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各国普遍归因于中美贸易战；2019年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期仍然是放缓，各国都希望尽快结束中美贸易战，以便中国经济尽快恢复增长，继续充当世界经济引擎，成为资源国的最大购买者，发达国家产品的最大消费者。德国号称“欧洲经济的关键引擎”，该国企业界也如此期望。抱持这种期望的人不明白，这只是一厢情愿的幻想，中国经济衰落在2015年就已经开始，中美贸易战只是加快了衰落的进程而已。
中国人海外“买买买”悄然中止
过去十五、六年，中国人在外“买买买”，早已成为拉动一些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这种“买买买”分为投资——包括国企海外大规模并购与私企海外投资，以及海外旅游兼奢侈品购买这两条途径。
中国的海外投资看起来依然强劲。2018年9月，中国商务部等三部委共同发布《2017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1582.9亿美元，规模仅次于美国和日本，居全球第三位；对外直接投资存量18090.4亿美元，居全球第二位。ThomsonOne数据显示，2018年1-9月，中国海外并购总金额1068.9亿美元，同比增长11.2%。
但与此同时，近几年在海外扫货式狂买资产的几家中国民企海航、万达、安邦、复星等正在贱价变卖资产转回国内，促使他们这样做的原因是来自政府的巨大压力。据《金融时报》统计，从2015年-2017年4月，中国海航集团在全球的并购金额超过40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600亿元。如今海航正在一点点变卖资产，从股份减持到房产甚至海航的办公楼，都降价出售。去年12月26日，在2018中国品牌论坛会议期间。海航集团董事长陈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公开表示：2018年海航一年处置3,000多亿人民币（约合440亿美元）资产，创造了一家企业一年处置资产的世界之最。
必须指出的是，这几家中国民企的负债率都高达70%以上，他们海外狂购资产的资金来自于国内银行借贷或发行理财产品。伴随着这些资本巨头海外狂购的是中国外汇储备急速下降。至2016年年底，外汇储备跌破3万亿美元关口。中共总理李克强不得不面对尴尬现实：“就在我的鼻子底下，看着上千亿、上千亿的资金走掉了。”在此情况下，中国银监会于2017年6月7日要求排查包括万达、安邦、海航集团、复星、浙江罗森内里在内数家企业的境外授信及风险分析，重点关注并购贷款及内保外贷的情况，开始了外汇储备保卫战。
中国民企巨头变卖资产回国，以及中国买家的减少，造成美国纽约、澳大利亚等地的房地产价格下跌。多年来，持续增加的中国资金成为推动全球房地产价格走高的主要因素。从去年开始，由于中国政府继续对资本外流实施严格管控，这一走势正发生逆转。据Real Capital Analytics的数据，2018年第三季度，中国企业集团和其他机构投资者出售了价值2.333亿美元的欧洲酒店、写字楼和其它商业房地产，仅买入5,810万美元的欧洲房地产；中国投资者在美国出售逾10亿美元房地产，买入房产2.31亿美元。澳大利亚的房地产市场，也因中国买家锐减而趋于冷却。分析师的预计几乎一致，2019年房地产下跌趋势仍将延续。
中国早就不是外商的投资福地
《华尔街日报》曾刊登《在华梦想破灭，美国企业家准备打道回府》（12/14/18），文章谈到在华外企受到成本猛涨、税负攀升、政策收紧和反复无常的监管规定影响，普遍认为他们在中国市场上的好日子已经结束。
文章所谈问题其实是中国投资环境的老问题。2005年2月17日，英国《金融时报》曾发表Geoff Dyer的文章《中国：外企的福地还是坟墓》，除指出土地价格与工资上升之外，外商在华投资还必须付出企业监管成本（指政策、法律不透明等引起的费用与损失）和外部成本（比如知识产权的保护，商业信用等）这两类与政府行为密切相关的费用。文章特别指出“外部成本”中的知识产权困境，称美国近年来在知识产权方面与中国发生许多纠纷，花费极大力气打官司，但即使如此，也无法解决中国企业持续不断的侵权问题。德、法在华企业也都遇到被中方合作者偷窃技术另起炉灶之事。中国盗窃知识产权这一问题延续至如今，成为中美贸易战的原因之一。
