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裴毅然
人被活活饿死的过程是十分痛苦的，把老百姓大量饿死的统治者是极其残忍的，是罪大恶极的。（网络图片）
文章核心提示：即便从最善良的角度，大饥饿前还可宽宥毛泽东，也许毛真的是“好心办坏事”，敢叫日月换新天，以为替国人谋了大福利行了大仁政，根本没想到竟是领着他们走进这样的“天堂”。但当大饥饿实实在在逼到眼前，已支付了巨额“学费”，当人民利益与自己的政治理想政治利益发生冲突，仍然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仍不下“罪己诏”，这还能说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吗？李锐指出：“在毛的性格中，死多少人都无所谓。”1961年9月庐山中央工作会议，毛说：“错误就那么一点，没有什么了不得。”
丁抒先生是大饥灾研究的先行者，本文多处引用丁先生的《人祸》，真诚鸣谢！
一、走偏的第一步：合作化
中共建权之初，由于连年战争，农村凋敝，人均年度拥粮仅370斤，1952年增至395斤。1949年前有的山农一年只能吃十顿白面，1953年每月可吃四五顿。山农多吃这点白面已被薄一波作为“社会主义成绩”汇报给毛泽东。就这点底子，农民刚刚过上一二年太平日子，由意识形态决定的合作化运动便开始了。苏联早就力主土地国有，认定分田到户有害于公有制的建立。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在政治局吹响合作化号角：“通过农业合作化，逐步建立农业中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限制和消灭农村中的资本主义。”1955年，农村合作化进入高潮。
可是，合作化并不如中共想象的那么美妙，农民仅凭直觉就认定合作化之路走不通：失去利益驱动必然导致懈怠刁懒，平均分配更是无法保证公平公正。由于强迫入社，农民入社前砍树杀畜卖牲口，某生产队原有生猪300多口，公社化后只剩下9口，鸡鸭更是几乎全杀光了。归社的大牲口也因饲养不善多多病死，全国锐减200万头以上。一向惜财的农民因共产失去利益驱动，“船漂出去三十多里没人管，耕牛走出三十多里没人找，社内耕牛死亡占60%。”农业副总理邓子恢向周恩来汇报：“出现比较普遍的不利于生产的现象……大批出卖牲畜、宰杀猪羊，有了钱不买生产资料。”“懒的人一天天多了，勤的人一天天少了。群众在呼喊：‘天天困在田里，困死了，困死了！做功做德把我们解开吧！’”合作化还搞“劫富济贫”，富队非要搭配穷队合并，富队不愿意，上面就是不让。极其碎屑的农活一经“统筹”，根本无法全面兼顾。农民原本自行安排自动实现效率最大化，现在却要等着干部派活，几个干部的脑袋哪里抵得上每家每户“开动机器”？
乡谚：“秋天分配来了平均主义，男女老少半信半疑；干部们没有主意，老汉们听了唉声叹气；青年人是大不满意，懒汉们是欢天喜地。”社员年终实际所得越来越少，1958～60年有的队人均年收入从37元降至10元、5元，劳动日值仅5分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说：“农民反映，社队规模大了，‘不是共同富裕，而是共同遭殃’；‘田种好种坏，反正摊到我头上只几粒谷，怕懒得（湘方言，怕什么）！’”浙江桐庐环二大队，1960年工分值仅0．0302元，社员劳动一年除出口粮仅得2．53元，一个壮劳力还不如一只老母鸡，母鸡下蛋一枚可卖五角，壮劳力出工一天仅三角余。
合作化挫伤了生产积极性最大的富裕中农。薄一波承认：“据1957年估算，全国富裕中农人数在1亿以上。这些人劳动致富的积极性受限制和挫伤，对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是很不利的。”一亿富裕中农乃中国农村精英，最主要的生产主力军，挫伤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自然连带一并摧毁了中国农业生产的基础。依照薄一波提供的数据：
