的人？
在美华人要学会做一个活跃公民，让自己的声音更响亮
很多生活在美国的华人，特别是中国大陆来的人，很多人有这样一个心态：我来到美国了，这里是自由、安全的，我得忙着我的工作、买房、孩子上学……总之生活就够忙的了，不想再去说中共那些不好的事情了；而且，如果说点儿什么的话，还可能会带来风险，所以还是宁可不说的好。
其实，如果你真的想为在美国的孩子，儿子、孙子，让他们仍然能够享受自由的话，你今天就有你的责任，你在美国得做一个活跃的公民。如果你住在这里想成为这个自由国家的一部分，你想让你的孩子们将来也成为自由国家的一部分，他们的人权能够得到保障，那么，在美国这样的自由国家，人权被尊重，大家都遵守法律，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政府要取得老百姓的同意才能够施展它的权力，所以人人都是一个能够自制的人民，而不是由政府来统治或者看管我们。如果要保持这么一个自由的社会的话，我们就都要成为一个活跃的公民，而做一个活跃的公民，就意味着我们要保持警惕。
拿我自己来打比方，我现在在主持一个关于国际关系和国家安全的研究生院，我为什么要创这么一个组织？当我从很多美国人那里去为这个学院寻找资金的时候，他们就会说，这不是政府该管的事吗？政府不是在办军校吗？在办战争学院、外交关系学院吗？但是要知道，如果这件事情就让政府去做，所有跟外交相关的领域，跟外交情报、军事战略、经济战略等等之类相关的领域，都由政府去管的话，政府就会发展出他们的那套思路，他们的那一套叫做群体思维那种定式。
但是我认为不能光是这样的，这些事情老百姓都得去思考。我们在学术上、知识上、智能上要有多样性，要从私人学院的角度，强化我们的智力，强化我们的见识，在一个非常活跃、多样的学术气氛下，我们才能发展出这些关于国家重要领域的知识。
我的学院没有从政府拿一分钱，我的资金来自于关心美国自由、关心美国民主、关心美国人权和国家安全的美国公民那里。如果说在美国有这样的美籍华人，他们享受到美国的保护、美国的自由和美国的繁荣，那让他们也想想看，我相信，很多人会是这样的，他们会愿意作为一个活跃的公民，而一个活跃公民对于保持美国的防卫和美国的自由具有重要作用，因为如果美国公民不做，那谁会做呢？
一个自由的社会并不是由政府做所有决定的社会。一个自由的社会，一定是他的公民非常活跃、非常主动。对于美国华人社区来说，对于美国的安全来说，其实是处于一个非常独特的、非常优势的地位，为什么呢？因为你们来自中国呀，你们能够充分地认识到，能够清晰地了解共产极权政权它的所作所为。
在中共统治的时间内，有五千万到一亿的中国人非正常死去。很多中共执政的高官他们手里是有血迹的，这就决定了他们不可能真正的改变，今天的他们仍然在实行他们专制的统治，控制人们的思想，控制人们的言论，控制人们的行为，他们对自己人民的不断施加恐吓，不光是在中国的人，还包括在海外的华人。
如果你今天在美国了，你有说出真话的自由，你有像普通的美国人传达真相的自由。很多的美国人，他们是不了解中国是怎么回事的。那么我认为美国的华人社区，作为美国的公民，有一份非常严肃的让美国人了解中国真相的责任。当然我们都知道，现在有些美国华人在做这样的事情。但是我认为，潜在的这样的声音，可以在美国社会更响亮，响亮很多很多。
中共的真相必须由华人向美国社会传播，如当年犹太人曝光纳粹
有很多办法可以让这样的真相起作用。首先，如果你真的知道中共是怎么运作的，你可以写书，你可以上电台讲话，你可以去拜访你的国会议员，跟议员或者他们的助理来把你了解的真实情况告诉他们。有多少美国的国会议员知道中国的劳改营呢？有多少美国的国会助理知道？百分之一？当然也可能是百分之五，百分之十。但不管怎么说，这个数字一定非常非常小。但是我认为，每一位国会助理都应该知道中国的情况。
