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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争运动爆发至今已 7 个多月，街头抗争渐现疲态，惟风暴带来的後遗并未止息。
街头大型拘捕行动不再如数月前常见，但上门拘捕、保释一段时期後至近日落案、甚至当事人离境时在关口被捕等情况，屡见不鲜。根据警方数据，至本月（1月）9 日，警方在各区示威活动中拘捕 7,019 人，当中只有1,092 人遭落案起诉，检控比例仅约 15.6%、获无条件释放的人数多达 349 人，且尚有 5,556 人的案件仍在调查中。已遭检控的1,000多人，固然要费尽心神，着手应付漫长繁复的法律程序，但另外５,000 多人，仍要面对众多不确定性，每日忐忑不安，担忧最终会否被检控、会被控告甚麽罪名等，即使是极少数其後获撤控的「幸运儿」，在过程中因遭警方使用过度武力或不人道对待所造成的创伤，亦非短时间内可以癒合。
然而过去多月，面对滥捕滥告批评，政府论调依然离不开以「法治」为盾：政府多番重申，示威者破坏行为罔顾法治；任何要求特赦、或停止检控的声音，都会损害法治；警方严正执法、依法拘捕，均是建基於法治 ….
律政司司长郑若骅日前在法律年度开启典礼上致辞，亦如是说：
「…. 在乱局下，暴力横行，破坏行为猖獗，那就是暴徒统治而不是法治。
…. 为免警务人员在互联网平台被起底及滋扰，高等法院在颁令继续执行相应的临时禁制令时指出：『重覆和不断升级的违法行为在情理上是没有可能促进和维持法治』…. 」
但前法律界立法会议员、执业大律师吴霭仪接受《立场新闻》访问时，直斥郑若骅的说法为求紧贴中央「止暴制乱」指令，扭曲法治意思，是「政治」，多於「法治」：
「政府系颠覆紧法治 — 我拉你就要告、告就要定罪、定罪就要坐监。他们认为法治就系守法，这是香港官员根本唔应该有的法治观念 — 佢哋唔系今日先做香港官员。」
「香港的法治系有好长的历史，点解会用咗共产党套想法，视法律为控制人民的工具，点可以将两样嘢混为一谈？」
吴霭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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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千案件积压 能否维持公平审讯成关键
随着运动旷日持久，部分案件开始进入答辩及正式审讯，但更多仍处於提堂、等待警方搜证、等候控方索取法律意见等初期程序，案件一再押後，距离尘埃落定，依然遥遥无期。
大量案件积压，民建联早前建议设立 24 小时运作特别法庭，加快处理案件。吴霭仪直斥有关建议「唔经大脑」 — 香港法官人数有限、控方律师有限、辩方律师有限，逾千宗案件造成的司法灾难，并非有钱就能解决。
吴霭仪认为更重要的，是在如此大规模拘捕及提告下，无论是检控方、辩方，还是法官，能否维持其一贯公平审讯的水平，存在隐忧。
「一般来说，律政司要控告一个人，唔系净系睇警方提交的调查证据，而系要审视：证据是否经得起考验？是否足够去证明这条控罪？通常这个步骤系需要时间，同埋需时冷静思考。」
《警队条例》第 50 条订明，如警务人员「合理地相信」有人干犯会被控以由法律订定判处、或可被判处监禁的罪行时则可拘捕。惟警方近日多次行动中，都被质疑以撒网方式围捕；路人、记者、急救员均被捕，甚至有警员以「违反高等法院禁制令」为由拘捕等，这些事件虽引起公众譁然，一般市民却难以阻止警方滥捕。
现时已提告的超过 1,000 宗案件中，最终有多少人会被定罪，现阶段仍难以估计。但从近月已有十数宗个案获律政司撤控来看，市民质疑警方及律政司「宁枉毋纵」滥捕滥告，亦非无的放矢。
大律师公会主席戴启思早前在法律年度开启典礼上，就提及与律政司司长截然不同的观点。戴启思致辞时表示，严重暴力行为固然与和平示威的权利背道而驰，但数千名被捕市民中，部份人将面临漫长刑期的严重控罪，但「大致上他们都有着良好品格，代表着香港社会一大部分人」。戴启思指，根据律政司《检控守则》，检控决定并不是只取决於警方是否有足够证据令被告入罪，基於公众利益作出检控亦至为重要，即使证据充分，个别人士或某类案件亦不一定需要交由法庭定夺。
吴霭仪指，有人主张只要有拘捕就要提出起诉，否则就是违反法治，这种说法是扭曲了「法治」的意思。
「尤其佢哋将暴动罪、非法集结睇到咁阔，好似你赶唔切离开现场，拉到都算『参与（暴动或非法集结）』。」
