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强，你们香港人为我们做的已经够多了，你必须活着回去，把这一切告诉全世界。”1989年六四当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见证军队开真枪杀人，并在北京同学肉身掩护下而活着逃出来的人权律师林洋鋐（即前学联领袖林耀强），31年来，每每谈起当年一幕，仍忍不住落泪。
今年是六四31周年，香港警方首次禁止支联会在维多利亚公园举行“六四烛光悼念晚会”，令这项全球最大规模的六四纪念活动，持续30年后首度熄灯。尽管港府声称是因应疫情下的“限聚令”所做出的决定，不过，支联会批评这是政治打压，并质疑警方的做法与正在强推的“港版国安法”有关。
去年30周年的六四晚会，因正值“反送中”运动爆发前夕，当晚有18万人参加。而今年支联会即使面对警方打压、上诉被驳回，但也表示会以8人一组形式到场悼念。民间也有遍地开花的悼念活动。
面对香港的自由进一步被收紧，亲历六四屠城、如今两鬓已少许花白的林洋鋐在油麻地的办公室，接受大纪元《珍言真语》栏目采访时，坦言很郁闷，但他强调不会缺席悼念六四。6月3日，在大批防暴警察的戒备下，他已率先和另外一位学联代表陈清华，到中联办前悼念六四。至于六四当晚，“只要维园不封，我都会去的”，他坚定地说。
去年支联会悼念六四晚会有超过18万人参加。摇摇欲坠的中共政权出于恐惧，禁止今年晩会。（宋碧龙／大纪元）
去年支联会悼念六四晚会加入反送中主题。（宋碧龙／大纪元）
亲眼目睹军队在天安门广场真枪杀人
31年前，林洋鋐是学联代表会主席、香港中文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学生。年仅21岁的他，带同香港人的捐款和物资抵京，是第一批北上支援的香港人。
1989年5月，学联代表会主席、香港中大学生林洋鋐（本名林耀强，左）与另一香港学生在天安门广场展示“香港学联支持你们”白布，获在场学生欢迎。（资料图片）
6月3日晚上11时多到6月4日凌晨4、5时，他一直在天安门广场留守。这一晚，林洋鋐亲眼看到中共军队开枪杀人，“第一次抱着垂死的人，血像水龙头一样流，是这么的沉重”。
林洋鋐回忆，6月3日晚11时多，第一辆装甲车驶进广场，速度非常快，当时的民众非常愤怒，想尝试去拦阻这辆装甲车，阻止它前进，但只是徒劳。
到了凌晨2时左右，一列长长军队，由西面向东门步行进广场，沿途扫射，地上偶尔有火花。当经过毛泽东画像前，一辆双节巴士正朝着士兵驶去，以图阻止士兵前进，但最终停下来。林洋鋐看到几名士兵冲上巴士把司机拉下来，用枪柄不断痛击已倒地的司机直到没有反应，同在广场的几名工人见状非常愤怒，走出二三十米，喝止这些士兵不要殴打司机，其中一名工人把手中玻璃瓶掷向士兵时，他突然听到枪声，后面的人喊着快点去救人。
林和六七名男生，一起抬着这名中枪垂死的工人，工人的背脊一直在流血，“好似开了水龙头”，虽然后来送去了救护站，但当时林看他已没有生命气息，眼睛已经反白了。“那一刻是我第一次，在广场上接触到士兵开真枪去杀死当晚的学生或工人。心情非常沉重。”同时间，在东单及西单的杀戮更厉害。
枪林弹雨中北京同学以血肉之躯护港生
凌晨4时多，五六个手持冲锋枪的士兵，冲上人民纪念碑。当时林洋鋐坐在纪念碑最顶层，距离士兵只有几米之隔，“如果当时他们要开枪，我必死无疑”。这时，身边的北京同学，不需要任何眼神交流，也没说一句说，用他们的身体包围着他，然后推着他离开纪念碑的顶层。
“他们一边推我的时候一边对我说，他们叫着我的名字……”说到此，林洋鋐已眼眶泛红，他用普通话重复着当年北京同学的嘱咐：“小强（本名林耀强），你们香港人为我们做的已经够多了，你必须活着回去，把这一切告诉全世界。”
这句话成为林洋鋐一生的嘱托。多年后，即使他已成家立业，转为低调，甚至在40岁改行做律师时，名字已改，但只要有六四座谈会的邀请，他每场必到。去年六四30周年，他做了无数的访问，甚至30年前他在六四天安门广场的照片，也被外媒记者重新展现出来。
1989年6月4日屠城之夜，林洋鋐（左）在天安门广场纪念碑前。（资料图片）
八九民运民众在纪念碑前打出的标语。当年北京学生就在这里用身驱挡子弹护林洋鋐逃生。（网友“不再沉默”提供）
今年的五六月，空气特别郁闷。因为港版国安法的杀到，香港人对前景普遍感到失望，移民、走资潮再现。5月22日，消息公布当晚，林洋鋐和另一名六四见证人、学联前代表陈清华，在中联办前拉起“背信弃义、中共可耻”横幅，旁边是一百多名持枪的防暴警察。