1960年，粮食实产2870亿斤，比1957年的3901亿斤减少26%以上；棉花实产2126万担，比1957年的3280万担减少35%以上；油料作物实产3405万担，比1957年的7542万担减少一半多；猪的年底存栏数8227万头，比1957年的14590万头减少56%；大牲畜年底饲养量7336万头，比1957年的8382万头减少12．5%。这些农牧业产品的产量，大都退到1951年的水平，油料作物的产量仅及1951年的一半。
苏联强行推进农业集体化也造成类似恶果：1933年集体化运动结束，苏联农产量和家畜减少一半以上，直至1941年还未恢复1928年集体化以前水平。1953年苏联耕牛数量仍少于1913年。1946年，粮仓乌克兰发生大饥荒，也出现人吃人和父母吃子女的惨事。据《苏联国家经济年鉴》，1913年全俄谷物产量8600万吨，1953年仅8250万吨。
可以说，合作化运动乃是造成大饥灾的第一步原因。
二、反右失去理性过滤层
反右前，党内外对合作化弊端已看得很清楚，反对声浪渐大。1957年初，毛泽东在省委书记会议上说：“1955年上半年，党内有相当多的人替农民叫苦，跟梁漱溟之流相呼应。”
反右反右倾打掉150万精英，社会失去理性过滤层。由于只能说好不能说坏，社会失去纠错必须的制衡力量。1955年后，若再替农民叫苦，再反对统购统销，便是十分危险的“走资本主义道路”，河北省委副书记薛迅（女）被毛斥为“社会主义这一关过不去”而撤职。一党专政天然携带的纠错能力低弱，反右前已然绽露。千里驹《自撰年谱》：“‘反右’以后，中国的知识分子鸦雀无声，不要说指鹿为马，即说一个蚂蚁比象还大也没有人敢说一个‘不’字了。”
原本搞经济就外行的中共，偏偏打跑了各路经济专家。高层领导犹如盲人摸瞎。1958年1月，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发表着名论断——“冒进是马克思主义”。9月，刘少奇视察江苏常熟和平公社，公社书记说亩产可打一万斤，农家出身的刘竟说：“一万斤，还能再多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闹出笑话多多。刘少奇说“外行领导是原则”；拆卸函谷关城楼、浙江龙泉古寺、江西崇义古塔、蓟县长城，向古迹要砖；毛为一点废钢甚至想拆杭甬线与胶东线。
1960年3月12日，烈属何明渊在天安门广场白日点灯笼，路透社短讯称寓“暗无天日”。何的叔叔与大哥均为红军烈士，何被捕后：“大不了一个死了罢了！我如果不离开家乡，这会儿恐怕也已经饿死了！人民政府竟会让自己的人民饿死，这叫什么人民政府？”彭真向周恩来、刘少奇汇报此案，刘难过得久久不语。1960年6月，湖南彬县女青工刘桂阳在中南海北门愤贴标语十数张：“为了挽救全国人民，打倒人民公社！铲除人民公社！消灭人民公社！”1960年底，毛泽东表弟贺晓秋之子闯中南海向毛面诉：“仓里没有几粒谷，还硬说亩产达到几千斤……鬼都笑落牙齿。做假事说假话的是那些人，作官受表扬的也是那些人，吃好喝好的还是那些人。……老百姓饿得要死，只能在背后冲天骂娘。”对于民间的反对，中共高层是完全清楚的。
失去了理性隔滤，公开造假的大跃进得以肆虐横行。后来证明，哪儿反右积极，哪儿“白旗”拔得最干净，哪儿灾难就越大。安徽濉溪县是反右积极县，共抓“右派”、“中右”、“反社会主义份子”1600余人，全国2000余县中首屈一指，大饥饿死亡人数也名列前茅。三年中人口锐减1／4以上，仅1960年就减少12万。发烧度较低的省份，饿死人的情况也相对减轻，吉林是少数几个没饿死人的省份，省委第一书记吴德应记一功。
三、大跃进对社会生态的大破坏
按大跃进理论，乃是生产关系大飞跃。但农村的现实是猛刮共产风、浮夸风、干部特殊风、瞎指挥风，大搞“一平二调三收款”（全社范围内一律均产、无偿调拨财物、银行全部收回贷款），搞得鸡飞狗跳。安徽舒城县城北公社古城大队，1958年秋后卖粮24万斤，粮款全被公社拿去支援穷队，古城干部编诗：“累了一头汗，卖粮二十万，分文未得到，傻瓜也不干。”
