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丁凯文
林豆豆是“九一三事件”中的关键人物，既是该事件的重要当事人，也是林彪一家唯一的幸存者。林豆豆的个人回忆和申诉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如何判定林豆豆在事件中所起的作用，同样是研究者无法回避的问题。根据官方在林彪事件后发布的57号文件的宣传口径，林豆豆“在紧要关头揭发林彪、叶群、林立果私调飞机、阴谋叛国投敌，为党立功”。坊间一些人士的评论也大都将林彪出走而最终罹难于蒙古温都尔汉归咎于林豆豆的举报。以往史学界就这一问题的论述并不多，余汝信的《〈林立衡关于“九一三”经过写给中纪委的材料〉解读》对此作了较为详尽的分析。
余汝信先生认为，林彪的被迫出走首先来自于毛泽东的步步进逼。由于林彪在1970年的庐山会议上打击了毛泽东的文革红人张春桥，触动了毛泽东的文革底线，引发了毛泽东的强烈反击。毛泽东明里批的是陈伯达，实则将矛头对准林彪和其麾下的军委办事组，叶群在毛的压力下不得不作检讨，毛对叶群的检讨作了极其严厉的批示。余先生指出：“毛泽东给高级干部的检讨写如此‘细致’如此严厉的批语，从1959年那一次庐山会议批‘彭黄张周’后从未有过。”其实，毛表面上狠批叶群，实则是狠批叶群背后的林彪。林彪则以沉默对待之。毛对林彪的进一步的进逼就是1971年8月的南巡讲话。在8月15日到9月12日这短短的29天里，毛巡视南方，与各地领导人，尤其是大军区首长们谈话，将矛头对准林彪。很明显，毛的南巡讲话是在为“倒林”做好舆论和组织准备，下一步将会在9月份召开的九届三中全会上“揭盖子”。余先生指出：“毛泽东的南巡讲话，已将林彪逼到墙角。就看即将召开的九届三中全会，如何整治林了。”可以说，毛泽东的步步进逼是因，林彪一家逃亡是果。笔者对此深以为然。
余先生对林豆豆材料中所言“代表和执行林彪的‘意志’和‘嘱咐’”持有不同的看法。笔者也认为，搞清楚这一点才是搞清楚林豆豆在“九一三事件”中的所作所为的关键点。余先生指出，林豆豆的申诉材料并没有说明“什么是林彪的‘意志’”，林豆豆在那几天中也没有直接了解过林彪的态度，甚至连“直接沟通的尝试都没有”。此外，林豆豆也夸大了林彪的“病重”状态。余先生认为，林彪的“身体状况和思维能力都与常人无异”。笔者认为，林彪有病确实不假，据林办的秘书和医生所言，林彪除了原来就有的一些较为严重的病症外，还患有相当严重的抑郁症。但是林彪是否患病到失去自主意识则是大有疑问的。林豆豆之所以在申诉材料中持有这样的看法，也许更多的是为自己在申诉材料中叙述“九一三事件”中的作为预作铺垫和解释。换句话说，林豆豆强调了林彪的“病症”与无助，“九一三事件”中出走的责任就可以归结到叶群和林立果身上，也为自己在9月12日当晚竭力设法阻止林彪被裹挟出走的行为作了恰当的解释。当然，在林彪出走问题上，林豆豆的说法并非全无道理，还需要研究者作更深入的分析和探讨。
林豆豆的申诉材料的叙述主要是从1971年9月7日起，而9月12日当晚发生的事情则是其重点论述的内容。余先生就几个关键性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1）林豆豆从林立果处了解一些情况，知悉了林立果的一些想法，由此找了部分警卫人员打招呼，防止林彪被叶群和林立果劫持到外地，但是林豆豆并未采纳警卫人员的建议向上级报告。林豆豆自己耽误了从9月7日到12日这整整五天的时间。
（2）叶群曾向林彪提出“去广州不行，去香港也行呀”，林彪对此没有表态。这说明叶群在设法出走的问题上并未欺骗林彪。因此，林彪在9月12日当晚出走的目的地应该是国外，只有到了境外，才能彻底摆脱毛的控制。
（3）林豆豆编织了“林彪被骗”的神话，是因为林豆豆面对官方给林彪戴上“叛徒、卖国贼”的帽子而不知所措的反应。
（4）9月12日当晚，林豆豆已经明白，林彪、叶群、林立果三人与毛泽东决裂的态度是一致的，林豆豆向8341警卫部队报告是因为她自己已经“不可能在林家内部阻止这一决裂的过程”。