我的学院叫做“世界政治学院”（The Institute of World Politics），学院的每一个毕业生都知道中国的劳改，他们到国会去工作的人，每个人都知道，我认为这样的教育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你做为一个美籍华人，当你把你的小孩送到旧金山的一个公立学校，你的孩子在读一本美国出版的历史书，讲中国是怎么回事，可那里头半句都没有提毛泽东。但是你知道，你知道毛泽东是什么样的人，你知道他在中国当代历史上杀害了多少人。那么你就会讲话呀，你就会向学校投诉：你们是怎么教我小孩的？！
今天美国学校的课本里关于中共暴政的内容是很保留的。但是这个暴政比当初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来的还要厉害。今天每个美国人都知道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他们怎么知道的？就是因为犹太美国人的社区，扛起自己的责任，教育这个国家的同胞，关于纳粹所做的难以让人置信的暴行。犹太人建立了他们的博物馆，他们写出书籍，写出课本，让美国人知道纳粹的大屠杀是怎么回事。如果说美籍华人在美国他不做这件事情的话，人们就永远也不会知道，那么由中共这样的暴政所发动的对人民的屠杀，在历史上可能就会重演。
今天的美国有一个参议员他的名字叫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他来自佛蒙特州，他是一个社会主义者。桑德斯在苏联那个时候，我记得是斯大林统治苏联的时候，他去那里度他的蜜月，他后来住在以色列的一个集体农庄，而这个集体农庄在以色列也是亲斯大林的一个农庄。今天桑德斯在美国所推动的政策，跟委内瑞拉所实施的政策是一个方向的。委内瑞拉今天变成什么样子了！它曾经是西半球最繁荣的国家之一，它所拥有的石油储存是全世界最高的。但是在十五年内两任社会主义者总统之后，委内瑞拉今天变成了一个贫民窟，老百姓在垃圾箱里找吃的，找人家不要的罐头，人们在纷纷逃离这个国家。
那么今天的美国华人社区中，来自于中国的这些中国大陆人，你已经了解了社会主义的罪恶，如果你们不帮助美国人民来了解这些事情的话，这些灾难就会重演，因为人们会幻想，会觉得社会主义也挺好的，我们就可能会选出把这个国家带往歧路的政治人物作我们的官员。
共产主义是一种病，是意识形态的癌症
为什么说共产主义是一种病？这个原因就是知识阶层的问题。首先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它是一种病，这种病它不是工人阶层的病，它是一种意识形态，是知识阶层的一种意识形态的病，是癌症。这种癌症导致的结果，就是让唯物主义，就是物质主义，超越任何有神的信仰。这个理论是什么呢？就是你如果接受唯物主义这样一个假说，你就会自然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就是这个世界上的不公平就是因为存在私有财产，那么就要把私有化搞掉。因为马克思就说，这个统治阶级他们能够做统治阶级，就是因为他们有私有财产，他们不会自动的让出历史舞台，所以就必须诉诸暴力革命，必须把他们杀掉，这是马克思的理论。
我的母亲住在波兰东部，她是一个小生意人的女儿，同时她有大学学位，按共产党的定义，她就是压迫阶级的一员，所以她就被逮捕了，被送到古拉格群岛，就是那个著名的劳改营。她被关了两年半最后是勉强活过来了，在那关押的很多其他的人都死掉了。
这是我们要的吗？我们要在美国出现这种事情吗？我们认为这个世界或者其他的国家，应该出现这样的事情吗？这个国家的知识分子，我们美国的知识分子一点都不想谈这些事情，因为他们认为世界完全是物质的没有精神；他们就被这种计划经济、大政府来规划一切、管理一切，政府来决定社会怎么运转，被这种理念所吸引。他们不让普通的老百姓，比如说卖啤酒的张三，自己来决定什么对他是最好的。他们认为，国家或者是这些知识分子，知道什么是对老百姓最好的。这就是这些知识分子，他们所受到的迷惑。
“道德相对性”是独裁者的道德观
