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9年2月27日博讯老板韦石在他自己的推特上污蔑阿波罗网是江苏国安运营等。阿波罗网要求韦石提供证据或调查报告，并提交给美国联邦调查局。
阿波罗网批驳博讯老板韦石诽谤本网是国安运营并将以行动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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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阿波罗网2011/2/9网友“观棋”来稿
原文如下：
万延海的呼吁 攸关中国前途 中共国安绝密大泄
阿波罗网网友“观棋”来稿独家首发
本人阅间谍史多年，一般情况下，除档案解密外，一般只有已退休的间谍才愿意将自己与国安或者情报部门合作的经历写出来。中国很少有这类资料。刚看到一篇文章。万延海在美国之音发表文章，标题叫做“国际政治看家们的疑虑”。
这篇文字多少解答了最近这两年压在中国追求自由民主人士心头的一个大问题，即所谓异议人士当中到底有没有特务与线人？通常的定义是，中共特务线人是指一切与中共国安部门有合作关系的人。
中国大陆一些因为活动空间特别大而受到质疑的异议人士，通常是指责别人忌妒、造谣中伤。但万延海的文章坦率承认了一点：中共特务线人不但存在，而且面非常广。他的文章是他本人在各种质疑（尤其是国际政治看家包括资助者在内）之下的一种自辩。这篇文章有两个要点：
一，所有的NGO非政府组织活动都在中共控制之下；万延海此文中说：“我们可以设想一下，一个在一线承担诸多人权和民主使命的领导者，可能在多项重要事务和目标上，面临中国国家安全部门或公安部门的疑问和调查。完全不合作，可能就面临即刻的禁令，就难以在现实工作中保持个人或组织活力。很多人可能选择合作或有条件合作，至少不拒绝谈话。”
二，各组织都有妥协，而妥协的详细情况则是不能向外透露分毫的秘密。包括不能透露给同类；万延海此文中说：“谈话过程中，在不同事务上，对立场、原则、策略和细节的交谈，完全依靠个人独自承担，依靠个人的阅历和把握此类关系的能力来处理，而且这种经验在同行之间难以交流。而且个人随时可能失去自由，对失去自由的恐惧恐怕植根于每个人的内心深处。”我看同类人能凭嗅觉找到同类，互相合作，彼此帮衬。”
这段话还包括一层意思，即使当了中共特务线人，也未必保得住平安，随时可能失去自由。所以，认为某某人被判十余年就一定不是线人，也可能是错误判断。
想到崔卫平等人所说的：“上面就象变形金刚，……让我们这些底下办事的人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见本人给贵站首发的《中共政治“朝野互动”风云突变形势急转》一文）。我们终于明白了某些挂着异议人士招牌的人在做些什么事情了。万延海在文章的最后呼吁：希望大家对这种与国安合作的线人行为，“需要多一些谅解和宽容，少一些疑虑。”
东欧等国在结束专制后实行过除垢法，我们中国将来能够原谅这类前中共特务线人吗？
飞鸿黄评论说：民主的建立肯定不是平坦的，但是与党国合作建立民主的道路，不是南辕北辙，不是与虎谋皮，是挂羊头卖狗肉。
附：万延海简历：（1963年11月20日－）万延海1994年成立非政府组织“北京爱知行，任“爱知行”研究所负责人，专门从事艾滋病防治工作。万延海也因此在2002年被加拿大艾滋病法律网络授予第一届国际艾滋病人权行动奖。同年，万延海还获得国际人权联盟授予的人权卫士奖，以及富布赖特新世纪学者奖和耶鲁大学世界学者奖。2010年5月中旬，万延海离开中国赴美。
附：国际政治看家们的疑虑
万延海 VOA 博客
Posted by wanyanhai on 二月 7, 2011
2007年春天，我访问美国，不少关注中国维权和政治的人士询问，为啥大家都不出来说话，偏偏胡佳在不断发声，是否是中共政府故意让他这样做的？我解释了胡佳的性格和坚持，消除人们的疑虑。2007年底，胡佳被逮捕，成为国际英雄。
2010年夏天，同样的困惑。为啥你们政府还在允许某某观察在工作？言下之意，担心这样的人权团体属于中共政府安排的。
这样的疑问，在国际组织、学者和民运人士中，应该是普遍的。这样的疑虑，是有理由的：1、中国社会政治上压制，人权团体可以持续发展和发声，确实是新近的事情；2、地理、语言和文化上的距离，人们无法看到细节和过程，而只能通过表面来看待问题；3、有些团体被取缔、有些人士被逮捕，为啥其他人或团体却“健在”？
但这样的疑虑缺乏证据支持。不仅影响到中国维权人士、团体和国际社会的交流，而且让人权团体和人士无助，在关键的时刻，缺乏资源和道义支持。人权工作处于挣扎中。
笔者就常有体会。我过去在中国国内负责的团体主要从事艾滋病和人权工作。因为拿国际基金支持和与人权组织联系，在中国社会里被怀疑为他国服务和危害国家安全。因为我们没有被消灭掉，因为在国内我们公开拿人权基金大户的钱，拿得比较多，在我们受到全面打击之前，对我们的疑虑估计是非常多的。
这样的疑虑是多余的。我曾被国际人士询问，有人说某某人权团体负责人是国家安全部的，问我怎么看？我立即回答说好，我表示，如果中国国家安全部有这样懂得人权和民主宪政的人才，天天给安全部讲课，不是离我们期待的和平演变、推动中国民主化的目标更近了吗？我随后表示，其实，我们永远无法知道那个人在人权民主工作的第一线究竟和政府安全人员建立了什么样的关系。我们应该主要看其工作的客观效果。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一个在一线承担诸多人权和民主使命的领导者，可能在多项重要事务和目标上，面临中国国家安全部门或公安部门的疑问和调查。完全不合作，可能就面临即刻的禁令，就难以在现实工作中保持个人或组织活力。很多人可能选择合作或有条件合作，至少不拒绝谈话。谈话过程中，在不同事务上，对立场、原则、策略和细节的交谈，完全依靠个人独自承担，依靠个人的阅历和把握此类关系的能力来处理，而且这种经验在同行之间难以交流。而且个人随时可能失去自由，对失去自由的恐惧恐怕植根于每个人的内心深处。
国际社会和中国国内的政治看家们，对待一线工作的维权和民主人士，需要依据人类社会已经建立的客观标准，比如人权公约、法律、机构章程等，来要求和约束人权或民主工作者，依据其工作的客观效果来评估其工作意义。
中国社会专制，但并非完全没有空间，而人类社会有些空间主要在于个人的参与意识，是当政者无法剥夺的。在从专制中国走向民主中国的道路上，肯定不是一个简单黑白分明的事情，民主不会在一天突然出现。在这个复杂和动态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多一些谅解和宽容，少一些疑虑。
来源：阿波罗网网友“观棋”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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