大跃进另一大折腾是大炼钢铁，6000万壮劳力上山采矿伐木，农田劳力严重不足，稻棉大熟无人收割，丰产无丰收。1962年，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说：“五八年公社成立，男劳动力大批外调，妇女说只是‘人民母社’。”水利部副部长李葆华去密云水库，沿途棉桃随风漫飞，像下大雪一样。山西阳城县潘庄公社，年底粮食还烂在地里，柿子挂在树上。陕西安康大量红薯无人收获，不仅烂在地里，还延误了冬小麦播种。1958年底彭德怀到湖南平江调查，也发现稻子没收红薯没挖。罗荣桓1959年5月说：四川抛撒浪费的粮食占总产量10%，河南50%秋粮毁弃于地。河南1960年农业产值下降1／3。
依照中共官方提供的数据：
受损害最惨重的还应算农业。1957年粮食产量为3900亿斤，1958年的粮食产量为4000亿斤，1959年为3400亿斤，1960年又下降到2870亿斤，比1957年下降了26．4%，跌到1954年的水平。棉花产量1960年为2126万担，比1959年下降了37．8%，也和1951年相当。由于许多农田被改种粮食，油料作物的种植面积和产量更加减少（1959年至1962年间，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下降了35%），1960年为3405万担，比1959年下降50．9%，较之1957年下降了54%，跌到建国以前的水平。猪存栏数下降了43．6%。
另一方面是通货膨胀，货币贬值，人民生活困难加剧：
国家财政出现大量赤字，必须用多发钞票来弥补。1957年的货币投放量为53亿元，1959年上升到75亿元，1960年上升到96亿元，1961年更高达125亿元。货币投放过多，国家商品库存又被挖空，结果必然是物价大幅度上涨，人民生活陷入严重困难。
在合作化与大跃进夹击下，大饥饿已不可避免。尤其1960年全国粮产量较之1957年下降26．4%，还能不出现大面积饥荒吗？
至于吃饭不要钱的大食堂，不仅没有吃出“共产主义意识”，反而吃出乡谚：“放开肚皮吃，藏起力气做。”上海浦东农民在大食堂之初因吃得太饱，撑得难受，只能出工不出力。但毛泽东坚持认为公共食堂是“必须固守的社会主义阵地”、“农村中阶级斗争尖锐所在”，1960年发布一系列文件，要求各级党委将办好食堂“提高到阶级斗争的地位上来”。公共食堂挖尽农民存粮，秋后短暂的“放肚尽吃”消耗了集体粮储，及至春荒，上下皆空，无粮熬荒。如果农民自己开灶，量入为出，半干半稀，计算着吃，便不会大面积出现不顾一切的“前吃后空”，秋后吃得死撑，冬春饥饿毙亡。
“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极大挫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全国出现大面积消极怠工，粮食产量大幅滑减，此乃大饥饿的第二层致因。1962年2月26日，中央财经小组长陈云在“西楼会议”上承认：经济遭到这么严重的破坏，要把经济恢复起来，不是一两年就能够做到的事情，尤其是农民的积极性如何能够动员起来。1962年全国人均拥粮329斤，1965年365斤，还没恢复到时1952年395斤。如以国家统计局数据计算，与前数字不同，列出参考：1949年人均208.9公斤，1950年239.37公斤，1952年285.16公斤，1959年252.47公斤，1960年217.27公斤，1961年人均207.26公斤。持续减产，一目了然。
四、反右倾失去纠错机会
1959年庐山会议本是一次纠错良机，仅仅由于维护毛个人威信，硬从反左转为反右，再唱高调，否定逼到眼前的客观事实。反右使党外闭嘴，反右倾则使党内也闭嘴。1959年春，党内老五陈云私下说：“现在提意见还不是时候，一定要吃亏吃得更大一点，才能转过来……不能说话，我还想保持我这张三十多年的党票子。”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毛虽发出邀请，陈云还是没敢在大会上发言，因为“不能给毛主席难堪。”
1960年下放湖南湘潭的胡耀邦，回京向毛汇报的前一晚，就是否将饿死人的实况告诉毛，思想斗争了一夜，抽烟踱步，最后还是没敢将真相完全告诉毛。1960年陈毅去南方后在会上感叹：“在下面跑了几个省，谁也不敢说老实话。”杨献珍说了几句：“有些人的想法不对头，想把好事一年办完……客观上是反动的。”遭到毛迎头痛击，很快就被摁下去。有资料表明被打下去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达三百几十万。