而至于这些知识分子，特别是大学里的知识分子，他们还非常厌恶这么一个事实，就是一个做汉堡包的生意人，能够住一个大房子，开一个很好的车子，生活比他好，他就认为我这个知识分子，比你们这些开汉堡店的老板优越得多。这种看法某种意义上说是哲学的，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妒嫉，某种意义上是对权力的一种欲望；这就包含着对社会主义或者集体主义的某种同情。这就是现在西方知识分子中存在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用我的话来说，这也是一种根本上的世俗化的观念。这种观念他认为不存在超然的力量，不存在神，也不存在客观的道德标准，他们把它叫做「道德相对性」。什么叫「道德相对性」？就是说，他不承认有客观的对和错。那么他们所说的道德标准是什么呢？就是自己认定，我觉得什么好什么就是好的，我觉得什么坏就是什么坏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整个社会的道德标准是什么呢？那就是个人标准的一种集合，一种汇集。这其实就是把社会的道德标准变成了一种权力斗争，谁的权力大谁就是正确的，谁选票多谁就是正确的，谁就能决定道德标准。如果你顺着这个逻辑走的话，那还可能意味着谁有枪，谁实力强，谁就能决定这个社会的道德标准是什么。在历史上这样制定道德标准的人是些什么人呢？法西斯主义者、纳粹主义者、共产党人，以及形形色色的各种独裁者。他们就认为不存在客观的道德标准。
那么有没有客观的道德标准呢？我认为有，但是美国的知识分子或者媒体的很多人，他们不认同这种观点。
扭转社会主义思潮的方法：教育人们这个世界的真相
要想改变或者说是归正人们的认知，就是要教育，教育。你知道吗，就像前苏联很有名的作家和异议人士索尔仁尼琴，他就曾说过：一个字的真相可以抵上整个世界。所以如果一个人能够敢出来讲真相，这个人就能够突然获得大多数，因为讲真相的一个人的力量，超过给自己封口和说谎话的一大群人！
还有就是，对于这些真相，谁害怕？那些独裁者他们害怕，他们的每天就是依靠谎言生存，那些集权政府的统治者，他对真相的害怕超过害怕其他所有的事情，所以你只要讲真相就可以了。
我的学院是世界政治研究院，我们就是试图教会我们的学生，关于这个世界的真正现实，我们要教他们识别不同的集权政府，它们的本质是什么，它们是什么形式的，它们运用权力的方法是什么，它们怎么去刺探情报的，是怎么做政治宣传的，怎么做欺骗的，怎么违反条约的，怎么从事恐怖主义的，他们是怎么违反人类的基本人权的。
这就是这个世界的现实，很多人都不愿意面对，他不想面对。因为就像刚才讲的索尔仁尼琴说的，他说这是一种“不想知道”愿望，我就是不想知道，因为一旦知道的话，我有个道德责任我得去面对它，我得去阻止它，我得做点事儿，所以宁可不要知道。
有一个很有名的英国作家叫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他写过一本很有名的书叫《动物农庄》（Animal Farm）。前一阵中共开始要求各大航空公司移除台湾的中华民国的名字，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当时白宫总统发言人就说，中共就象是奥威尔式的胡说八道。乔治.奥威尔写了这么一本具讽刺意义的教育童话，他把它叫做恐怖到不去相信，那么我把它叫做蒙目拒看，就是宁愿蒙住眼睛不愿看事实，或者叫做扎在沙子里的鸵鸟。
所以这个问题不是一个知识的问题，不是一个智能的问题，根本上就是个道德问题！就是没有勇气去面对真相，没有勇气去向你的同胞或者向当权者讲出真相。真相是我们能够拥有的最强大的武器。我们要把真相放进我们的课本，把真相放回我们的报纸，把真相放进我们的公众辩论中去。只需要几个有勇气的人来讲这个真相就够了，这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答案。
（未完待续，敬请关注）
来源：希望之声记者子涵、制作人方伟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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