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毕唐书
“日本是一个缺乏内省能力的性急的民族，他们不可能知道，要屈服一个民族求生存求自由的意志，这在古今中外都是不可能的……对日作战，不论打到什么地步，穷尽输光不要紧，最终底牌就是不要向日本妥协，唯有长期抗战，才能把日本打垮。一言以蔽之，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他(日本)讲和！”
蒋百里全家福
对于军事，我素无兴趣，且完全陌生。所以突然对蒋百里这位职业军人发生兴趣，主要是抗日战争的触发。2015年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一时间，抗日战争又成为热门话题。虽然，对中国抗战的胜利有诸多议论，但谁也不能否认，中国在近现代的中日战争中第一次取得了胜利。但同时当面对真实的历史时，我们又不能不承认，这一胜利是在中国不具备最基本的取胜条件的基础上赢得的，同时，也主要不是中国军队在战场上赢得的（尽管谁也否认不了中国军队在极其艰难条件下的卓越表现）。特别糟糕的是，我们至今都说不清楚我们到底赢在哪里。在这一方面，我们讲出的理由（无论是国军正面战场的台儿庄、昆仑关还是中共敌后战场的地道战、地雷战）似乎都难以服人，而能够服人的理由又讲不出来。但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赢了，尽管赢得似乎有些勉强，日本输得也不很服气。
那么，中国到底赢在什么地方呢？我们配得上当时的“世界四强”和战胜国的称号吗？正是这个问题让我想起了蒋百里——这个中国现代史，特别是中国军事史上绝对不应忽视的人物。记得几年前第一次接触这个人物时，立刻就得出了一个结论：如果不了解蒋百里，就不会真正懂得中国的抗日战争。遗憾的是，这个与中国的抗日战争命运攸关的人物，长期以来却被我们忽略了，其作用被严重地低估了。
要评估蒋百里的价值，首先要了解七七事变之前中日两国之间的力量对比。
一、七七事变前夕，中日两国无论是军力还是综合国力都没有可比性。斯大林曾极为轻蔑地说过：中国没有军事工业，现在只要谁高兴，谁就可以蹂躏她。
早在1894年，也就是甲午年，中日两国之间就进行过一次战争博弈，即甲午战争，国际上称之为第一次中日战争。众所周知，战争最终以中国的惨败告终。而在那一次较量中，日本并无优势可言，即使当时的国际舆论，也普遍地看好中国，而非日本。
在战争爆发之前，中国已经经历了约30年的“洋务运动”（也就是当时的改革开放），经济实力已经远超日本。当时，中国政府开煤矿、办铁厂，成立电报总局，架设海底电缆，在广州、上海、武汉等地建设自来水厂，以及大力发展纺织工业等等，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如开平矿务局，采用机器采煤后，1889年的年产量便已达247,000吨；1893年，汉阳铁厂全部竣工，设备先进，拥有10个工厂，所生产的铁除了供应本国外，还出口到美日等国。到1885年，沿海和沿江地区的电线总长度已达到一万多里。所有这一切，使清政府的经济实力大为增强，清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已经是日本的1．5倍。当时的军事实力也远胜于日本。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建军，装备了7000吨级铁甲巨舰2艘、2000吨级巡洋舰5艘，加上其他大小军舰，共20多艘；南洋舰队也拥有了2000吨级主力舰4艘，1000吨级炮舰3艘；广东、福建舰队也有千吨级舰艇8艘。四支舰队共计大小舰船80多艘。这支庞大的海军，居当时世界第四位，亚洲第一位。到了1890年，北洋海军拥有2000吨位以上的大战舰又增加到7艘，共有吨位27000多吨；而日本海军2000吨位以上的大战舰仅有5艘，共17000多吨，远不如中国的北洋舰队。80年代开始，清政府还以巨资修筑了旅顺、大连、威海、烟台、吴淞、马尾、黄埔等海防基地，装备了最新式的克虏伯自动回转射击大炮，以及深水军港、船坞等配套设施。旅大、威海、大沽等基地的营建，使中国拥有了当时远东规模最大的海防体系。洋务运动期间，陆军也开始装备西洋枪炮，学习西洋阵法。1884年，淮军已拥有当时最先进的克虏伯后膛钢炮370多门。80年代以后，湘军和淮军已全部用西洋枪炮武装起来。由此可见，甲午战争不同于鸦片战争，不是大刀长矛对抗坚船利炮的战争。