吴霭仪认为，就算严格按照法律解读，被捕人「技术上」已算干犯罪行，律政司亦有责任在平衡市民和平集会自由的权利後，思考提出起诉是否属最符合公众利益，「起码，无直接参与暴力行为的人，我哋系咪唔应该告呢？」
律政司须为检控把关 法庭仅「守尾门」
吴霭仪指，一个人由被捕至被控，案件一共要经历四个把关程序。第一关，是警察应按法律，在足够证据下才作出拘捕。第二关，律政司要确保案件有充分证据、合理定罪机会，及符合公众利益下，方批准起诉。第三关，辩方律师应作充分准备，在法庭上为被告的最佳利益作辩护。第四关，法庭必须维护公平审讯原则，确保被告获公正裁决。
吴霭仪认为，在现时滥捕滥告下，第一、二关已经失守；辩护律师能否好好履行其职责，某程度上亦取决於律政司有否将文件、准备呈堂的证据预备好，有否为辩方律师预留足够时间准备辩护等。
而相比起掌握拘捕权及检控权的政府机关，吴霭仪承认，法庭只是个「守尾门」、相对被动的角色，「第一，法庭无权决定检控边个，第二，法庭唔可以决定你有咩证据、无咩证据，只可以裁决系咪批准证据呈堂。法庭都无权决定法律系点样制定。如果法律订立得好严苛，法庭都唔可以自己放宽。」
吴霭仪指，除非辩方能提出证据，证明检控决定本身不公，或者控罪所涉的法例本身违宪，否则一旦案件被带上法庭，法官就要把案件审结及颁布裁决。但市民一定会有一套公义观，当法庭的裁决与大众期望有落差，民众不满，吴霭仪认为这是最自然不过、但法庭无可奈何的结果。
另一个法庭「无可奈何」的地方，是「暴动罪」、「非法集结罪」等不少现时律政司动用的《公安条例》控罪，至今仍维持 67 暴动後制定的版本。而《公安条例》过往一直被质疑违反人权，部分条文更在 1995 年一度被废除，惟人大常委会指 95 年版的《条例》违反《基本法》，无法过渡九七。
「《公安条例》系一条好古老的殖民地法例。如果你就字面解释，（罪行）涵盖的范围会好阔。对警察而言，就算一个和平集会都好，如果其中有三个或以上的人，做咗法律唔准许的行为，你就变成非法集结。」吴霭仪解释，「咁我哋有 100 万人，系咪都变成参与非法集结呢？」
「我哋直觉上觉得唔公道，但法庭可能会话：无办法，边个叫条法律系咁？」
保释条件屡被轰严苛 吴霭仪：我哋对无罪推定，系咪够认真？
不过，虽然法庭在起诉与否、以什麽控罪起诉等问题上并无主导权，但法庭角色亦非全然被动。
法律界有句名言「Justice delayed is justice denied」，迟来的公义就是不公义，《基本法》第 87（2）条亦订明：「任何人在被合法拘捕後，享有尽早接受司法机关公正审判的权利，未经司法机关判罪之前均假定无罪」。案件积压、审讯延期所造成的不公，对已被还押的被告而言尤为切身。最近就有一宗案件，控方申请将案件押後 6 个月再讯，裁判官认为 6 个月太长，但最终亦批准将案件押後 4 个月，期间被告还押看管。
终审法院法官马道立在法律年度致辞中，不点名回应亲中团体指「警察拉人，法官放人」的指控，强调除非被告有弃保潜逃或干扰证人的风险，否则法庭一般会准予保释，做法符合无罪推定的原则。
不过近日多宗与示威有关案件，即使法庭批准被告保释，保释条件之严苛令人咋舌，例如在「和你 Shop」行动的被捕人被禁足全港商场；有学生须遵守周一至周五每天 12 小时，周末更长达 18 小时的宵禁令；有被告任职飞机师，但法庭规定他不得离开香港，做法犹如被告还未定罪，已经受罚。
吴霭仪没有直接评论这些条件是否过分苛刻，但据她观察，社会上仍有不少人觉得，一个人既然被捕被控，法庭拒绝其保释，也属无可厚非，吴霭仪直言这种想法不可取，「而如果我哋法官的文化都系咁，我哋系有理由觉得好担心。」
吴霭仪认为，司法机构、以至整个法律界必须反思，他们对人身自由、无罪推定等普通法原则，有否在日常工作中，同样认真对待，「保释肯定是法庭的权力范围内。我希望在法庭面前陈词的律师，会更加有力地说服法庭，令到我哋的尺度，更加符合公平审讯的尺度。」
图片素材来源：终审法院网站
市民有权批评法官出错 惟不应人身攻击
随着运动演变，被捕人的案件被带上法庭，尖锐政治争议所带来的压力由街头转移至法庭，市民密切关注审讯，而大众对过往对司法机构的普遍信任，亦难免受政府及警队诚信破产影响。当法庭的裁决未符合市民的期望，无论该决定是否合法、合理，法官亦会成为众矢之的，甚示被质疑不公。
在近月游行示威中，各级法庭开始成为示威者针对的对象，例如在去年 12 月，高等法院、终审法院亦被人针对纵火，有人於法院外墙以喷漆涂鸦，点名道姓指某位法官为「红底官」。特区政府、香港律师会均谴责行为冲击法治；被视为较开明的大律师公会亦发声明，指司法机构是公义及法治的守护者，对破坏行为予以最严厉谴责。