浮夸风下，官员肿脸硬充胖。1959年中央开会，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对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说：若甘肃缺粮，陕西愿支援一些。张仲良反说若陕西缺粮，甘肃可以支援。当周恩来听说甘肃出现饥荒，打电话给甘肃省委询问是否需要中央调拨粮食，省委书记何承华竟答“甘肃农民连大饼油条都吃不完”。如此胆大包天，若非吃准中央心态，若非道德品质恶劣，会这么不顾人民于水火么？河南信阳已出现饿死人，地委书记路宪文指令各县：“不准农民生火做饭、不准外出逃荒要饭、不准向上级反映情况。”（250页）派民兵封锁交通要道，防堵饥民外逃，信阳地区饿死者至少百万（官方承认50万）。
安徽无为县有的干部甚至不准农民采摘野果，理由是野生植物也是地里长的，归属共产党。凤阳规定死人后“四不准”：一不准浅埋；二不准哭；三不准埋在路旁；四不准戴孝。”除了民兵把守要道，邮局奉命截扣告状信件，地方干部成功地把饿死人的信息掩盖了很长时间。各级干部都明白“上下有别”的利害关系：农民的肚子问题远不如上司对自己的印象重要，完成计划远比农民生计重要。柳州地委书记贺亦然放出大卫星——水稻亩产13万斤，公然声称：“不管死多少人，柳州地区也要争个第一！”
五、雪上加霜的“反瞒产”
为防止高征购，一些地区为保口粮，不得不瞒产私分。1958年7～10月，全国粮食征购下降440万吨，城市和工矿区的粮食供应顿时紧张。10月22日中央发出“紧急指示”，要求突击收购和调运农产品，在全国农村掀起“反瞒产”运动。1958年实际征购数量高达1175亿斤，比上年增加了22%。“七千人大会”上，粮食部检讨：1959年全国粮食产量3400亿斤，征购就拿走1200亿斤，伤了农村元气；1960年已出现大面积饿死人，粮食部还以为天下太平，实属见事太迟，征购过头是大饥荒重要原因之一。
中共官方权威史料披露：
由于高估产而高征购，1958年至1959年度（1958年7月1日至1959年6月30日）共征购粮食1123亿斤，比正常年景增购了200亿斤，使农民手中的存粮数急剧下降，1959年有些地区就开始出现粮荒，造成公共食堂停伙，部分社员外出逃荒，浮肿病和非正常死亡问题也出现了。1959年度征购粮食达到1348亿斤，占了实际数量的33．7%，农村留粮由1957年的2940亿斤下降到1959年的2052亿斤。1959年的粮食减产，如此之高的征购量，这是农民难以承受的重担。即使如此高的征购，但在高销售的情况下，国库周转粮还是日益减少。1958年6月底，国库存粮386亿斤；1959年同期下降到343亿斤；1960年6月底仅为127亿斤，连正常情况下铺底粮和运转状态的周转粮数都不足。农村粮食短缺，国库存粮无多，全国大约缺少3000万人一个月的用粮，一些大城市几乎脱销。
还需要多说吗，3000万人缺粮一月，还能存活吗？
经过“反瞒产”，山东1600万农民全年人均拥粮只剩142．7斤，每人每天不足4两，还不够两只鸡吃。甘肃定西地区“反瞒产”运动中，干部指挥民兵在农家掘地挖墙找粮食，“把拿不出粮食的妇女，剥光衣服，用绳子扎起阴毛拉出去游街示众！”类似兽行，省委工作组统计竟达128种。
据丁抒先生分析：“庐山会议后全国性的‘反瞒产’、高征购是导致数千万人饿死的关键一步。譬如广西龙胜县1957年征购975万斤，1958年增至1362万斤，1959年竟增加到3364万斤，是57年的三倍半！……又如广西阳朔县，1959年粮食比1958年减产23%，国家征购数却比1958年高了24%。”1959年秋，安徽符离区委书记武念慈匆匆进城，向县委报告饿死人并申请救济粮，不料不仅没弄来粮食，还挨了县委一天加半夜的批评，说他谎报灾情，给“大跃进”与社会主义抹黑！非但不给救济粮，还向他要粮食，说符离区秋季征购任务没完成！“反瞒产”挖空了农民的囤底，农民失去维持生存的基本口粮。
城市居民得以存活的前提是“弃乡保城”政策。“七千人大会”之所以召开，起因于中央要从地方征粮150亿斤，各省叫苦连天，无奈之下召集各大区第一书记会议，大区书记在压力下领受任务，但表示困难重重，这才决定召开地委书记会议（后扩至县委书记），强调顾全大局，反对本位主义与分散主义。