然而，在这场战争中，中国还是被打败了。
40多年过去，到了七七事变前夕，中日之间的力量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超长距离地拉大了。如果说甲午战争基本上是一个重量级别的对手之间的较量，那么，40多年后的抗日战争则基本上是血肉之躯与飞机大炮的较量。
二战前夕，斯大林曾以流氓语言极为轻蔑地说过：中国没有军事工业，现在只要谁高兴，谁就可以蹂躏她。这种侮辱人格的话听起来固然刺耳，却是当时的残酷现实。
一国的军事实力强弱，归根到底由综合国力，尤其是工业生产能力来决定。从下面抗战爆发前中日双方一系列数据的对比可以看出当时两国之间的差距有多大。
日本年工业总产值60亿美元，中国13.6亿美元；
日本年产钢铁580万吨，中国4万吨；
日本年产煤5070万吨，中国2800万吨；
日本年产石油169万吨，中国1.31万吨；
日本年产铜8.7万吨，中国700吨；
日本年产飞机1580架，大口径火炮744门，坦克330辆，汽车9500辆，战舰52422吨，而这些现代化武器装备，中国均无自产能力。
也就是说，当日本已紧跟世界潮流大踏步迈入机械化军事时代之际，中国居然不能生产任何一种拿得出手的主战兵器。无论国家的经济形态、技术形态还是军事形态，日益西化的日本都遥遥领先中国整整一代。
先以双方海军军力对比为例：“七七事变”前夕，中国海军兵员共约两万五千人，共有66艘舰艇，分为巡洋舰、轻巡洋舰、运输舰、练习舰、鱼雷艇五类，总吨位57608吨。而截止到1937年6月，日本海军兵员十二万七千人，共有舰艇285艘，总吨位超过115万吨。其中作战军舰约77万吨。包括航母4艘(近7万吨，总吨位，下同)，水上机母舰2艘(约3万吨)，战列舰9艘(约27万吨)，重型巡洋舰12艘(近10万吨)，轻型巡洋舰21艘(近11万吨)，驱逐舰102艘(超过12万吨)，潜艇59艘(超过7万吨)。还有练习舰、潜水母舰、布雷舰(艇)、海防舰、炮舰、水雷舰、扫雷舰数十艘，总吨位约13万吨，以及修理舰、运输舰、练习特务舰、测量舰、布雷艇、猎潜艇等配套舰艇。此外，又有战列舰2艘、航母2艘、轻型巡洋舰4艘、驱逐舰12艘、水上机母舰3艘、水雷舰4艘正在建造。其中2艘战列舰，就是后来名动天下的“大和”“武藏”，每一艘的排水量都在7万吨以上。换言之，日本一艘大型战列舰的排水量，就超过了当时的整个中国海军。
至于空军，更无可比性。当时中国空军仅有600余架飞机，包括作战飞机305架，全部进口，不仅无整机自产能力，且无主要零部件之自产能力。因缺乏零件的缘故，抗战爆发时能够投入战斗的飞机仅223架，共编为31个中队。能执行任务的飞行员只有620人。而日本具备完全的飞机自产能力，年产各类机型1580架，当国力进行极限动员后，可升至年产一万到两万架。“七七事变”前，日本海、陆军航空兵共有2700架飞机(陆军1480架，海军1220架)，其中作战飞机1600架(陆军960架，海军640架)。在海军作战飞机中，陆基飞机458架，舰载机182架，能在航母上起降的就有130架。
双方陆军的对比也好不到那里去。
熟悉中外战史的读者都知道，自拿破仑以来，人类逐渐进入“技术专家式战争”时代，兵员的组织管理与动员训练重要性日趋提高。按现代的国防军事理念讲，国家平时应该精简现役军人数量，增加预备役兵员，节约资源用于更新武备，真正开战后，通过迅速有效的动员投入总体战争。可当时的中国却相反。中国人口大约4.5亿人，现役常备军170余万(编成步兵182个师又46个独立旅、骑兵9个师又6个独立旅、炮兵4个旅又20个独立团，还有少量特种兵部队)，而受过军事训练的预备役兵员仅150余万。以当时中国的人口总数和经济基础而论，前者数额大得完全不合理，后者又小得不成比例。而日本与中国的情况正相反。“七七事变”前，日本的人口为9000万人，可精确统计并进行高效动员，常备军兵力不过38万人，编成17个常备师团、4个混成旅团、4个骑兵旅团、5个野战重炮兵旅团、3个战车联队、16个飞行联队以及守备队等。战前的日本法律规定，凡17到40岁之间的男子必须服役，故理论上战时可动员一千万人参战。受过军事训练，可迅速形成战斗力者包括：后备役兵近74万，预备役兵约88万，第一补充兵158万，第二补充兵90万，合计超过448万，占总人口约5%。