“当天正好是我的生日，我却没有心情庆祝。”林洋鋐坦言很少出去示威，“但这一天很愤怒，也很难过。”
林洋鋐说，他们这一代人，亲历《中英联合声明》及草拟《基本法》，当年中共曾信誓旦旦，会给予香港高度自治，但最终成为空话。“今天看到那个国安法，包括将 大陆有关颠覆中央政权、分裂国土这些非常之恶名昭著的罪名，去镇压异见人士的罪名带来香港，而且还说会在香港成立它们的执法机构，这完全将当年的承诺撕破。”
上一代人为了逃避中共迫害来到香港，林洋鋐说，小时候年长的人都会告诉他，“中共是一个背信弃义、不可以相信的政权”。但他年轻的时候，仍幻想中共这次真的会实践它的承诺，但没想到九七主权移交仅仅23年，它们便撕破脸皮，“所以必须发声谴责中共政权背弃自己的承诺，践踏一国两制”。
他坦言担心自己的安全，“因为作为律师，经常要代表被告去挑战政府，但将来不知道会怎样？究竟中央政权包不包括香港政府，它也是中央政权的一部分，你去挑战它，行不行？是不是叫做颠覆它的政权呢，或者我们说林郑月娥下台，是不是以后不可以讲的呢？”
但他强调在六四这一天会坚持走出来，“在第31年开始，香港不再见到六四的烛光集会，这个也会给全世界见到，其实中共的那个监控，已经进入了另一个时代，就是香港不能像以往那样，可以有一个很不同的异见声音，也不会容许香港像过往那样发出有良知的声音。我想这会令人很难过的。”
人性光辉与丑陋今日香港与89六四何其相似
谈到纪念六四的意义，除了毋忘历史、揭露中共政权的邪恶外，林洋鋐还说，89六四和去年的反送中运动何其相似，令他见证人性光辉和丑陋的一面。
其中人性美丽的地方，在于89年参加绝食的北京学生，是无限期绝食，他们是真的以死明志。而这些学生是整个中国社会的精英，牺牲了个人前途、甚至生命，为了国家更好的发展而选择发声。中共党政干部、不同年纪的北京市民，走出来支持学生；戒严之后，他也亲眼目睹北京民众听到有军队入城，用身体躺在路上，尝试拦截军车进城。
林洋鋐从1989年参加绝食的北京学生身上，看到人性的光辉美丽。当年那批中国社会的精英，牺牲个人前途、甚至生命，为了国家更好的发展而选择发声。图为1989年5月14日天安门广场上绝食、以死明志的学生。(CATHERINE HENRIETTE/ AFP)
而30年后，为参加抗争的香港年轻人担任义务律师，林洋鋐看到被捕者都是很平凡的港人，有的甚至是学生，他们为了保护、捍卫香港的一国两制而牺牲自己，明知道会遭遇警暴、身体受伤，会遭拘捕检控，义无反顾走上街头抗争。“这些其实跟我在31年前所经历的八九民运很相似，就是人性很光辉美丽的一面，牵动了整个国际社会，令大家都如此关注香港。证明我们所说的这种人性的光辉美丽，其实并没有消失，并没有因为强权的压榨和监控而消失。”
六四30年后，香港年轻人为了捍卫香港的一国两制，无惧牺牲，义无反顾挺身抗争。图为2019年10月2日，抗议警察滥暴的香港中学生表明“子弹不能摧毁我的良心”。（余天佑／大纪元）
另一个很相似的地方就是，人性有丑陋的一面。“我们见到在89年6月9日邓小平慰问戒严部队，当时所有人，包括我们都会记得查良镛（小说家金庸）说，‘（六四事件）伤害了很多人的心’，因为当时还有个希望，希望邓小平可能是会出来拨乱反正，但是想不到当时邓小平是来慰问戒严部队。而由那一刻开始，我们又见到很多的官商权贵陆续为这个政权去解脱，涂脂抹粉，甚至到今时今日，有的人甚至说‘在（天安门）广场没有死过人’。这些人应该出来对质，起码我们这些见证人都没有死；甚至有些歪理（出现），就是说其实当年的镇压真是有需要的，真是要这样屠城，这样杀人，才可以换来多少年的经济（发展）。这些完全是泯灭良知的一些讲话。”
在反送中运动中，当警察残害香港人，警暴活生生地展现在镜头前时，“我们见到陆陆续续有一些官商权贵走出来去支持这个政府，和支持警察的暴行。我想这个也是和八九民运之后，我们见到官商权贵因为个人名利靠向政权那边，何其相似。”
“我觉得中共的打压只会越来越大，监控越来越强，到底选择（彰显）人性光辉的一面，还是丑陋的一面，只是一念之差。”但是林洋鋐强调，“极权的统治是不会将人性美丽光辉的一面粉碎的，我们仍然会活出这一个部分。在历史中，那些展示人性极丑陋一面的人，我将会和他们划清界线，不会走进他们那一个群体里面。”
来源：香港大纪元记者梁珍采访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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