吴霭仪不希望有人破坏法院，但同时认为大力谴责有关行为，於事无补，因为当市民直觉地认为某被告应判无罪，却被判有罪更遭重罚时，「佢哋自然而然对法庭有很大愤怒，呢个可以理解」。
吴霭仪认为，市民绝对有权、亦有责任批评法官出错，甚至可以质疑法官过於严谨，司法制度中存在上诉机制，也是同一意义。但她认为，如果针对法官人身攻击，或断定对方「染红」，不是适合的方式及态度，「系咪要用烧法庭，去放火先可以做到呢？咁样反而会令人觉得法治并唔系你支持的一样嘢」。
於社会普遍讨论下，难免有市民会认为法庭的部分裁决，对人权的保障未必足够，吴霭仪认为法律界可多解释阐述，或举行法律知识讲座，让市民对公平审讯越来越关心之余，亦更客观理性理解法律原则及尺度。
有人在高等法院外石墙涂鸦，内容攻击一名法官
去年 7 月 21 日多名白衣人於元朗无差别袭击市民，无疑是运动其中一个重要转捩点。吴霭仪认为整场运动中，市民对 7.21 事件印象最深刻，也令他们强烈质疑法治，「原来警方执法系可以咁随便，有啲人可以逍遥法外，如果法律只保护打我的人，咁我做乜要尊重法律？」。
吴霭仪指，当政府不守法，甚至带头践踏法治，不去保护一般市民，反而以政治立场决定哪些人可获保护，就会造成很大的法治危机。
「因为法治最基本原则，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原来有啲人打人不用负责，警方唔会干预，另外一啲人就算无打人都会被拉，最基本的法治原则已经荡然无存，人民最直接反应就系点解要法治，法律对我有咩好处，我点解唔作反？」
除了选择性执法，警员对市民滥用武力而无人问责，亦是失信於民的主因。当政府对社会要求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充耳不闻，警暴受害者或只可循民事途经追究，当中固然涉及动辄过百万元的法律费用，但吴霭仪指金钱只是其次，最令受害者却步的是担心遭报复，「要当事人挺身而出去告一个警察，挑战一个政府、一个公权力，系好大压力」，这也令她大为愤怒，「点解我哋政府唔可以令市民觉得法律系保护佢哋，唔使担心被报复，呢个系法治缺陷，当你的法定权力得唔到伸张，法律俾你的权力系无意义，只系空纸一张」。
法治已死? 在缺陷中追求最大公义
当社会对法治陷入信心危机，不少人会直呼「法治已死」，吴霭仪认为，在指出现时制度缺陷後，应着眼如何挽救、扞卫，而非对法律本身全盘否定，然後摒弃，「咁我哋系咪个个去街度打交就算呢？唔得㗎嘛，你要光复香港，你要光复香港的法治制度」。
她提出当香港面对巨大法治缺陷，社会各界包括关心法治的市民、法律界、政府都应认真讨论如何改变。而其中最重要、也最老套的答案，是建立民主政制、重启政改，「无民主，系无办法维持法治，因为最大维护法治的唔系司法独立，系政府要守法，当政府不守法，一路要去到法庭，已经系把紧尾关，好多嘢都已经破坏晒。」
「我哋依家其实系夹硬死撑。在一个无民主、或者民主有好大缺陷的情况下，我哋要撑起法治，每一步都系艰难的。」
近年政府对反对意见的控制越收越紧，民主化的愿景，比 5 年前看起来还更加遥远。现时民主进程落後，吴霭仪认为惟有从法律界开始，从法律层面推动尊重人权、人身自由的文化，扞卫仅余的保障。
「我哋用文化去弥补无民主呢个缺陷，其实系好艰难的一件事，但艰难我哋都要死撑，因为实在太重要。」
好艰难 但值得付出
香港危难之际，吴霭仪乐见不少年轻律师正以更认真、更热忱态度守护法治，为如何更有力为当事人辩护、更有效推广人权文化等费煞思量，「我哋除咗见到一部分年轻人在街头抗争，仲有一部分年轻人在法律范畴抗争，抵抗一个崩坏的法治。我知道系好艰难，但如果法治真系咁宝贵，系值得我哋付出去做。」
一场反修例运动，将香港各界卷入政治风暴，亦暴露出累积多年的政制缺陷，吴霭仪指香港现时情况严峻至此，需要由多方面着手处理改善，短时间内没有一个万灵药方案，但绝不能轻言放弃。
「无论点样有缺陷，都要追求对公义、人权、自由的最大保护。真系唔系好玩，但无办法，你系要咁做，世界系唔完美，我哋在不完美里面，希望可以减低不完美，增加多一分公义。如果我哋每一代人都咁做，我哋就会对得住下一代。」
吴霭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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