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时，日本的军事动员体系已达到世界一流水平，既可以利用朝鲜、东北到华北的铁路网，又掌握中日之间的海权优势，所以兵力动员后投送效率也非常高。据当时中国国民政府战前判断，日军“输送其陆军经朝鲜至满洲者，每星期约二至三师团并直属部队及其补给；经海道向我国任何海岸者，每十天约一梯队，即二至三师团，连同一切附属品及补给”。中方已意识到，在华北战场，日军可在开战八到十天内，由本土输送二至三个师团；在沿海战场，日军第一梯队二至三个师团的投入需一个星期，“尔后续加同等兵力，为八至十日”。依事后的实战检验，可知此判断基本符合事实。在上海战场，日军的动员与输送能力，甚至超出了中国政府的预计。
在兵员的训练上，中日同样存在着重大差距。
抗战前，中国士兵大部分是文盲，截至1936年底，中国训练完毕之高中及同等学校的合格预备兵，仅17490人。专科以上文化程度的候补军官仅880人。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抗战时当过国军排长，他发现基层军官连花名册都点不了，平日多不研究战术，打仗全凭血气之勇。进攻时以密集队形蜂拥蚁附，失利时又鸟奔兽散。
以单兵射击训练论，当时一发子弹的价值在中国相当于七斤半大米，或35个鸡蛋。所以中方军队平时训练多数是打空枪，就算物质条件最好的中央军，也不过每兵配发15发子弹作实弹射击，开战后每兵配发20发子弹上战场。而日军《步兵操典》规定，新兵入伍后，每月用于实弹射击的子弹，步枪不得低于150发，机枪不得低于300发。结果日军每个中队都有三分之一的步枪兵可以达到优秀射手的水平。
至于双方步兵重火器威力的落差，就更不用说了。“七七事变”前，中国75mm以上口径的火炮仅800多门，重炮只有可怜的48门，虽全部从德国进口，但总数连日军同类火炮的零头都不到。
尤其要命的是，中国直到七七事变之前，在诸如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还都没有完成真正的统一。
由此可见，日中双方军事实力差距巨大，完全不在一个档次上，国际间在战前根据两国军力国力经过对比计算，普遍认为一旦两国开战，日军只要动用15个步兵师团就能在短期内迅速彻底击败中国；最乐观的估计是德国军事专家的计算，认为如果中日开战，日军动用15个步兵师团进攻，中国最多可以坚持6个月，而这些都是科学评估的结果。
但是，在这一次的中日战争博弈中，却出现了奇迹：同国际间的预测相反，中国并没有被日本“短期迅速彻底击败”，而是坚持抵抗了8年之久，并最终赢得了胜利。
两次中日战争成败异变，主要是8年抗战，功成在战略，也就是说战略决策正确，而在正确的战略决策中，蒋百里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蒋百里说：“万语千言，只是告诉大家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他提出的主要办法是：“胜也罢，负也罢，就是不要和它讲和”。
蒋百里，浙江海宁人，名方震，字百里，是中国近代军事史上的传奇人物。他不是共产党，也不是国民党嫡系，资格比蒋介石老，才华横溢而又独立特行。台湾出版的《传记文学》杂志称他为“中国现代兵学开山祖”，史学界亦有些人誉之为“战争先知”。这些称颂，都持之有故，并非虚饰之言。不过，根据他在抗日战争中发挥的作用，对其最正确的评价应当是天才的军事战略家。