1960年春，当饥馑刚刚蔓延，如果各地县委书记能像旧时知县一样禀报请赈，当年国库里还有粮，准备出口的265万吨粮食尚未运出，至少能抵挡一阵。如山西阳城县委书记赵树理坚请“返销粮”，及时分发，救下不少人。有的公社干部秘密动用储备粮，也救了一些人。但这样的干部少之又少，绝大多数干部都怕被扣右倾帽子，既然将农民口粮交了余粮，不愿自打巴掌再要回来。地县一级基层政府由此坐失及时施救的最后机会。
宏观上，1960年12月14日国家统计局提交市场分析报告，标明当年10月粮食收购量下降34％、食油收购量下降42％、生猪收购量下降31％、食糖收购量下降64％、棉花收购量下降23％；全国生活用品供应极其困难，至9月底，各地凭票证供应商品达30多种；据全国42个大中城市统计，11月猪牛羊肉销量比10月减少29．4％，家禽减少51．3％，鲜蛋减少30．4％。警钟已敲得很响很响了。
六、致命的高出口
1959年1月，武汉只剩下一天存粮。情急之下，武汉市委扣下从四川运往上海的粮食，中央办公厅大发雷霆，要严肃处理武汉市委，幸赖省委书记王任重斡旋化解。1960年5～6月，中央连续发出京津沪等市粮食供应告急文件，6月6日发出〈关于为京津沪和辽宁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内称北京存粮为七天、天津十天、上海已无存粮。
外贸部在“七千人大会”上检讨：1959～60年多出口粮食几十亿斤，饥荒既起仍盲目出口，以致国内经济雪上加霜。大量出口粮食，乃是一系列导致4000万农民饿死的重要因素之一。自己日子都过不下去，还要援助亚非拉。截止1960年6月底，中共向22个国家提供经援，无偿援助和贷款总额40．28亿元。1961年，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这几年我们掠夺农民比国民党还厉害！”
1959年一方面较之1957年减产1500万吨，但却出口粮食415万吨，比1957年增加223万吨。仅这223万吨，就可供4000万国人吃四个月，足以熬过1960年的春荒。1960年再出口265万吨。成千万国人饿死之时，他们打下来的粮食却在被一船船运走。如能将两年间出口的粮食留下一半，饥民就可全部得救。当时，大管家周恩来对粮食情况的急迫性两眼一抹黑，根据各省虚报数字，还以为粮食堆满囤呢！因此，周恩来犯下致命错误：当外贸部主张向国际市场抛售黄金，拿外汇买粮食，周却认为黄金价位较低，在财政赤字已高达80亿的情况下，不仅不应卖，反而购买了几十万两黄金。此后，年年买进，一直买到1970年，因为周说：“我们要以黄金作后盾。”这一决定，失去了中央一级最后的补救机会。
1960年底，鉴于形势实在严峻，一再拒批进口粮食的毛泽东，只得同意从澳洲进口440万吨粮食（够一亿人吃三月）。粮食部副部长杨少桥说：“吃进口粮，这在当时可是个禁区！”“这些冲破禁区来的粮食在当时不知救了多少人的性命。”但若1959年、1960年不曾出口680万吨粮食，又可挽救多少万人的性命？粮食一进一出，运来运去拨来调去，又耽误了多少时日。饥民们即便千辛万苦逃到城里，由于城镇居民也吃不饱，“盲流”也很难讨到食物。其时美国粮价最低，因政治敌对不能去买，得“争气”多花钱去买中立的澳加等国粮食。
新闻封锁是中央一级丧失及时赈灾的另一致因。新闻可将一地灾情短时期内成为全国全球的共同问题，大大提高赈饥能力，但硬不让说，奈何？
七、进入“天堂”
“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报刊上铺天盖地用漫画诗歌向民众描述预约的幸福。只是“天堂”里的材料太多，限于篇幅，撮精稍述：
——1958年10月底，湖北当阳县跑马乡公社书记大会宣布11月7日全乡结束社会主义，8日进入共产主义，一切以共产主义方式来办。群众一哄而散，纷纷上街“共产”，先抢空商店，后抢劫私宅，还有人上幼儿园认领孩子当儿子，大呼“不是共产了么？！”
——王任重调查“信阳事件”后：“我到光山（信阳地区辖县）去看过，房屋倒塌，家徒四壁，一贫如洗，人人戴孝，户户哭声，确实是这样，这不是什么右倾机会主义攻击我们，这是真的。”邓力群：“老朋友彭大章从信阳调查回来，对我说：老邓啊，问题真严重啊！说时神色惨然！后来先念同志也去了，回来讲，他去过的村庄，妇女没有一个不穿白鞋的。”