自1990年代以来，中国市场一直吸引著世界各国尤其是日本、美国、欧盟等国资本。但并非所有的外商进入中国都能赚钱，不少铩羽而归。第一波撤资潮发生于1999年至2003年（产业资本为主）；第二波撤资潮发生于2008年末至2013年（制造业、金融业都有）；现阶段的撤资始于2015年末的第三波撤资潮的“尾巴”。我一直在追踪研究中国的外资，发现三波撤资的原因大同小异，都与成本（土地价格、工资）、税负、投资的制度环境变化有关。堪称Early Bird的是香港富商李嘉诚，中国大陆是他的投资福地，他在高峰时期就准备全身而退。其旗下的长和系从2008年开始就在中国不停地甩卖资产，同时在欧洲开始新的资本布局。到2017年底，李嘉诚十年之间在大陆套现了1500亿元资产，在欧洲的营收已接近四成，在大中华地区的营收只剩下三成。台商郭台铭发祥于大陆，但从2015年开始，毫不犹豫地离开中国，对投资地重新布局。
上述事实说明，中国早就不被跨国公司视为“投资福地”。中美贸易战只是坚定了外商撤资的想法，加剧了中国的困境。
中国消费者需求遭到房贷严重挤压
被各路媒体热炒的是苹果公司痛失中国市场。但是，苹果痛失中国市场只是提前了一两年而已，中国的居民消费力不断下降并非始自今天。被许多外部分析者忽视的是：中国居民消费能力下降并非贸易战造成，而是中国经济结构与收入分配造成的，贸易战对此影响不太大。
1，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官方数据显示，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正在扩大，2015年以来连续三年攀升，2017年达到0.467，超过联合国确定的警戒线0.4。经济学理论早就揭示：高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要低于中低收入者，只有中低收入者的消费增长，才对一国的国内消费增长有推动作用。麦肯锡《2017中国奢侈品报告》显示，中国消费者撑起了全球奢侈品消费的三分之一，其中很大一部分奢侈品消费在境外购买，对国内消费增长作用有限。
2，居民杠杆率居高不下，制约了居民消费的长期增长潜力。根据中国社科院的测算，中国居民部门杠杆率（居民债务占GDP比重）从2011年的28%快速上升到2017年的49%。人均负债据官方公布为17万元。2018年1月，就有人预测当年人均负债率会超过60%，个人购房贷款成为居民部门债务增长的主要力量，所有行业都将被房贷拖累。道理很简单，沉重的房贷必然对居住类以外的其它消费产生挤出效应，让中国购房者在应付房贷之外无余力增加消费。
与其幻想中国拯救经济，不如调整本国经济结构
不管外国分析者们如何期盼中国经济好转并继续带动全球经济增长，中国经济增长之路早已走到了尽头。中国政府虽然是全世界管控经济最强有力的政府，但现在面对国内经济也束手无策，唯一的办法就是继续印钞、增加政府投资。
中国央行于今年1月初宣布，将银行存款准备金下调1个百分点，鼓励银行增加放贷。此举将释放1.5万亿人民币，这是不到一年时间之内的第五次降准。与此同时，发改委密集批复逾1.2万亿元城市轨道等项目，基建再成政府“稳投资”关键。只是多年以来，中国金融早就脱实向虚，新增贷款并不进入实体经济，而是流向房地产、股市，转化为泡沫。不久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报告称，通过这种信贷刺激，中国似乎已经到了一个收益递减点，新债务部分用于偿还旧债务，以至于要实现同样的增长，需要的新债务是过去的三倍，因此，中国最大的问题是保证贷款不再转化为泡沫。
全球化正进入逆转期的各种摩擦与动荡，特朗普上任后并未摧毁现存的全球贸易体系，而是将其调整为两个不同的体系：一个是美国与其传统贸易伙伴之间的自由贸易体系；另一个未被纳入这一自由贸易体系包括中国等国，目前这两个体系都未完全成形，但中国经济不能继续充当世界经济的引擎已成现实，各国与其盼望中国经济复苏后拯救自家经济，还不如趁此机会调整本国经济结构，适应没有中国充当买家与投资者的状态。
来源：澳大利亚SBS广播公司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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