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宋永毅
近年以来，对毛泽东的接班人情结和林彪悲剧的体制和个人因素的研究，都有了逐渐深化的趋势。其中值得注意的一说是：这一事件不仅是“接班人”的悲剧，其因果还涉及到了“接班人”的“接班人”、即隔代接班人的选择和指定问题。已故的中国历史学家高华，在2006年就指出：林彪在“政治上极其幼稚的一面”是在文革中推出他的儿子林立果作为他的接班人，从而犯了毛的大忌。[1]最近，清华大学的文革研究学者唐少杰又进一步指出：“毛泽东的‘接班人’情结及其实践表现富有独特之处还在于毛泽东对于‘接班人’所做出的‘隔代指定’，即毛泽东既要选定自己的‘接班人’，又要选定其‘接班人’的‘接班人’。……毛泽东曾建议自己‘钦定’而又为中共党章‘法定’的接班人林彪接受张春桥为林彪的接班人，这就使得毛泽东与林彪的关系很有可能走入不归之路，更有可能致使文革的高层人事变动成为某种宿命。毛泽东或许从来就没有认真考虑过其‘接班人’与其‘接班人’的‘接班人’之间的关系。文革历史证明，这种‘接班人’与‘接班人’的‘接班人’之间的关系，不是双方水火不容、视如仇敌，就是彼此你死我活、不共戴天。”[2]
纵观毛林交恶的源起、发展和激化，这一“接班人”的“接班人”之争无不是这一冲突实质性的焦点所在，尽管在不少场合它常常被浮面的“理论”和“路线”的饰美之词所掩盖。
回归文官体制和选择张春桥为第二代接班人
随着近年来学界对所谓的“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重新审视，出现了一些“翻案”中非此即彼的简单黑白论，即把林彪及其军人集团说成是文化大革命的“反对派”。其实，当我们反对中共官方无限上纲的“路线斗争”说和“反革命集团”案时，绝不是说林彪等人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就是正确的了。更不应当不恰当地反向制造或拔高林彪作为正确路线代表的种种例证。比如，在林彪军人集团成员邱会作和吴法宪的回忆录中都提出过一种说法：林彪在九大之前支持陈伯达起草的九大报告，主张结束文革，“发展生产，搞好经济建设”，[3]为此和毛泽东发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的“斗争”——因为毛支持的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旨在继续革命的九大报告。这一说法其实并不符合史实。事实情况是，因为文人相轻的原因，陈伯达不恰当地撇开张姚，个人执笔应当集体起草的九大报告，又无法及时完成，遭到了毛的指责。而毛泽东其实也同意把陈伯达的意见写入张姚的报告。[4]最重要的是：林彪或许在私下同意陈伯达的一些看法，但在公开场合，他作为报告人从来没有表示过任何对张姚报告的反对或哪怕是一小点修改意见。一般说来，衡量任何政治人物的政治路线或主张，必须首先根据他的公众场合的言行和对国家政治活动的影响。即便林在和陈一起的私人场合或许表达过同意陈稿的某些思路，也绝对谈不上是什么和毛泽东的“冲突”和“斗争”，不过是起草过程中的正常磋商。而当林彪最后一字不改地作了毛泽东修改而定的九大报告后，只能充分说明林其实是毛的九大路线的支持者而不是反对派。一个无法漠视的基本的史实是：毛泽东在九大把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写入党章，同意黄、吴、李、邱进入政治局、并把持军委办事组这样的要害部门，绝不是因为他们反对文革，而是因为他们最积极地支持了他的文革。至于具体的文革怎么进行，尤其涉及到在军队中的深入，在林彪和江青等人之间确实存在着不小的矛盾。但这些也大都是封建王朝中在服从绝对皇权下的文臣和武将集团间的私下互相贬低和攻诽而已。
然而，另外的两件在九大中或九大后在毛林之间发生的事，却绝不应当漠视。第一件是因为在整个九大中央委员、尤其是政治局中军人比例超过一半，毛泽东借外电之口委婉地指出：“什么叫一元化呢？他们说就是军事、官僚体制。按照日本人的话叫体制；按照苏联的话叫做‘军事官僚专政’。他们一看我们名单里头，军人不少，这就叫‘军事’；还有什么‘官僚’，大概就是我呀，恩来呀，康生呀，陈伯达呀这批‘官僚’。……”[5]第二件是毛泽东在林彪作为接班人的名字写入党章墨迹未干之际，就向林彪推荐张春桥作为林的“接班人”。据多种文献记载，九大期间毛泽东提名张春桥当大会秘书长，还就第二代接班人问题和林彪谈过话。在谈到“你年纪大了谁来接班”时，毛提到了张春桥的名字。[6]因为当时的林彪接班人地位还处于炙手可热之际，他们的谈话并没有深化。但至少透露出毛泽东在未来的国家体制上想回归“文官政治”，即选择文官为国家第一把手的谋略。
1970年4月25日，毛泽东和林彪在苏州见面。这一次毛已经比较正式地向林彪提出由张春桥当林的接班人。据秘书回忆，叶群的记录如下：
毛主席问林彪：“周总理年龄大了，对总理的接班人有什么考虑？”
林彪没有说话。
毛主席又问：“我年纪大了，你身体也不好，你准备把班交给谁？”
林彪还是没有说话。
毛主席再问：“你看小张（张春桥）怎么样？”
林彪说：“还是要用跟您一块上井冈山的红小鬼。”
关于用“红小鬼”的话，我印象深刻。叶群也对我们说过，林彪给毛主席说“还是要靠红小鬼”。叶群还说：“要筹备四届人大了，主席情绪很好。”
就是这次，毛主席邀请林彪出席九届二中全会，林彪答应了。[7]