蒋百里在国外也很有名气。在日本老一辈人中，蒋百里的名气比在中国还要大。日本人记得他的《国防论》、他的抗日战略理论。他们说：“一个蒋百里就两次打败了整个日本陆军。”第一次，蒋百里在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时候，轻松夺魁，在所有日本毕业生面前把代表第一名的日本天皇佩剑带走了，而他的日本同学如荒木贞夫等，恰好是太平洋战争中日本陆军的主要将领。第二次，是8年抗战，看百里将军的抗战理论，日军恰似按照将军的指挥，老老实实的自东向西，前进到湖南，而后陷入中国泥沼式的持久战中不能自拔，直到战败。战役上，中国失利的例子虽多，但战略上，日军的败局则早已注定。
蒋百里1901年在杭州求是书院（浙江大学前身）肄业，即被派赴日本留学，是中国最早到日本学习军事学的留学生之一。1906年，他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步兵科。回国后不久，他又被派往德国陆军大学深造，并受到德国名将兴登堡的赏识。这为他考察和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意大利的治军经验，提供了很难得的机会。在20世纪前期的中国，有蒋百里这样的经历与造诣的军人，似乎并不多见。这位只谈武不动武，只谈兵不带兵的将军，曾为各路军阀所器重，段祺瑞、袁世凯、黎元洪、吴佩孚、孙传芳等中国现代政治舞台上走马灯般的风云人物，都曾三顾茅庐，虚席以待，诚聘他为参谋长或顾问，但相比之下，真正让蒋百里看得上的，还是蒋介石，并最终为蒋所重用，在蒋麾下发挥了他的军事才干。
作为一名职业军人，蒋百里致力于国防军的建设，并且为此投入了毕生的精力。他30岁时就当上保定军官学校校长，军衔少将，可谓少年得志。但是终其一生，他没有掌过兵权，自然也就没有带兵打过仗。到50多岁担任陆军大学代理校长的时候，他的军衔还只是中将，死后才被追授为上将。在当时军界，蒋百里可以说是名声大、权势小的人物。这恐怕与他的品格不无关系。他自号澹宁，寄托着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情怀。他的旨趣在办事，而不在抓权。以他的军事才华，如果在内战中施展，飞黄腾达，升官发财都是唾手可得的事情。但他没有去做。因为他致力于军事建设，是为国家的，而不是为某个人，某个主义服务。他所致力的军事教育给中国留下了一个有一定专业素养的高级军官团。这些人大多没有蒋百里先生高尚的信仰，却毕竟学到了专业知识，在中国抵抗外侮的事业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但蒋百里先生对国家的最大贡献表现在抗日战争的战略决策方面。
早在抗日战争前夕，蒋百里便以一个“日本通”的识见，反复呼吁当局，要迅速做对日本作战的全面准备。为此，他接受当时蒋介石主持的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派遣，以高级顾问的名义，出访欧美，考察好些国家的总动员法，写成了《总动员纲要》。抗战爆发以后，他更马不停蹄地奔走于国内国外，到处宣传抗战到底的决心和中国必胜的信念，并通过外交活动，争取国际上的支援。
1937年初，也就是七七事变前夕，蒋百里最重要的军事论著集《国防论》出版，轰动一时。该书的扉页题词是：“万语千言，只是告诉大家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国防论》反映了蒋百里军事思想的主要内容：“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之一致则强，相离则弱，相反则亡”；“战斗力与经济力是不可分的”，“国防建设必须与国民经济配合一致”，“强兵必先理财”。他针对中国军阀部队“兵为将有，长于内战，怯于御外”的积弊，提出“治兵是为国而战”，“不为国而战的治兵，则祸患无穷”。他认为，现在战争是“全体战争”，必须进行全民总动员，办法是“寓兵于农”，以义务兵役制代替募兵制。他预言，中国和日本的战争，将是持久的，面对强敌的侵略，只有避免过早的决战，逐步积聚力量，疲惫敌人，才能最后制胜。他在《国防论》和其他着作中阐述的对日战略，归纳起来有三点：第一，中国对日不惧鲸吞，乃怕蚕食，故对日不应步步后退，而要主动地实施全面抗战，化日军后方为前方，使其无暇消化占领区，从而使日本无法利用占领的地区提高战力；第二，主动出击上海日军，迫日军主力进攻路线由东北-华北-华中-华南的南北路线改为沿长江而上的东西路线，从而充分利用沿江的山地与湖沼地利，抵消日军兵器训练方面的优势；第三，以空间换时间，行持久战，通过时间的消耗拖垮日本。具体做法为将日军拖入中国地理第二棱线，即湖南、四川交界处，和日军进行相持决战。