（5）林豆豆希望自己能够将事件局限在北戴河，并试图将林彪与叶群和林立果分离，以为这样即可保住林彪，这实在是对党内政治斗争天真无知的表现。林豆豆的想法和做法都是不现实的。
（6）根据林彪内勤和警卫的揭发材料，林彪离开北戴河住地是主动而为，林彪也是自己从飞行员的简易舷梯爬上飞机的，由此也可证明林彪的自主能力。林彪应该清楚，这次并非是正常的出行，而是一次“前途未卜的仓皇逃命”。
（7）“九一三事件”并非是毛泽东、周恩来设计出来的阴谋，而是一起突发事件。8341部队既无经验可供借鉴，也无处置预案可遵循，在没有上级明确命令情况下不可能采取任何实际行动，因此也就谈不上有什么阴谋了。
笔者感到这里还有几个问题值得继续探讨：（1）林彪的出走，有几分是主动，几分是被动？林彪是否在出走前就已经完整地知悉叶群、林立果的逃亡计划？如果林彪事先就已知悉叶群的逃亡计划，林彪对此又是什么态度？林彪又做了哪些必要的准备。在国内不管到了哪里：无论是广州还是大连，与待在北戴河殊无二致。如果要逃亡，唯有国外才安全。但是从现有的材料来看，林彪并无任何表示要到国外避难，也没有做任何这方面的准备。专案组经过多年的审查也没有发现这方面的蛛丝马迹，仅凭个别林彪内勤偷听来的叶群说话的片言只语似乎还难以论断林彪同意或默认了叶群的逃亡计划。李文普在审查期间交代的“林彪问到伊尔库茨克要多长时间”应是专案组逼供信的产物，不足为信。其实，官方如果真的掌握了林彪主动叛逃的证据，何须如此大费周章地压迫李文普作伪证？
（2）以林彪对毛泽东多年的了解，林彪应该知道毛泽东南巡讲话的目的何在，那就是要对林彪下杀手了。叶群的表现是惶惶不可终日，林立果则更像一个“愤青”，无厘头地要“奋力一搏”。那么林彪是否知悉林立果在北京的活动？目前也没有材料证实林彪知悉林立果的活动和《“571工程”纪要》，那个林彪的“九八手令”居然出现了三个不同的版本，且来路不明。官方所言的林彪要搞政变和杀毛，都属天方夜谭。从林彪一直处于被动和沉默的状况来看，林彪被叶群和林立果裹挟出走的可能性更大一些。惟林彪的出走客观上表现出林彪与毛泽东和平分手，林彪的出走打乱了毛泽东的整人步骤，使毛泽东的文革神话波灭，唤起了人们的觉醒，宣告了文革的破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林彪的出走具某种积极的意义。
（3）现有的官方关于“九一三事件”的叙述，大都是围绕在前台处置此一突发事件的周恩来、汪东兴和北戴河8341部队的活动，却几乎没有关于毛泽东的态度，似乎只有林彪的飞机快到中蒙边境时周恩来向毛汇报，才引出毛的“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那句话。除此之外，毛似乎没有任何其他表示。这不能不使人感到蹊跷。北戴河的警卫部队要向北京的上级汪东兴报告，汪向周恩来报告，周面对如此之大事只能向毛泽东报告。面对中国的第二号人物林彪，周恩来绝无可能自行其是，自作主张。那么林豆豆在北戴河得到的“中央”指示：“与林彪等人一起上飞机”，又是来自何人呢？笔者认为，毛泽东在整个事件中的作用还有待研究者下功夫予以深入探讨。
（4）林豆豆在整个事件中的作为的确有一些可议之处。笔者认为，林豆豆的失策是，没有及时与林彪沟通，过于相信自己的能力，以为在自己的布置下就可以防止不测事件的发生。这也是对中国上层政治斗争缺乏认识的结果。但我们不能简单地将“九一三事件”归咎于她的报告，毛泽东的“倒林”是既定之策，没有“九一三事件”的发生，还会有其他事件，林彪难逃被整之厄。事实上林豆豆也是这场政治斗争的受害者。即使没有林豆豆的报告，林彪的政治结局也好不到那里去，高岗、彭德怀和刘少奇的殷鉴不远，叶群等人焉能不怕？三十六计走为上应是叶群、林立果的首善之选，林豆豆以个人之力是无法阻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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