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黑人相关的所有社会问题都可以被装进“种族歧视”“奴隶制创伤”之类的大箩筐里，以至于涉及任何种族议题时，政治家和媒体都化身高中历史老师，煞有介事地谈论着一两百年前的陈年往事，反而是近五十年来的公共政策很少被审视和讨论。
这似乎是理所应当的，《1964年民权法案》和《1965年选举权利法案》摧毁了种族隔离之后，美国政府推行了大量向黑人倾斜的福利制政策。对这些善意满满、投入大量政府资源的“德政”，唯一被舆论容许的批评就是“做得还不够”。然而，正如过高的糖分摄入导致疾病，福利制的“甜毒”正在摧毁底层黑人。
受冲击最为严重的无疑是底层少数族裔的家庭结构。2015年美国本土77%的黑人婴儿出生于单亲妈妈家庭，黑人族群的家庭结构已经分崩离析。
毫无疑问，奴隶制造成了很多罪恶，但是并不包括破坏黑人家庭结构。因为庄园主出于减少反抗、维护秩序的目的，倾向于维护并巩固奴隶家庭的稳定，而黑奴珍视家庭组织对生存环境的支持。因此，南方种植园中，黑奴大家庭是普遍存在的。绝大多数情况下，奴隶交易是以整个家庭为单位。即使单独被交易的奴隶，也大多到了可以正常离开家庭的年龄。
在种族隔离时期，黑人群体总体上继承了过去的家庭观念，甚至比二十世纪一代又一代离经叛道的白人青年更为保守。“黑人老祖母”和“犹太祖母”一样，都是大家庭紧密联系的象征。严父慈母、父慈子孝在很长时期内都是家庭伦理的核心。即便是少女单亲母亲，也怀抱着健康积极的未来憧憬，直到六十年代平权运动后，情况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
1960年代末，黑人社会学家乔伊斯·拉德纳到圣路易斯的黑人贫民窟访问了一批十几岁的母亲。她后来的成名作《明天的明天》就是基于这些访问写成的。在书里，她描述了这些已经为人之母的少女为子女设计的梦想：她们希望孩子长大之后能够好好读书，找到稳定的工作，或者是经商从政。从而得出结论说，黑人与白人的梦想其实没有什么区别。
二十年之后，她再次回到同一个社区，重访少女母亲们。结果令她大吃一惊。拉德纳发现，在种族平权运动过去了一代人之后，少女母亲们的梦想变了——她们中许多人觉得，孩子长大以后，和自己一样不工作、吃社会福利并没有什么不好。拉德纳哀叹道，平权运动与国家福利看来还是有许多负面效果的。
遗憾的是，拉德纳的哀叹并没有引起重视。福利制度还在不断出台，到奥巴马时代达到了高潮，老祖母的黑人家庭挺过了奴隶制、挺过了种族隔离，却在浓稠的福利糖浆中溶解得无影无踪。
由于多年来层累叠加的福利政策，没人能够对单身母亲福利做出准确的计算。根据BBC的估算，这些林林总总福利收入大体是美国平均家庭收入的四分之一，照此计算一位无业单亲母亲在2019年可以获得22500美元。按照美国贫困人口标准，四口人的贫困家庭税前的年现金收入大致与此相当，而两口之家的贫困标准为税前年度收入14000美元左右。显然无业的单身母亲靠福利收入，日子过得比很多贫困家庭更滋润。无业单身母亲的福利主要由下列项目构成：贫困家庭临时援助（TANF）、补助营养援助计划(SNAP)和失业补助金（UnemploymentCompensation），大体可以提供每月一千美元左右的现金收入。其中TANF尤为值得一提，其前身AFDC无条件提供给任何贫困单亲无业家庭。1996年TANF取而代之，限定了“正在工作、正在寻找工作或接受工作培训”的条件，并且设最高受益年限。然而，实际执行中有很多方式规避各项条件限制，并没有起到促进就业的作用。全美TANF平均为每月418美元，而SNAP为每月318美元，再加失业补助金，合计约为每月1000美元左右。像加州这样的“福利天堂”，每月可以达到1500美元。
类似的按月计算发放的现金补助还有母婴儿童为对象的生育补助WIC，其中的现金部分为每人每月40美元。
还有按年度计算的现金补助如每年200到1000美元的能源补助、最高可达实际支付房租70%的房租补助等等。
除了现金方式的补助，很多福利项目不是以现金形式发放，所以不能直接计算金额。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奥巴马医保改革增加了免费的联邦医疗保险，以及WIC等项目还提供了很多内容庞杂的免费公共服务。
这些还不是全部，一些看上去和单身母亲没有直接关系的福利项目，也可以通过“操作”获得。最为典型的莫过于对贫困大学生的福利资助。大量享受政府补贴的社区大学几乎不设门槛，年度费用在1500美元以下，非常亲民。低成本获取“贫困大学生”资质后，就可以申请相应的福利补贴，在一些“福利州”最高可能达到每年6000美元。
因此，单身母亲的实际福利收入可能比BBC的估算更高。考虑到早早生娃的黑人单身母亲大都缺乏教育基础和职业技能，按照美国各州平均每小时10美元左右的最低工资标准收入，她们就业的税前年收入仅为16000-18000美元,“吃福利”每年获得两三万美元的待遇明显优于辛苦工作。
这种“优厚待遇”之下，黑人群体的工作意愿还能有多高呢？既然单身母亲们的经济需求可以依赖福利系统，那么只管生不管养的男性也不必辛苦承担丈夫、父亲的责任。对感情关系厌倦之后，“出去买包烟就消失了”，切换成街头“悠闲度日模式”。没有长期目标和家庭责任的得过且过，黑人男性的犯罪率畸高并不意外。而他们的后代，父亲缺席的孩子，缺乏对社会秩序的敬畏，没有健全的伦理观念和家庭责任感，大概率延续父亲的足迹，开启新的循环。
黑人的这些问题不是因为他们的肤色，也不是他们的种族，而是作为经济地位较低的群体，更容易受到福利制度的致命诱惑。至于奴隶制之类的历史问题唯一起到的作用，就是强化黑人群体“历史受害者”的政治自觉，驱使他们凝聚在政客们的身边。政客们分发更多的福利，黑人繁衍更多的铁票。至于福利制的长期副作用，政客们并不关心——奥巴马医保制度分发给单身母亲的医疗保险大单，代价是消灭大量全日制的低端工作，伤害无疑集中在更多从事低端工作的少数族裔。但是，这种伤害是曲折隐蔽的，可以由雇主背锅，而补贴的“蜜糖”就在眼前……
乔伊斯·拉德纳在1980年代看到了福利制“甜毒”发作的开头，看到了“和白人一样的梦想”是如何消逝的，看到了平权运动带来的政治地位改善被滥用。三十多年后，著名经济学家托马斯·索维尔（黑人）看到了“甜毒”发作的晚期，溃烂的社区、崩溃的家庭、失去自立能力的失败者群体，以及更为深刻的种族隔阂。种族问题？一言以蔽之，种族问题的表象之下是政治问题，不是福利制度“做得还不够”，而是“做得太多”了。
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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