后来，中日的战争发展，恰恰按照他的预料进行，反映了他对两国实力与战略态势的准确把握。
此外，蒋百里还在他的《日本人》一书里，根据他对日本民族、日本军队的了解，经过认真分析，令人信服地断定：日本帝国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它的军力、国力均经不起久拖，因此与日本打仗，“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他讲和”。意思是说，对日战争，胜固然可以庆幸，败亦属暂时，而“讲和”则正中敌人的奸计。这些分析和结论，对于消除一部分中国人的“恐日病”是有作用的。“就是不要同他讲和”这句话，则成为抗战时期流传甚广、统一全国思想的名言，也成为当时中央政府坚守的基本立场。
让我们回望七七事变发生后的一幕。
1937年7月8日清晨，卢沟桥事变的消息从北平传到国民政府的夏都庐山，引起庐山一片恐慌。蒋介石深夜问计于蒋百里。当得知大敌当前，蒋介石还在为国内混乱的局势忧虑时，蒋百里说：“委员长不必担忧，一个歪曲的社会，到了抗战时代，天然的会正直起来。日本的侵略，实际上反而刺激了中国人的爱国精神，反而促成了中国的全民团结，加速了中华民族争取自由、独立的民族解放的进程。
“日本是一个缺乏内省能力的性急的民族，他们不可能知道，要屈服一个民族求生存求自由的意志，这在古今中外都是不可能的……对日作战，不论打到什么地步，穷尽输光不要紧，最终底牌就是不要向日本妥协，唯有长期抗战，才能把日本打垮。一言以蔽之，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他(日本)讲和！”
当谈到国民政府对日作战的策略时，蒋百里说：“中国军队的武器和兵员素质不如日本，这是无法回避的客观现实，因此，我们要力图避免在无险可依的北方平原上与敌决战，要想方设法迫使日军主力改变进攻路线，将日军主力进攻路线由东北华北华中华南的南北路线，吸引到沿长江而上的东西路线，从而充分利用沿江的山地与湖沼，消解日军兵器训练方面的优势。日本兵力虽强，但它有致命的弱势：日本人口少，兵员不足；国土小，资源奇缺；国力弱，不利于长期作战。而中国人口众多，兵员充足；领土广大，资源丰富。基于此，日本对中国的战争，只能采取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我们则应反其道而行之，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要以空间换时间，通过时间的消耗，拖垮日本。具体做法为将日军拖入中国地理第二棱线，即湖南、四川的交界处，和日军进行相持决战”
蒋百里对抗战前景的预言，如空谷足音，不仅让蒋介石茅塞顿开，也让国府高层坚定了抗日的胜利信心。蒋百里的战略设想也成为中国抗日战争的战略部署，并遵循这一部署一步步走向了胜利。
当我们了解了这一战略构想，也就明白了为什么七七事变发生后不久，弱势的中国会集中75万兵力主动发起“淞沪会战”，与扬言“三月亡华”的日军浴血缠斗三个月之久，虽败而犹荣；理解了当时国民政府发表的《自上海撤退的声明》中所宣示的会战的意义所在：“各地战士，闻义赴难，朝命夕至，其在前线以血肉之躯，筑成壕堑，有死无退，阵地化为灰烬，军心仍坚如铁石，陷阵之勇，死事之烈，实足以昭示民族独立之精神，奠定中华复兴之基础。”了解了这一战略构想，也就理解了抗战初期中国军队在长江以北节节抵抗后撤退的战略意义……