毛林的上述对话至少透露以下的重要信息：1）毛深知林彪的健康情况极差，很可能熬不到接他班之日。他把林彪写入党章其实是一种过渡性的权宜之计；2）这一过渡的对象是张春桥；3）毛希望林能同意他指定的隔代接班人，并马上开始转移权力。显然，毛林之间在这一问题上产生了严重的分歧。这一分歧导致了他们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最终分道扬镳。
毛泽东隔代指定张春桥为“接班人”的“接班人”不是没有原因的。在最近出版的《张春桥家书》中，张的长女张维维这样论及毛张关系：
我的感觉是，毛主席应该是把我爸爸当成一个知音的，毛觉得有他在身边，也是很欣慰的。在江阴的时候，爸爸跟我谈起过，毛主席曾经多次跟他个别谈话，了解他个人情况、家庭情况。也跟他谈起过很多“七大”以前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包括红军时期，毛怎么被夺权、开除党籍，三次反围剿怎么打的仗，四次五次反围剿时怎么靠边站。这些现在的电视剧里都演过。而那时，我爸爸这样的干部是不知道的。……他还告诉过我，毛主席好几次跟他说：“帮帮江青，帮他就是帮我。”[8]
确实，张春桥是毛发动、指导文革的一个“知音”，尤其是在毛泽东的文革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上，更功不可没。尽管张春桥一直自我定位为毛的“秘书”，其实他也是毛泽东的文革理论体系的创立者之一。毛泽东并不是先有了他的继续革命的理论，才在对照检查中发现刘少奇的问题，进而发动文革打倒得刘少奇的。而是先下决心打倒刘少奇，才制造出了一套文革的理论体系来占领道德制高点的。而一小批极左派的精英理论家，包括中央文革小组的陈伯达、张春桥、戚本禹、王力、关锋、姚文元等，则是这一理论体系的实际构筑者。而张春桥，还是中央文革的副组长。例如，闻名中外的毛泽东有关无产阶级专政下必须继续革命的“理论要点”，就是毛泽东在文革第二年（1967年）才指示这些理论家们总结，而后由王力等人从毛泽东的片言只语中引申和系统化出来的。[9]从发动文革的批判《海瑞罢官》，到指导文革的〈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出，到“一月革命”的全国夺权的发动，张春桥都是这些文革最主要的指导思想的提出者和纲领性文件的起草者之一。尤其在“王关戚”和陈伯达都因为政治风云的不测一一倒台后，张春桥和姚文元就成了中央层面上文革硕果仅存的毛派理论家。张春桥总是能给毛泽东文革中的种种错失和谵语打上漂亮的意识形态的包装，使它们浮面看去真象高尚的“主义”、深奥的“战略部署”和发展了马列主义的“理论”。例如，林彪事件的爆发明明是毛的文革理论的大破产，而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1975年4月1日）和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1975年3月1日）两文，却把它用“资产阶级法权问题”和“资本主义的商品交换原则”等貌似高深的理论问题加以包装，在似是而非之中为毛解脱困境，并曲意逢迎为：这正“证明了毛主席提出的理论、路线和政策是完全正确的”。[10]对此，“毛在审阅他们的文章时，象一个老塾师替学生批改、评点作文那样，在两篇文章的题目上一连画了几个圈，以示欣赏”。[11]
【注释】
[1]高华：〈革命政治的变异和退化：“林彪事件”的再考察〉，载《二十一世纪》，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2006年10月号，第79页。
[2]唐少杰：〈简论文革时期毛泽东的情结和角色〉，载《文革博物馆通讯（八二六）》，美国电子刊物《华夏文摘增刊》第九九四期，中国新闻电脑网络（CND）主办。
[3]程光：《心灵的对话—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第206页。高文谦：《晚年周恩来》，香港：明镜出版社，2003年，第270－271页。丁凯文、司马清扬：《找寻真实的林彪》，香港：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2011年。第382页。
[4]同上。
[5]毛泽东：〈九大毛泽东主持会议录音记录稿（之六）〉（1969年4月28日），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数据库，1966－1976》，香港中文大学大学服务中国研究中心出版，2002－2015年。
[6]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88页。史云：《张春桥姚文元实传—自传、日记、供词》，香港：三联书店，2012年，第372－373页。
[7]于运深口述、舒云整理：〈我给林彪当秘书的最后一年〉，重庆：《昨天》（电子刊物），2015年8月30日，第56期。
[8]张春桥：《张春桥家书》，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31页。
[9]王力：《王力反思录》（下），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第964、999－1001页。
[10]这两篇文章分别刊载于《红旗》杂志一九七五年第三期和第四期。
[11]徐景贤：《文革名人徐景贤最后回忆》，香港：星克尔出版有限公司，2013年，第258页。
来源：当代中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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