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界首市政府主要领导政绩观畸形，对中共作出的大力整治脱贫攻坚领域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搞形象工程进行整治的决策，本着不敬畏、不在乎、装样子、喊口号，巧立名目，欺上瞒下。热衷于大拆大建，搞各种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 对外宣称改造城市形象，实际行贪污受贿之实。由于大肆拆迁，人民的生活水平非但没有提高反而倒退返贫，生活变得及其困难，百姓民不聊生。
界首市政府和所辖的颍南办事处主要领导面对畸形政绩观的诱惑，急功近利，对中共脱贫攻坚的部署应景造势、敷衍塞责，涸泽而渔。他们跨越底线，完全不顾及农民的死活。为使荣老家、饶吕等贫困村脱贫,对贫困村进行整村拆除,对其他村的贫困户也是采取将其房屋拆除的做法,完成所谓的脱贫任务。这样一来，既完成了中共的脱贫攻坚任务，又抢夺了农民的土地，一举两得。由于政府对征地拆迁农户和贫困户不给于妥善安置，贫困农民居无定所，房屋被拆迁、耕地被征收，无生活来源，重返贫困。
界首市政府为追求“高,大、上”，强行征收段楼、曹营、饶吕、吕楼四个自然村共5000多亩良田用来建设高铁广场，并建设6条100多米宽的道路，总投资5.4亿元，并将上述四个自然村进行整村拆迁，致使四个自然村 5600多农民的楼房被强拆而居无定所，生活陷入恐怖和水深火热之中。造成这么多农民无房可住、无地可耕，缺乏生活来源，陷入举步为艰的地步。
界首市政府和颍南办事处的主要领导在利益和政绩的诱惑下，完全不顾广大群众的反对和基本生活条件，为搞“形象工程”打造颍南新区，大肆拆迁房屋、滥占滥用耕地，对所辖的七个村，共一万五千多户房屋(其中90%的房屋是楼房)进行整体拆迁，大批的楼房被拆除，目前造成2万多人无家可归。特别是被拆迁的王方自然村，该村村民贷款办了106家家具厂，从事生产批发家具，通过他们的智慧和辛勤劳作，已形成远近闻名的生产批发家具的集散地，生意红火，辐射周边200多公里，解决贫困人口就业近万人，每家生产家具村民年收入二三十万元。如此规模的民办企业,被政府无情拆除，群众哭诉无门。
界首市颍南办事处太和社区和福通社区,两社区所辖的范围就是四条主街(分别是牛行街、裕民街、大桥南路、福通路)范围内的区域，这四条街始建于1999年，当时是经界首市政府规划后，广大居民经历了多次拆建、饱受了极大的经济压力和建房的艰辛，才形成今天界首市沙河南岸的主街道，承载着界首市区三分之一的商贸经营，其中颍南牲口行是全国四大行之一，每年的牲畜物资交流大会吸引全国各地客商，热闹非凡，几千户居民过上了安居乐业的日子。 可由于政府打造颍南新区，他们的房屋和商铺被拆迁，广大居民失去生活来源，从而进入四处流浪的行列。
房屋是农民一生中最重要的财产，是一生甚至几辈人的归宿，耕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主要生活来源。对农民来说,土地和房屋是他们全部家产，是生命线，是最不能逾越的红线。 而农村中大多数的农民用一辈子的积蓄盖房子，甚至用一生的时间来偿还盖房子的借款。安身立命之地被拆掉,其生活必然雪上加霜。政府官员为如期完成拆迁工作,利用农民的软弱、缺少法律保护意识的特点,动用专门的拆迁公司实施强拆。将农民的用电、用水来源全部切断,严重影响了农民的正常生活,农民不得不离开祖祖辈辈生活的土地和家园。
仅界首市颍南办事处王方自然村就有4人因不愿拆迁而被逼自杀，他们分别是石文亮的母亲、石文华夫妇、石可利。由于政府对征地拆迁农户不给于妥善安置,被拆迁的许多老年人，因租赁不到房子住(因房主害怕他们年纪大别死在自己房子内)而抑郁生病死亡。 年老体弱者因拆迁无房居住，生病去世的数以百计，精神脆弱者承受不了祖祖辈辈耕作的家园和几辈人心血被毁的后果终日郁郁寡欢。政府急于搞拆迁和形象工程,不仅没有改善当地农民的居住和生活条件，反而加深了农民苦难。
界首市市政府严重违反土地管理法,跨越耕地红线,将万亩良田建成了万亩森林,对外宣称改造城市形象，行贪污受贿之实。
界首市政府和颍南办事处主要领导欺上瞒下、巧立名目,不顾广大群众疾苦，以棚户区改造和景观带建设为名，大肆拆除农民房屋。界首市政府向上级打着棚户区改造的幌子，把阜阳市授予小康村的曹庄村整村进行征地拆迁，1000多家的小洋楼被拆掉，造成群众流离失所。同样,界首市政府打着修建界临河景观的幌子，向上级报告把界临河两岸100米范围内的附属物进行拆除,可实质上却把界临河西岸100米之外的荣老家村、饶吕村、吕楼村进行整村拆除 ，造成三个村的1500多户农民无家可归。
界首市政府与民争利，大肆拆除农民房屋，政府以低价每亩39800元的价格征收土地后，经挂牌高达数十倍的价格出让。引进开发商搞商品房开发，拆迁房屋补偿的价格是每平方米限额内2650元、限额外的580元。而界首市的房产市场价每平方米均价在6000至7000元，要拆迁户以高出补偿价3至11倍的价格去买开发商的房子，对征地、拆迁的农户也不给予妥善安置，致使原本是小康生活的广大农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界首市政府和颍南办事处的主要领导人性缺失，搞大拆大建是急功近利的表现，是典型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