——张家口地委书记胡开明在蔚县西合营村，看到“春播时，前面播上种，后面有人就把种扒出来吃掉。队里没办法，把种子通通拌上毒药，并通告全体社员。可是饥饿难忍的人们对粮食的需要大大超过了对毒药的恐惧，种子照样被扒出来吃掉，只不过增加了一道工序，即把扒到的粮食先在土里边搓搓，然后迫不及待地塞进嘴里，仅此而已。结果非正常死亡人数大大增加，活着的人甚至没有力气把死人从屋里抬出”
——在食堂工作的生产队长，每次带回米饭都锁藏柜中，独自享用，两个儿子几天粒米未进，嚷叫不停，父亲置之不理，小儿子活活饿死。一位姑娘饿死后，许多村民看到其二伯父以收尸为名割肉煮食。不少饥民到处打听谁家最近死人，以便夜间刨坟掘尸为食，野外常见被剔除皮肉的尸骨。
——1938年入党的宗凤鸣先生说：濮阳梨园乡东韩砦村乃抗日模范村，不仅老人均多饿死，有的家庭商量是饿死孩子还是饿死大人，结论是应先死孩子，留大人挣工分，还有一份口粮，否则大人死了，孩子也活不成。
——饥饿犯人一边拔毛一边连血带肉生啖活鸡。如能从坟堆里挖出死人骨头，算是好运气，“人家就这么随便在衣服上擦一下泥，就放在嘴里细细啃嚼，津津有味，若监视的人来了啃不完，就带到屋里烧坑的火里烤着吃，那香味倒是顶馋人的。”锦西劳改矿队1200多犯人饿死1001人，还没死的198人骨瘦如柴全身浮肿，卧床不起，另两人靠吞吃活剥青蛙蚱蜢才勉强下床走动。
——天津东郊茶淀劳改农场，两名劳教犯各将一根细黄瓜塞藏对方肛门，以躲避下工时的检查，但还是被识破了，扒下裤子拉出黄瓜。燕京毕业生韩大钧（后为中科院研究员），挖出一窝刚出生的幼鼠，众目睽睽之下，将还没睁开眼的幼鼠生吞下肚。
——“七千人大会”上，四川省委宣传部长明朗给中央写了一封匿名信，描绘重灾区梁平县，“我去看了以后，很难过，跟刚打完淮海战役、双堆集附近那些村庄的情况相仿。门窗都没有了，家具也没有了，屋子一个个是敞开的，屋里都是杂草的灰尘，后边的山坡上是一堆堆的坟，村里村外看不见一个活人。”
——“七千人大会”也开得抠抠缩缩。“每次吃完饭，桌子上是光光的，不论副食还是主食，都是光光的。”“会议吃饭也是一件大事……即使是少奇同志去安徽组开会，吃饭时也和大家一样，凭饭票吃饭。10人一桌坐满才上饭，坐不满不行，饭票丢了也不行。”外宾招待会原本请不到的中方高官，这时凡请必到。冷餐会一端上盘子，一拥而上一抢而光。周恩来不得不轻声提醒那些高官：“注意点吃相！”
——1969年底，学部外文所集体下放至河南息县东岳镇，军宣队号召访贫问苦。一位房东告诉邹荻帆“饿死人那年”如何挖死人吃：“要是你们所长冯至来，我们都会把他吃了。”冯至是个胖子，肉多。
八、到底饿死多少人？
据2005年国家统计局提供数据，1955年全国人口61465万，1956年62828万，1957年64653万，1958年65994万，1959年67207万，1960年66207万，1961年65859万，1962年67295万，1963年69172万。通过前后数年对比，1959～61年出现大马鞍型，1960～61年净减人口1348万，再据1955～59年均增长率21‰，每年应递增1400余万，1961年人口应为7006万，缺数4147万，即非正常死亡人数至少4000万以上。
如合计各省市净减数，则达2137．44万：
四川（含重庆巿）：1958年7053．92万，1959年6960．94万，1960年6667．8万，1961年6458．8万，净减595．12万。
安徽：1959年3427万，1960年3043万，1961年2988万，净减439万。
山东：1958年5422万，1959年5373万，1960年5188万，净减234万。
湖南：1959年3691．95万，1960年3569．37万，1961年3507．98万，净减183．97万。
河南：1958年4979万，1959年4818万，1960年4803万，净减176万。
贵州：1959年1743．96万，1960年1642．99万，1961年1623．53万，净减120．43万。
甘肃：1959年1293万，1960年1244万，1961年1211万，净减82万。
