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内部对国家是否应该调整对中关系，积极「向中靠」，有极多论战。图为2017年坎培拉国会欢迎中共总理李克强的官方仪式开始前，陆军军官调整一幅卷曲的中国国旗。
间谍、内应、线民、同情者及有影响力的代理人——在澳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些人全都有。对中共来说，同样有价值的，还有公开为北京利益服务的专家、评论人士及工商界高层。但是我还没有提及，幕后另有一个有权有势的力量在运作：中国俱乐部。
今天在坎培拉的政治官僚菁英中，对中共的态度是在霍克——基廷年代形成的。
「中（共）国主宰澳洲的命运」
鲍勃．霍克是1983至1991年间的总理。基廷是霍克手下的强势财政部长，1991年底接任总理，领导国家直到1996年选举失败。霍克——基廷时代冒出来的一群顾问，在接下来的20年间继续控制中央政府机关，设定议题，培育了接班的那一代。他们说服了霍克及基廷，澳洲的未来就在亚洲，而且我们应该把国家向北转。那种说法很有说服力，但是在2000年代，「就在亚洲」的观点变形成了确信「中（共）国主宰我们的命运」。
一旦中国俱乐部的见解统治了坎培拉的中央机关，澳洲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就压倒了国防部、情报部门所提出的其他考虑因素，非政府人权组织所提出的考量自然也是。
到2013年，外交暨贸易部的中国战略完全都是在谈如何在所有层面「加深及扩展」澳洲与中共的合作，同时尊重两者「不同的政治制度及价值观」。各种风险及危险并未纳入考量；这样的战略也许是北京的一个智库起草的。
对外交暨贸易部来说，最要紧的考量是：我们决不应做任何可能使中共领导人不快的事。
前费尔法克斯驻北京记者约翰．加诺特向我指出，「中（共）国比我们更清楚我们制度的弱点何在。」在我们开放的民主制度中，不加限制的政治捐献，是个明显的弱点。另一个是我们的平等主义文化。
前总理们可以在机场游逛，没有任何人会太注意他们。但是，让我们为这些前总理们想一想，过去他们风光无限，如今身处旧日选民之间，虽仍极度渴望关注，但他们的声音却已默不可闻。霍克的司法部长葛瑞斯．伊万斯（现在的澳洲国立大学名誉校长），把这种状态命名为「过气症候群」。
北京理解我们的卸任总理、外长游走在世界舞台，感到他们有重要的事情要说。于是当他们到中国旅行，就会受到宴请及讨好。他们曾统治过的人民，可能不会给他们应得的东西；但是中共知道如何“敬重”这些有成就的人，知道如何帮他们恢复昔日尊荣。
中共已发展出隐微的技巧可以撩拨人的自我，也有一整套机制用于擒人之术的实践。与海外名人打造亲密关系，以说服他们散布北京的立场，这就是所谓的「利用外力为我宣传」。讨好逢迎、皇家待遇，包括费用全包的中国之行、会见顶级领袖??，透过这一套计画，澳洲某些卸任总理、外长及各州州长，已经变成了「中（共）国的朋友」。
「关系」通常被理解为因商业目的而构建人脉的过程。但是，并不止于此。它是一门「如何管理人际关系的错综复杂的中国艺术」，西方人一不小心就会跌跌撞撞。透过互换优惠的微妙过程（有时，也不那么微妙），「把交易中的各方绑在一起，形成一种互有义务的关系」。西方人容易把商业关系中的牟利之术误认为真正的「友谊」，随着他们的戒心降低，就会变得容易操控。
并不是每一个澳洲的有力人士都是受到北京影响的。某些人仅仅是基于自己的判断而形成某个观点，正好与中共的叙事相符。（碰过这种情况的人可能会发现，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重要人士对他们感兴趣，进而邀请他们参加活动，或在《人民日报》上引用他们的话。）但是，无论这些人被接触的过程是什么，我们可以辨识出，在我们的菁英之内，有同情北京利益的立场；从而北京也加以鼓励。