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战略态势看，中国坚持持久抗战的意义就更为重大。美国总统罗斯福曾在1941年5月27日指出，不断加强的“中国的壮丽的防御战”是阻止希特勒征服世界的计划接近完成的重要因素之一。一向对中国的抗战表示轻视的丘吉尔也不得不在1942年4月18日写道：“我必须指出，中国一崩溃，至少会使日军15个师团，也许会有20个师团腾出手来。其后，大举进犯印度，就确实可能了。”到1945年日本战败时，向中国战区(包括台湾和越南北纬16°线以北地区)投降的日军共128.3万人，这个数目大约相当于全部海外日军274.6万人(不包括关东军)的46.7%。因此，1945年1月6日罗斯福在致美国国会的国情咨文中再次表示，我们“忘不了中国人民在七年多的长时间里怎样顶住了日本人的野蛮进攻和在亚洲大陆广大地区牵制住大量的敌军”。从来持强凌弱斯大林也肯定“中国人民及其解放军的斗争，大大地便利了击溃日本侵略力量的事业”。联系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日军的凌厉攻势面前美军在菲律宾，英军在香港、缅甸、新加坡雪崩似地溃败，中国不屈不挠地坚守就更为可贵，意义就更为重大。中国人民完全可以自豪地这样说，世界上恐怕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具有中华民族这样坚忍不拔的毅力——在极其艰难、几无胜算的条件下，主要依靠自身的力量，屡败屡战，坚持抵御强敌达14年（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始）之久而最终将强敌拖死、缠死。也正因为如此，中国才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真正“站了起来”，成为“世界四强”，并于1945年4月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成立大会上被确认为联合国安理会的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中文也成为联合国的正式语文之一，同时，近代列强强加于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也得以废除。
历史上战争胜败的主导因素，在于政略与战略的高下。只有在战略上掌握了主动与支配权，才会导致最终的战争胜利，而在战场上的一些胜负表现，实在是兵家常事而已。中日双方这场全面与持续的历史大决战，总共进行了八年一个月又三天。两军双方总共进行过二十二次的会战（双方动员兵力在十万人以上），一千一百十七次以上的战斗（双方兵力在一万人以上），以及三万八千九百三十一次的小型接战。中共军方伤亡了三百六十万人，日军伤亡了一百一十万，中国平民死亡了三千五百万人，接近六千亿美元的财产以及无数的文物遭到日军的摧毁与劫掠。在所有这些大大小小的对战中，中国胜少败多，中国在战争的各个层次上，都落后于日本；如果仅从一地之得失，一役之胜负看问题，很容易得出中国并没有胜出的结论。但是中国一直掌握战略的主动。中国人不怕牺牲，结果获得了最后胜利。假如用最为简单的方式来归纳中日之战的胜败基本原因，那么就是中国做到了“纵使战到一兵一枪，中国也绝不停止抗战”，但是日本做不到“一亿人玉碎”的牺牲。所以，中国胜在政略与战略，而政略与战略的决定性意义，一般人是不会理解的。这也是蒋百里先生作为天才的军事战略家的历史地位始终没有得到确认的原因。
三、题外的话
蒋百里先生是典型的中国传统文化意义上的儒将，他代表了中国最后一代“国士”的风骨。作为军人，他才华横溢而又独立特行，献身于国家而又不委身投靠于任何党派和权势人物。蒋氏祖上是藏书大家，自幼即满腹经纶，以这样的天赋和素养，其后融中西于一体，军事上、书法上、文学上、美术上、外交上，一经手其成就便可比肩一流高手。蒋先生青少年时主编的《浙江潮》，其思想之尖锐深邃不亚于《新青年》，所译的《西方文艺复兴史》至今为中央美院教材。其智为大聪明。比如对日抗战，蒋先生很明白上街发传单是干不掉日本兵的。他的做法是脚踏实地的对日本的社会、军事、政治各方面进行充分的研究，结合对中国的充分了解，完成专业的对日作战方略，回答了“中国怎样能打赢日本？”这个题目。
