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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第一次知道杨荫榆的名字，几乎都是在中学语文课本上的《记念刘和珍君》一文里：
“她的姓名第一次为我所见，是在去年夏初杨荫榆女士做女子师范大学校长，开除校中六个学生自治会职员的时候。其中的一个就是她；但是我不认识。”
杨荫榆是苏州人，钱钟书夫人杨绛先生的三姑母，也是中国公认的第一位女大学校长。杨绛晚年在《回忆我的姑母》一文里曾感叹，“如今她已作古人；提及她而骂她的人还不少，记得她而知道她的人已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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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12月26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兼职教授周树人，在校内作了一次著名的关于女性的演讲《娜拉走后怎样》。两个月之后，39岁的杨荫榆正式上任该校校长，而她自己就是争取独立的娜拉的原型。
杨荫榆的婚姻是家庭包办，她的母亲、杨绛的祖母把她许配给了一户蒋姓人家，定亲时只图一个门当户对。过门当天才知道，蒋家少爷是一个智障。据杨绛的父亲杨荫杭回忆，“那位少爷老嘻着嘴，露出一颗颗紫红的牙肉，嘴角流着哈拉子。”
除了杨荫榆自己，没有人会支持她。她抓破了智障的脸皮，“想必是为自卫。”她回到娘家就不肯再回蒋家，蒋家婆婆亲自上门来要人，她索性撕破了脸，声明她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回蒋家。因为蒋家少爷是独子，于是杨荫榆落了个“灭门妇”的恶名。
不幸的婚姻早早破坏了杨荫榆的人生，她从此把精力都投入到学业中去。23岁那年，她考得公费前往日本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留学，六年后回到北京至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工作。又过了五年，她作为优秀人才被当时的教育部资送赴美留学，到哥伦比亚大学专修教育。
离开北京那天，许多学生到车站为杨荫榆送行，给7岁的杨绛留下了深刻印象，“很多学生都送礼留念；那些礼物是三姑母多年来珍藏的纪念品。”
赴美留学的同船旅客中，有浪漫轻浮的徐志摩，他在日记中把同一批留学的十位女子依次点评一遍，最后是杨荫榆。徐首先揶揄了她的年龄，说35岁的她已不能称为“小姐”，最多称之为“大姐”；而且年近40，容貌已经没有点评的必要了；至于穿着，“倒居然自忘年老，著意修饰。”
不奇怪，在徐志摩这样的人眼中，对于女性能看到的只有年龄和颜值，也就是只有花瓶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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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荫榆在哥大师从胡适的老师、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成绩非常优异，屡次获得学校表彰。她反对激进的变革，力主教育与政治分离。但她性格较为执拗，说话办事带有西方直来直去的风格，不习惯给人留余地，因此观点即便正确，也难以令人心悦诚服。若说性格决定命运，这实在是她日后在“女师大学潮”中难以为继的原因。
虽然在日本和美国受过高等教育，但杨荫榆对学生的态度，仍然倾向于家长式的态度。对于年龄尚幼的中小学女生，这本来是不错的，例如她在苏州时的学生谢巾粹就相当感激：
“杨先生在女二师，恰是吾级的级任老师。吾们既佩服杨师的学识、经验，更感觉杨师的和蔼可亲热心恳切，宛如慈母的态度。后杨师应聘北女师，我级同学哭留无效，一别二十余年。”
但爱之深往往责之切，对于处于青春期的大学生，杨荫榆对学生的要求，则容易被视为封建守旧权威的强迫。
推荐杨荫榆接任女师大校长一职的，是鲁迅的老友许寿裳。但杨荫榆上任后做了两件事，两件都可能动了鲁迅的奶酪：
一杨荫榆要求女师大的教员，应该依照北大的规则只能专任、不能兼任。这使鲁迅这样在教育部拿正工资的兼职教员，不得不跟学校的这份兼职收入说再见。
二杨荫榆要求女师大的学生，应该自尊自爱自强，不要跟教员之间有过于密切的关系——这一点其实是针对另外的教员而言，此时女师大学生许广平也还没有跟鲁迅有超越师生的关系，但或许依然让鲁迅有被冒犯的感觉。
于私，可能觉得杨荫榆讨厌；于公，鲁迅对于学生风潮的态度，跟杨荫榆刚刚相反。于私是不待见，于公是典型的政见不合。所以就“不惮抱着最大恶意来揣测中国人”的鲁迅而言，对于杨荫榆很难有什么好话。《寡妇主义》、《忽然想到（七至九）》、《“碰壁”之后》、《并非闲话》、《我的“籍”与“系”、《补白》、《答KS君》……鲁迅讥讽杨荫榆是“拟寡妇”，是迫害学生的“一广有羽翼的校长”，已经有从论战上升到人身攻击的嫌疑。