青海：1959年260万，1960年249万，1961年211万，1962年205万，净减55万。
江苏：1959年4289．53万，1960年4245．64万，1961年4243．4万，净减46．13万。
广西：1959年2205万，1960年2172万，1961年2159万，净减46万。
辽宁：1960年2560万，1961年2519万人，净减41万。
内蒙：1960年1191．1万，1961年1163．1万，净减28万。
湖北：1959年3173．14万，1960年3152．17万，净减20．97万。
云南：1959年1911．93万，1960年1894．55万，净减17．38万。
宁夏：1960年213．03万，1961年203．06万，1962年198．81万，净减14．22万。
河北：1959年3791万，1960年3779万人，净减12万。
新疆：1961年710．06万，1962年698．97万，净减11．09万。
北京：1960年739．6万，1961年729．2万，净减10．4万。
黑龙江：1961年1897．1万，1962年1893．5万，净减3．6万。此前三年则分别增长118．3万，125．1万，90万。
上海：1960年1056．3万，1961年1058．99万，1962年1057．86万，1962年比1961年净减1．13万。
晋陕浙赣粤闽吉津等省市人口虽略增，但都大大低于正常增长数，如福建：1961年1597．8万，1962年1602万，仅增2．2万。此前三年则分别增加49．7万、29．5万、25．4万。
1998年中央党校出版的《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大约在4000万人左右……这可能是本世纪内世界最大的饥荒。”据〈中国抗日战争期间人口损失总计表〉，整个抗日战争，中国军民伤亡总数也才34805896人，其中死亡20620939人，即2062万余。此前，“据不完全统计，我国自公元前180～公元1949年的2129年之中，共发生203次死亡万人以上的重大气候灾害，死亡了2991．8万多人。”（确切数据29918848人）4000万倒逝的饿殍，无声地矗立起一块无字碑。
八、最根本的原因
这场20世纪全球最大灾难的原因自然很多，但最核心的却是两条：一、意识形态的错误引导；二、暴力专制的不容纠错。对中共和毛泽东来说，最致命的价值内核是：如退回私有制单干，拿什么证明新旧社会的本质差别？如何证明“无产阶级革命”的必要性？不搞国有化集体化，共产革命还有什么法理基础？对于这一点，中共高层是十分清晰的，也是他们能够形成合力的思想基础。
面对反对合作化的声浪，1955年5月9日，毛泽东对李先念、邓子恢说：“农民对社会主义是有矛盾的，农民是要自由的，我们要社会主义。”毛认定各级干部中也有“不愿搞社会主义的人”。1958年8月，毛泽东对赫鲁晓夫（NikitaS.Khrushchev）说：1949年解放我很高兴，但中国还很穷很落后；以后工商业改造、抗美援朝胜利，又愉快又不愉快。只有这次大跃进，我才完全愉快了！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毛说“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理想，我们要实行。”周恩来拍着荣毅仁的肩膀：“你还年轻，能够看到共产主义！”同年，毛泽东对王任重说：“不如马克思，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等于马克思，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有超越马克思，才是马克思主义者。”不仅毛求功心切，中共高层集体发烧。显然，只有将中国领入社会主义并实现繁荣富强，才能够真正证明革命的伟大价值。否则，何以证明“就是好”？聚集中共精英的“七千人大会”，也一致认定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定义——公有制＋计划经济。