蒋先生不仅长于宏观谋划，而且在微观上亦有精准的洞察力。1932年2月1日，蒋百里和友人曹聚仁等人在上海法租界的一家咖啡馆喝咖啡，他手持一张上海《每日新闻》，突然指着《每日新闻》上的一则电讯让曹聚仁等人看。曹聚仁等人一看，那只不过是一则普通的简短电讯，电讯上说日本陆军大臣杉山元昨天晋谒天皇。蒋百里说，这就是报告日本出兵的意思；并以十分肯定的语气对曹聚仁等人说，以日本的运输能力，以及由长崎到上海的水程，六天之后，即7日早晨，日军会有一个师团到达上海。曹聚仁等人当时并不以为然，但六天后的2月7日早晨，日军的第九师团果然毫厘不爽地开到了上海，参加作战了。曹聚仁等友人连连称奇，此事在当时广为流传。当时蒋百里并无内部消息和其他特殊途径，依据一则寻常新闻，就能推断出日本即将出兵，没有对日本战时行政体制的透彻了解，没有对岛国国民性格的整体把握，没有对日本运输、交通、运量、军队建制、后勤补给等方面的常识储备，蒋百里不可能料事如神。再如西安事变，张学良想派个人去南京接洽停战，又怕南京不接受，问计于他。先生问：“这里的人你最讨厌谁？”张曰：“蒋鼎文。”先生说：“那就让他去。”结果，蒋鼎文一到南京，很快便实现停火。
蒋百里先生是至情至性之人，他和夫人左梅女士爱情一直被传为佳话。左梅女士原为一名日本护士，姓佐藤。1913年6月18日，蒋百里在保定军校任校长时举枪自杀成重伤，袁世凯政府闻讯即急请日本大使馆选派军医前往保定抢救。佐藤做为随医护士一起到了保定。蒋百里伤势好转后，日本军医要回北京，经学生代表要求，留下佐藤护士继续护理。佐藤敬佩蒋百里的血气方刚，又担心他往后还会抑制不了激情的冲动，就对蒋百里说：“忍是大勇者之所为。自杀不是勇敢而是逃避人生责任。人生责任应以大无畏的精神，冲破一切难关，以求实现其伟大理想。如果不能忍耐，将来如何能够成大功立大业？如果有热血、有志气的好男儿轻言牺牲，国事尚有何人来承担，如何对得起国家和培养人才的老前辈？”这娓娓之言，如醍醐灌顶，使蒋百里顿时大悟。由此，他开始追求这位温婉刚毅的异国女子。后来佐藤回国，他与佐藤的爱情为其家庭所不能接受，便致书佐藤曰：“我因你而生，你现在又想置我于死地，好，我马上就到日本来，要死也死在你的家里。”
在蒋百里锲而不舍的追求下，佐藤和其父母终于接受了蒋的感情。1914年冬日的一天，一艘日本轮船缓缓驶入天津塘沽口，佐藤再度来到中国，此后，她再也没有回日本。蒋百里委托一个朋友作媒人，到码头迎护佐藤姑娘，随后两人在天津德国饭店举行婚礼。结婚以后，蒋百里取佐藤姓中的“左”字为姓，又以自己平生最爱的梅为名，给新婚的日本夫人起了一个中国名字：左梅。这一年，蒋百里32岁，左梅24岁。
从此，日本女子左梅追随丈夫蒋百里终生。为了跟从蒋百里抗日，她自行断绝了与日本亲人的一切来往，也不教孩子们说日语。后来蒋百里在抗战期间因劳累过度在睡梦中猝死，当时冯玉祥竟然在香港报纸上发表文章，想当然地一口咬定，说蒋百里是被日本妻子左梅打毒针毒死的。女儿蒋华知道这个消息，立即打电报坚决否认，澄清其事。蒋百里去世后，左梅独自抚养五个女儿，也因为日本女子的身份而遭人白眼，但她一直留在中国为蒋家守寡，直到1978年在北京去世，享年88岁。其骨灰与蒋百里的灵柩一起合葬在杭州南山公墓。
在20多年的共同生活中，左梅与蒋百里相濡以沫，生育了五个女儿。长女早夭，二女及四女旅居国外，三女名蒋瑛，业音乐，为科学家钱学森夫人。
蒋百里于1938年11月4日在赴贵州遵义就任陆军大学代理校长途中病逝于广西宜山，终年56岁。噩耗传来，举国震悼。重庆各界举行公祭，蒋介石亲临主祭。国民政府明令褒扬，追赠蒋百里为陆军上将。其遗体葬于宜山鹤岭。墓在半山，可俯瞰宜山全城。墓碑刻字“陆军上将、陆军大学代校长蒋方震之墓”，墓门两侧的联语为：桃李满宫门，筑室有贤承子贡；剑铎藏武库，童山何幸葬先生。额题是：雨化群伦。抗战胜利后，蒋百里遗体迁葬浙江杭州西子湖畔南山公墓。迁葬之日，虽经10年，遗体不坏。1949年后，又迁葬于杭州凤凰山下之南山公墓。经60年变迁，蒋百里在宜山鹩哥山即鹤岭的墓地，已经了无痕迹，墓碑亦遍寻而不复见，只有上述的一副联语，尚流传于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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