而在杨荫榆辞职之后，鲁迅更写了《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这篇名文，主张“痛打落水狗”。因此即便是自述“不喜欢三姑母”的杨绛，也忍不住小小地反讽了一下，“一九二四年，她做了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校长，从此打落下水，成了一条‘落水狗’。”
杨荫榆自始至终没有回应过鲁迅接连不断的攻讦，她或许相信“是非自有公论”，因此总以沉默应对各路口诛笔伐。当她为整顿校风，准备开除刘和珍、许广平等六名学生时，更是引来了一阵驱逐校长的风潮。愤怒的女生们把她的办公室贴上了封条和大字报，逼得杨荫榆只能在校外办公。
她不自辨，反而是旁人看不过去，例如教授陈源就为她鸣不平，“女子师范大学驱逐校长的风潮，也酝酿好久了。风潮的内幕我们不很明瞭，暂且不欲有所置议。不过我们觉得那宣言中所举的校长的劣迹，大都不值一笑。至如用‘欲饱私囊’的字眼，加杨氏以‘莫须有’之罪，我们实在为‘全国女界的最高学府’的学生不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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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刘和珍在1926年“三一八”游行示威期间身中枪弹时，许广平被鲁迅留在了他的家里给他抄东西，而此时杨荫榆已经辞职回苏州半年。只是因为之前的风波，后来的人往往把刘和珍牺牲的责任，划了相当一部分在杨荫榆头上。例如《鲁迅全集》就这样给杨荫榆作注：“她依附北洋军阀，推行封建奴化教育，肆意压迫学生，激起进步师生的强烈反对。”
“肆意压迫学生”指的是1925年8月1日，杨荫榆在警察的护送下进入学校，本意是要恢复在校内办公、逼迫占校的学生离校。结果部分女生招来附近学校的男生外援，使用砖石和棍棒进行对抗。鲁迅在《女校长的男女的梦》里，用了“听说”一词来形容：“杨荫榆对付反抗她的女子师范大学学生们，听说是先以率警殴打，继以断绝饮食的。”
而当天地质学家李四光就在现场，他的亲眼所见却是杨荫榆被学生围攻唾骂，“那时杨先生仿佛拿出全副的精神，一面吩咐巡警，如何不准动手……声音稍稍平息，我才逢人打听，那是怎样一回事。原来是杨先生申明要由杂物课升到校长室办公！”
杨荫榆对于教育和政治的理念，与蔡元培、胡适基本一致：希望学生在校期间注重学业，不要过早介入政治。但这样的理念，既不符合其他人的认知，也更不能让年轻气盛、血气方刚的大学生们认同。杨荫榆性格直接，缺乏在中国处世八面玲珑的手段，因此事情越闹越大，终于以自己辞职而告终。
但杨荫榆回到苏州之后，对教育和学生的关切却并未减少。东吴大学聘请她教授日语，附中一名美国教师带领学生到一个风景区旅游，事先千万嘱咐不可下水游泳。一个学生置若罔闻，偷偷下水结果被卷入激流，美国教师下水相救未能将其救起，自责不已。杨荫榆在校务会上，责怪那位教师没有舍命相救。其实舍生忘死只能要求自己、不能责求旁人，杨荫榆的苛责未免求全责备，但由此可见学生在杨荫榆心中的地位。
杨荫榆也并非不知宽容的教师。东吴大学一个四年级的学生自称“怪物”，故意干些怪事惹人注意，例如让洋车夫坐在车上他拉着车跑，或是违反校规半夜溜出校门。学校要开除他，杨荫榆却认为年轻人一时胡来不足为怪，但四年级了开除学籍就会影响青年的一生。与学校意见相左，竟然因此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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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日军早已在苏州肆虐。杨荫榆的日语是科班出身，常向日军军官声讨责备日军士兵的抢劫强奸恶行，许多女子都逃到杨荫榆的住处以求庇护。1938年元旦当天，两名日军士兵邀杨荫榆去商讨返回她被抢家具的事宜，行至吴门桥时从背后开枪将杨荫榆击落河中，再补枪至河水血红才扬长而去。
杨荫榆入殓时棺木太薄，又不能更换，于是在外面加钉一层木板。杨绛写道，那些木板是仓卒间合上的，来不及刨光上漆。那具棺材，好像象征了三姑母坎坷别扭的一辈子。
“她好像忘了自己是女人，对恋爱和结婚全不在念。她跳出家庭，就一心投身社会，指望有所作为。她留美回国，做了女师大的校长，大约也自信能有所作为。可是她多年在国外埋头苦读，没看见国内的革命潮流；她不能理解当前的时势，她也没看清自己所处的地位。”
杨绛的字里行间，有着微妙而分明的态度。作为中国第一名女大学校长，杨荫榆或许性格古怪、或许“不知人情世故”、甚至或许让某些学生厌憎，但她的教育理念，即便放在今天，也挑不出更多的错处。在喧嚣的笔战背后，人们应该记住一个更真实的杨荫榆、一个为保护女子而死的杨荫榆，而不是一个刻板守旧、“不学无术”的形象。
因为为杨荫榆说了几句话，李四光被攻击为杨荫榆的“羽翼”和“死党”，对此科学家的回应可以作为杨荫榆一生的注脚：
“假如我在女师大有了职务，或者是一个‘教育家’，或者是社会上负重望的人，就那一天的情形来看，即令替杨先生作了死党，我还不失为一个人。”
来源：谈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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