前澳洲总理鲍勃．霍克（右）开启了澳洲与中国的友好关系。左为前菲律宾总统罗慕斯、中为前中共国家主席江泽民。
投降主义者
澳洲备受瞩目的战略分析家休．怀特（(Hugh White）相信：关于现代中国这国家的性质，我们不必知道得太多，也能够决定我们应该采用的战略立场。当我们正在与强国打交道时，只需要明白权力的平衡，便可拟订与该国交往的国家战略。
2017年，怀特他用一整堂演讲专谈中国的崛起、其意图及对澳洲的影响，而不提及中国共产党，仿佛中国只是带着他称为「中国价值观」的中国而已。他声称，中国是被一个日益专制且具侵略性的一党政府所统治的事实，跟澳洲应该如何思考及应对，没有任何关系。
怀特的主张取决于几个大的事实，即：我们一直「依赖中（共）国致富」；「我们未来的繁荣有赖」中国；如果中（共）国把投资转向远离澳洲，将使「我们的股票市场崩溃」。
澳洲国立大学国家安全学院院长罗利．麦德卡夫提出了一些统计数据，对这种夸大其词泼了冷水。强纳森．芬比2017年的书《中（共）国会统治21世纪吗？》（Will China Dominate21 Century?），是对书名所提出的问题进行一个微妙的评估。他的结论是否定的。芬比可能对也可能不对，但是有一件事情很清楚：怀特认定这个问题的答案必然是对的，这种假设值得仔细的审视，特别是如果要以此为基础，主张澳洲必须退出美国同盟，且搁置我们的民主价值观。
对怀特来说，我们除了支持经济上的赢家之外别无选择，因为如果我们不这么做，中（共）国仅凭着巨大的经济力量也会逼着我们这么做。这就是为什么他被列在投降主义阵营。怀特2010年的一篇文章中表达了同样的看法，被当时批评他的人形容为「一篇绝佳范本，教你如何巧言讨好这个挑战我们的最新极权力量：中华人民共和国」。
怀特不太关心另一种观点：澳洲与美国及亚洲盟友可以做许多事情，去限制中共在他国的政治及战略影响。他旨在说服我们这一选项并不可行，因为取代投降的唯一选项是战争。
对怀特来说，大型的斗争可以简化成各方参战的意愿。比较不愿意冒险打仗的那一方就会失败。
澳洲是否必须向中共投降，取决于中共的决心是否比美国来得大；在这个问题上，怀特没有疑问。美国会认输，「我们若低估了中（共）国的决心，我们真的非常不明智。」到了这里你会认为，对中共的理解，包括在习近平治下中共的演变，是不可或缺的；但是，非也。不知怎地，身为「现实主义者」可以让人免除知道任何细节的必要。我们只需知道经济及战略上的权力平衡。如果澳洲为了抗拒改变而与美国站在一起，那我们将站在历史错误的一边，或许是将我国推入一场与中（共）国的战争，十分可能是一场核大战。
在这种观点之下，对于世界的未来、对于澳洲应采取何种立场所做的战略分析，就会是一盘由强权所下的棋赛，像澳洲这样的小卒是可以被牺牲的。假定没有人会傻到发动一场核大战，那么棋手的实力首先取决于其经济力量；中共正在变得越来越强，美国正在变得越来越弱，于是形势的逻辑导致一个不可避免的后果。
这样一来，为什么我们要与输家站在同一边？怀特主张，世界就像一个鸡舍，当所有的鸡都接受了自己在「啄食顺序」上的位置时，就一切和谐。忘记对「国际法晦涩难懂问题」的任何承诺吧；这一切都是关于「纯粹的权力政治」。
像基廷一样，怀特相信，身为一个正在增长的霸权，中共需要呼吸的空间，而我们应该给它这个空间。但是，为了让中共获得空间，谁不得不丧失呼吸空间？当然是美国啊，还有东南亚国家，它们已经被欺凌到失去了传统的渔场，它们的领土主张也遭到推翻。
当中共实现主宰亚洲的野心而我们袖手旁观时，是不是意味着菲律宾、马来西亚甚至越南的自主权得要牺牲？冷静务实的人说，可能是吧。那么巴布亚纽几内亚呢？如果中共将一个海军基地设在紧靠摩士比港的地方，我们会感到舒服吗？（他们已经在吉布地设了一个。）
2014年G20峰会在澳洲坎培拉。澳洲军官引导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检阅礼宾仪队。
价值游说：中共价值＝中国价值？