1961年，党内高层几乎一致认为只有包产到户才能挽救农村经济，但毛泽东一手遮天，“硬着头皮顶住”，不肯从“社会主义阵地”撤退。意识形态乃是这场巨灾的第一致因。共产学说才是比毛个人权威更有力量的东西，才是导致全球上亿“共产冤死者”的罪恶之源。仅仅批判个人是不够的，指导人们行为的错误思想才是影响更大作用更深远的祟源。面对合作化、大跃进闯下的巨祸，周恩来在“七千人大会”大会上仍说：“‘三面红旗’经过实践的考验，证明是正确的。从建设社会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来看，今后将会更加证明‘三面红旗’的正确和光辉。我们的缺点和错误虽然严重，但是它是属于执行中的具体政策和具体工作的问题，不是‘三面红旗’本身的问题。缺点和错误，恰恰是由于违反了总路线所确定的正确方针，违反了毛主席的许多宝贵的、合乎实际而又有远见的意见才发生的。”这样的认识能够纠正错误么？
当然，毛的个人品质也是必须予以谴责的。何方先生揭发：“那些造神者和造假者们……说的和写的毛泽东如何艰苦朴素，多半是片面和伪造的。例如关于毛泽东在三年困难时期有几个月不吃肉，就被宣传得神乎其神。事实是，医生鉴于猪肉胆固醇含量高，建议他改吃牛羊肉。而毛本人六十年代初也一度喜欢吃西餐。所以1961年4月26日工作人员会同厨师给他制订的一份西餐菜谱中，就有牛羊肉菜十多种，西餐汤十六七种。”1959年，江青在上海宴请赵丹与郑君里夫妇，黄宗英回忆说：“这些美味珍肴令我们既开眼界，又感惊异。……许多农村此时已经出现严重的非正常死亡，而他们的家宴却奢华依旧。”
此外，杭州西湖刘庄，建于“自然灾害”期间。1962年，毛入住占地千亩的上海西郊宾馆（柯庆施专为毛新建的“马屁工程”），不仅没有斥责柯于饿殍遍野之际大兴土木，此后也没有为百余人为他长年看守这所别墅而内疚。韶山滴水洞宾馆是毛亲自要求兴建的，1960年下半年开工，1962年底建成，毛仅于1966年入住12天，长期空关，一连士兵长期守卫。邓小平后来说：“影响极坏！”周恩来一面为工程拨款，一面只能批评下面的省委领导：“国家困难时期，上马这么一大批脱离群众的工程，很不好。人民会怎么看？对我们的党不利啊！”
即便从最善良的角度，大饥饿前还可宽宥毛泽东，也许毛真的是“好心办坏事”，敢叫日月换新天，以为替国人谋了大福利行了大仁政，根本没想到竟是领着他们走进这样的“天堂”。但当大饥饿实实在在逼到眼前，已支付了巨额“学费”，当人民利益与自己的政治理想政治利益发生冲突，仍然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仍不下“罪己诏”，这还能说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吗？李锐指出：“在毛的性格中，死多少人都无所谓。”1961年9月庐山中央工作会议，毛说：“错误就那么一点，没有什么了不得。”
大饥饿使共产设计失去道义性，成为中共由盛转衰的历史拐点。一个标榜解放工农的政党，一个自称为绝大多数人民谋福利的政党，居然弄得还不如“万恶的旧社会”，饿死这么多自己的“社会基础”，言行不一的荒谬性无可避免地凸现出来。同时，面对这场巨大人祸，党内对毛的领导能力产生质疑，从而引发毛刘分裂，埋下文革根苗。
1999年12月，普京（Vladimir Putin）称共产主义尝试已经失败。只是人类为证明这一学说的荒谬，付出了怎样的代价呵！令人沉重的是：中共至今仍未真正检讨大饥饿发生的原因，仍为毛的罪责东遮西掩。但真实评价历史是理性安排未来的前提，阻碍真实只能说明虚假的存在。
来源：作者博客
本文标签：
上海,
中共,
中共高层,
中国,
中央,
书记,
人大,
人大会,
人民公社,
信阳,
公共食堂,
共产主义,
共产党,
农业,
农村,
农民,
出口,
刘少奇,
县委书记,
反右,
反右倾,
反瞒产,
合作化,
周恩来,
四川,
国家,
国家统计,
国家统计局,
大跃进,
大面积,
天堂,
头痛,
安徽,
干部,
年底,
性格,
意识形态,
政治,
李锐,
死亡,
死亡人数,
毛泽东,
河南,
湖南,
甘肃,
省委书记,
社会主义,
粮食,
统计局,
苏联,
薄一波,
集体,
集体化,
非正常死亡,
食堂,
饥荒,
饥饿,
饿死,
饿死人,
马克思,
马克思主义,
高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