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凭栏欲言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全年将减轻企业税收和社保缴费负担近2万亿元，增值税税率也将迎来新一轮的下调。
减税降费“超预期”。
01
海关总署3月8日消息，据海关统计，按美元计价，2月份，中国进出口总值2663.6亿美元，下降13.8%。其中，出口1352.4亿美元，下降20.7%；进口1311.2亿美元，下降5.2%；贸易顺差41.2亿美元，收窄87.2%。剔除中国新年因素，2月份，中国进出口、出口和进口分别增长3.9%、1.5%和6.5%。
汇率走势与出口关系较为紧密。
2016年下半年人民币持续贬值，中国外贸表现亮眼。
2018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自一月初至三月底持续升值，升值幅度将近4%，2018年3月份，中国出口负增长6%。
2019年开年汇率走势则与2018年开年极其相似，自1月份开始，人民币汇率持续攀升。
从汇率走势上，也能为2月份进口下降找到某些依据。
02
长期来说，升值趋势是由基本面决定，即由贸易顺差决定，贸易顺差收窄则代表升值预期降低，但中短期来说，外汇储备才是决定汇率升值的主要条件。
2019年3月10日上午10时30分在梅地亚中心新闻发布厅举行记者会，人民银行易行长回答记者提问时说：“在过去三、四年的时间，从2015年开始，人民币由于受到各种外部因素的影响和国内因素交织在一起，人民币在过去四年多的时间确实是有贬值的压力。但是中国的货币当局面对这个贬值压力，还是千方百计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为此，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外汇储备减少了1万亿美元。”
显然，易行长发言中可以总结出三点；
1）人民币有贬值压力。
2）汇率被维持在央行认为的合理区间。
3）维持汇率过程中消耗了外汇储备。
03
笔者在之前文章中有过多次分析，人民币升值的出发点来源于维护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国内经济基本面走势需要一个独立的、宽松的、稳定的金融环境来进行逆周期调节。
独立、宽松驱使内外利差收窄，而稳定则要求汇率对利差收窄做出补偿。
宽松放钱出来，还得让放出来的钱待在国内才行，这就是稳定。
放一点跑一点，怎么看也不利于解决国内问题。
人民币升值立足点显然是基于金融层面。
3月8日，受欧洲鸽派消息影响，美元指数大幅攀升，高点已至97.7，但人民币汇率近乎巍然不动。
汇率强弱是相对的，美指大幅攀升，代表其他货币贬值。
这代表相对于其他货币，人民币已跟随美元升值。
升值动机立足于金融，却也会影响实体，而对实体的影响也并不相同。
对国企来说，多为居于生产链上游的进口企业，升值显然有助于国企降低成本。
3月9日国务院国资委主任肖亚庆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记者会上说，今年1至2月，中央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3.9%，利润增长15.3%。
显示央企利润增长率远超营收增长，升值与央企利润增长正相关。
而对于出口型企业来说，升值显然会负面影响企业，二月份，出口同比下降20.7%。
外贸出口企业盈利下降、对汇率走向迷茫恐慌则会加大远期对冲，甚至直接以对冲套利作为盈利手段，如进一步脱实向虚，则会强化汇率风险。
04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全年将减轻企业税收和社保缴费负担近2万亿元，增值税税率也将迎来新一轮的下调。
报告指出，确保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继续向推进税率三档并两档、税制简化方向迈进。
超预期减税，这当然是对经济的一个极大利好。
减速在传统意义上理解会使私人部门收入增加，刺激更多的消费，从而驱使经济增长由投资和出口拉动转变为更加具可持续性的内需拉动。
但是，如果政府支出水平保持不变，却加大减税，那只能有两个渠道，来弥补赤字。
第一、另辟增收渠道，开展新的税种或从严征收等，在此情况下，税只是从一部分人身上转移到另一部分人身上，也或者这群人就是同一群人。
最终私人部门作为整体来看，收入并没有增加，自然也无法拉动经济。
第二、增加负债，政府通过借债来保持支出水平不变，政府借内债与个人负债意义并不不同，政府借内债不过是国家欠国家自己的钱，左右口袋腾挪而已。
增加赤字来减税，结果是私人部门名义上当期收入增加了，事实上当期增加的部分又被借走了，等于当期没有增加。
而国家借的钱最终只能靠加税或者债务货币化（外债则不可以债务货币化）来还，如果是加税，私人部门当期名义上增加的收入，未来还会被加税收回。
也就是私人部门在当期和未来都没有事实上的收入增加，那对经济的拉动效果，除了激发了一点乐观情绪，实质上并没有想象中的影响。
而如果是债务货币化，增收拉动经济更无从谈起，还会面临货币信誉下滑对经济造成负面拖累问题。
减税并不是免费的午餐。传统意义上的减税效果得以实现，只能体现在私人部门实质增收，硬币的反面是政府支出实质下降。
05
穆迪在最新报告表示，中共地方政府的支出需求与其相对有限的收入来源之间持续存在较大的缺口。
报告对各地区之间的资金缺口差异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近年来差距越发显著。资金缺口较大的地方政府主要依靠地方国企(尤其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融资来填补缺口，从而带来更高的或有负债。
减税降费“超预期”，“收”与“支“问题如何平衡，在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四点；
1、提高财政赤字率，有助于大规模减税降费，能有效降低企业负担，激发市场活力。
2、增加特定国有金融机构和央企上缴利润。
3、压减政府一般性支出及“三公”经费。
4、收回沉淀资金，主动挖潜。
而房产税也在加快推进。
显然，在“政府减支”（第3点），“增收”（第2点、第4点、以及房产税）及“增加负债”（第1点）三方面皆有动作。
3月5日，国务院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表示，健全地方税体系，稳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
3月8日，在十三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提出2019年全国人大将落实制定房地产税法。
“集中力量落实好党中央确立的重大立法事项，包括审议民法典，制定房地产税法等立法调研、起草，加紧工作，确保如期完成。
减税压力之下，房产税作为新的税源补充提上日程已迫在眉睫。
而财政部部长刘昆称，要坚持政府过紧日子，大力压减一般性支出，严控“三公”经费预算，取消低效无效支出。
提出中央财政带头严格管理部门支出，一般性支出要压减5%以上，“三公”经费再压减3%左右。
区别于“增收”及“增加负债”，“压减政府支出“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必然更为明显。
06
房产税推出的原因是为了健全地方税收体系，平衡地方财政收支。
而推出过程一波三折至少有部分原因是，顾虑中国地产泡沫。
3月10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数据显示，2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186.74万亿元，同比增长8%，增速分别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低0.4个和0.8个百分点；狭义货币（M1）余额52.72万亿元，同比增长2%，增速比上月末高1.6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低6.5个百分点；流通中货币（M0）余额7.95万亿元，同比下降2.4%。当月净回笼现金7986亿元。
M2增长再一次触及历史低点。
在M2减速的重压之下，房产价格本已具有较高风险，是否还能承受的住再加一根稻草？
而房价爆破本身也并不是问题，问题是会将风险传导给银行。
无论是90年的日本地产泡沫还是93年的海南地产泡沫还是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每一轮地产泡沫中，总会有金融机构以身相殉。
这与中央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背离。
如何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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