在「现实主义者」觉得混乱得不能思考的真实世界，霸权明白，或不久就会学到，运用军事优势来臣服他国是呆瓜才干的事情。有许多更便宜、更有效的选项，那就是美国在拉丁美洲锤炼出来的做法。这牵涉到培育一个「买办阶级」（明白自己的利益与霸权同在的生意人），并在国内扶植一执政党，执行霸权想要达成的事项。
对这项战略的长期成功至关重要的，就是要弱化民众的力量，或改变他们的世界观，让他们逐渐接受自己遭到宰制既是不可避免，亦是他们想要的。为了做好这个工作，霸权会去吸收该国菁英，包括有号召力的知识分子。
所以世界不是一盘棋，澳洲也不是一个卒子。澳洲的选择，不是投降主义或战争。弱国总是有战略，以避免被强国所统治。它们有各种可以运用的「武器」。中共对此明白得很，身为弱国，它一直都在使用微妙的策略来对付美国。
自从1951年形成澳美同盟以来，澳洲始终不真的需要美国的保护，因为一直没有针对我们的直接威胁。现在有个威胁浮现出来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形式，清楚地要做亚洲的霸主。然而，在我们国家内却有强大的声音，呼吁我们要削弱与美国的同盟，并采取「独立的外交政策」。但是，当一个侵略性十足的新强权决心控制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地区，所谓独立的外交政策意味着什么？
休．怀特有三个清楚的结论讲得很有道理。第一个是，「我们决不可低估中（共）国的决心，它要做亚洲的超群强国」。第二个是，「我们正在见证澳洲战略环境从英国人垦殖以来的最根本改变」。第三个是，「澳洲的政治人物说，我们不必在中（共）国与美国之间进行选择。但是我们必须选」。对他来说，我们必须选择中共，因为不久之后，亚洲将「没有美国了」。而如果像他认为不可避免的那样，允许中共来主宰，那么，我们要生活于斯的会是什么样的澳洲这个问题，对他来说太难堪了。
于是，每当怀特碰到像民主、人权、法治这样的问题，他都试图贬低其重要性。他采用一种后现代的道德相对主义，主张每一套价值观都同样好。他相信，我们还不够认真对待中共的「道德立场」。他的说法好像「中国价值」能在中共的宣传中找到似的，忘了也许有人认为台湾人民的生活更符合正宗中国价值，而且他们正在尽其所能，去抵制强加给他们的中共价值。
然而怀特告诉我们，认真地告诉我们：或许对澳洲来说，中共价值观并不那么坏。他写道，「中（共）国的价值观与我们的非常不同」，但有谁能说我们的价值观更好？毕竟，我们的价值观「难于界定」，我们「宁愿保持模糊」。他告诉我们，道德选择并不是黑与白。真的吗？难道澳洲人会搞不清楚任意逮捕是对的还是错的吗？党要法官怎么做法官就怎么做，对此我们又怎么看呢？选出国会议员来制定法律到底是不是好事，难道我们也拿不准吗？
怀特说，我们必须现实些：我们将不得不在价值观上妥协，所以不要再道貌岸然了。他不点明的那些价值观，包括言论自由、宗教自由、法治、民选政府，和防止随意逮捕及酷刑。以休．怀特的现实主义世界观，其中有些是可以妥协的。
怀特得出结论，唯一的问题「是我们要妥协哪一些」。世界就是这样。要是有别种想法，那也只是「随便喊喊口号」。这难道不是哲学家的诡辩吗，不相信自己会因为表达观点而被投狱，或使家人受害？怀特立场的逻辑是，澳洲别无选择，只有生活在中共的阴影下，并向其势力卑躬屈膝。但是，他并非带着遗憾及不祥的预感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而是为之辩护。
怀特写道，到目前为止我们够幸运了，但现在，「欢迎来到现实世界」。如果我们「想得够深」，也许这种状态也不是那么糟。毕竟，我们对中（共）国的想像仍然「十分简单」。因此，让我们顺势而行，看看中（共）国的党国统治是否像有些人害怕得那么令人不舒服。
来源：联合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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