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谈判代表本周三将开启新一轮谈判，届时一个通常被忽视的问题势必会引起美方的强烈关注，那就是中国国有企业在国内经济中发挥的作用。
40年前，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开始改革计划经济模式。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简称WTO)后，进一步推动经济重心从国有企业转移。然而，在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领导下，国有企业再次成为中国经济政策的核心，也成为美国谈判代表的一大绊脚石。
在美国企业渴望进入的电信、能源、银行、保险等中国国内行业，俨然已是中国国有企业的天下；在习近平此前列为未来重中之重的行业，国有企业也已先行进入。例如，中国中央和地方政府宣布投资逾1,000亿美元发展国内半导体产业，资金投向主体仍是国企。
中国国有建筑企业正在亚洲和非洲建设习近平雄心勃勃的“一带一路”基建项目。国有银行经常被要求加大信贷投放，以防中国经济增长过快放缓。
一位中国经济学家称国有企业是中共的支柱。
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经济改革派占了上风。为推动经济市场化改革，政府将一些中小型国有企业卖给私人，造成数以百万计国有企业工人下岗。政府在经济中的影响力逐渐减弱，一些中国经济学家设法进一步遏制政府权力，其中就包括中国当前首席贸易谈判代表刘鹤。
但中国的改变仅限于此。中国并没有完全私有化规模较大的国企。中国政府只是出售少数股权，以便获得资金来组建银行、能源和电信巨头，并引进西方管理方式。
随后，习近平在许多方面逆转了不利国企的政策调整。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中国问题专家Nick Lardy称，自2014年以来，流向国有企业的银行贷款远远高于流向民营企业的贷款，一改之前几年民营企业占据上风的趋势。据这位专家估计，2016年国有企业获得了中国超过80%的银行贷款。
Lardy在他《国家的反击》(The State Strikes Back)一书中指出，许多地方政府对其控制下的城市和农村银行施压，让资不抵债的企业免于破产。这加剧了中国钢铁和其他大宗商品存在的工业产能过剩，导致中国企业能够以美国企业无法企及的低价出口产品。
对中国而言，则造成了国企低效而民企难以获得信贷的问题。但许多地方则表示，他们宁愿这样的结果，也不愿看到在更激烈竞争环境下出现失业和税收下降的局面。
经济学家们估计，总体上，中国目前拥有超10万家国有企业，员工总数约为4,600万，占城市总劳动力的11%左右。其中最大型的国企由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直接管理，该机构否决了2012年得到刘鹤支持的将大型国企管理权交由独立资产管理公司的提议。
美国官员称，谈判代表本月早些时候在北京磋商了中国国有企业问题。美国认为，中国国有企业受益于相关补贴以及有利国内企业的行业政策，从而可以应对来自海外的更激烈竞争，有时这些企业还会施压美国公司转让技术以换取在华开展业务。
特朗普政府坚持要求中国放宽对国企有利而阻碍美国竞争的关税和监管措施。特朗普政府还希望中国减少补贴、优惠贷款等给国企带来额外优势的扶持措施。
习近平及其助手认为国企能够创造就业，进而有利于社会稳定，并认为中国凭藉在钢铁、铝、建筑等领域的国内龙头企业可与外国展开竞争。国有企业也是中国政府管控经济的一个重要工具，原因之一是中共在任命国企高管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中国通过主要向负责建造公路、港口和住宅的国企提供大量国有银行贷款来刺激内需，进而对全球经济形成提振。
特朗普最近发推文表示，美国在与中国的贸易谈判中正取得进展。谈判的截止日期是3月1日。特朗普的主要谈判人员、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持更为怀疑的态度。他的同事称，莱特希泽怀疑中国的任何市场都不是真正私有化的。他们表示，莱特希泽希望中国证明其愿意改变行业政策，之后他才会建议特朗普批准一项协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未予置评。
国有企业所发挥的作用给谈判造成了另一个两难困境。美国希望中国进口更多美国制造的商品。习近平只要下令在他管控下的国有企业这样做就行了。但这只会提升国有企业在经济中以及作为政府工具的作用。
中国提出了采取“竞争中立”政策的想法；“竞争中立”是指国家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一视同仁。但美国官员对中国政府落实该政策的能力表示怀疑。
美国官员正在争论的问题是如何以最佳方式执行双方达成的任何协议。一些人倾向于他们所称的“朝鲜模式”。对于朝鲜，美国表示，在朝鲜证明其已实现无核化之前不会解除制裁。而在中国的问题上，美国只有在中国政府表明其改变了让国有企业如此强大的做法后，才会取消关税。
来源：华尔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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