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斯‧科尔博士：中共若成为全球霸权世界将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方；中共处理事情的虚伪态度是造成全球瘟疫的根源！
科尔：大约三分之二的非洲人已经离开了广州，可以说是逃离了。他们搬出去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被广州政府系统地盯上了。他们被赶出家门；他们不被允许进入餐馆；他们不被允许进入酒店或杂货店；他们现在唯一能吃的东西都是靠捐赠。比如尼日利亚大使馆，现在网上有很多尼日利亚大使馆的人向居住在广州街头的非洲人分发食品包裹的视频。
由于外界对世界卫生组织日益增加的不信任，该组织能采取什么步骤在实践中重建合法性？美国和其它国家如何才能迫使中共政权为其封杀和隐瞒中共病毒（即新冠病毒）而负责？中共政权在亚洲和南海上是如何变得更加有敌意的？为什么近来在中国出现了种族主义和政府歧视外国人，特别是针对非洲人？
在本期节目中，我们邀请到了安德斯‧科尔博士，他是《政治风险期刊》的发行人以及核心分析公司（Core Analytics）创办人。该公司提供对国际政治的战略性分析。
杨杰凯：这里是“美国思想领袖”节目。我是杨杰凯。安德斯‧科尔博士，很高兴能邀请你来到“美国思想领袖”。
科尔：谢谢。
杨杰凯：你曾广泛地研究南海问题。我们今天会谈到这个问题。你也一直在谈论中国共产党在西方和美国的影响力等等问题，我们肯定也会谈及这一点。最近我们听到川普（特朗普）总统说美国将取消对世界卫生组织的资助并将展开调查，没有比这更好的开场话题了。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科尔：世卫组织（WHO）的定位应当是应对像中共病毒这样的大规模瘟疫的全球早期预警系统，但它确实失败了。2019年11月和12月，中国的医生就发现了病毒人传人的证据，最早是在12月8日。在那之前他们确诊了第一个病例。但是由于中共的内部政治，无论是北京还是武汉当地的共产党官员都在扼杀医生们发声的权利。世卫组织有责任了解政治在这些疫情中所发挥的作用，政客们有时就像在萨斯（SARS）疫情时那样经常试图扼杀医生们的声音。虽然世界卫生组织没有这么做，他们放任医生的声音被共产党压制。直到12月31日，台湾才开始与包括美国疾病控制中心（CDC）在内的人取得联系。
那时，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共被迫透露这些信息和公布消息。但是他们仍然否认有人传人的病毒传播。世卫组织也紧跟他们的脚步说：“没有证据表明病毒能在人与人之间传播。”他们说，“没有必要闭你们的边界。”他们还说，“没有理由去追踪那些从武汉进入你们国家的人士。”在某种意义上，这支持或使中共能够维持正常的商业活动、维持对他们非常重要的经济，但却制造出了一个全球性的瘟疫。
由于共产党和世卫组织的失败，现在已经有数十万人死亡，全球经济正在进入衰退。世卫组织本应阻止这一恐怖和可怕的结果。基于这个原因，我认为川普总统质疑是否应该用美国纳税人的钱向世卫组织提供额外资助是正确的，因为他们在抗疫上一败涂地。在我看来，我们应该考虑要求谭德塞博士辞职——我很久以前就已经在推特上提出——我们应该把这一点作为继续资助世界卫生组织的条件之一。我们还应该制定一些制度，以便于医生们和世卫组织不需要得到该组织政治高层的许可就能够发声。因为中共通过操纵其政治高层控制世卫组织的言论易如反掌。
不管你喜不喜欢，对那些还不太了解世界卫生组织的人来说，世界卫生组织在全球仍然有巨大的威望和权威。他们没有意识到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是如此政治化了。它不仅是被政治化了，而且在最近变得相当虚伪。因为虽然他们要求不要把疫情政治化，但是如果不考虑世界卫生组织本身所具有的政治问题，那么解决下一个瘟疫就是不可能的。
杨杰凯：这很有意思。很明显，世卫组织依赖于每个成员国的报告并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信任这些报告是准确的，对吧？我想这可能是他们对自己的保护机制。但你基本上是说如果医生有理由相信这些报告是被政治化了或者我听到你说统计数字是被政治化了，那么世卫组织就应该采取不同的措施。那么应该怎么做呢？
科尔：我觉得，世卫组织在每个国家都有办事处，这些办事处不仅能与中共政府高层对话，还能与当地基层医生对话，对吧？所以，如果那些医生有忧虑，如果医生们认为他们的信息没有流传到北京的指挥系统，他们可能就会直接向世卫组织或美国疾控中心报告说：“我们遇到了大问题。我们怀疑有疫情爆发，并且在人与人之间传播。我们都需要更加小心，但北京并没有认真对待这件事。”
世卫组织应该在世界上所有的国家与当地的医生们建立个人关系，当问题发生时，医生们就可以通知他们。事实上，我们看到这已经发生了。中国武汉的几位医生向美国疾控中心报告了这个问题，或者在台湾医生们直接向美国疾控中心报告了这个问题，而不是通过他们正常的指挥链。医生们直接通知了他们。通过这些与世界各地医生的个人关系，世卫组织应该建立自己的传染病监测系统，通过它来寻找国家当局没有报导的传染病爆发或瘟疫线索。
杨杰凯：这个看起来真是一件令人震惊的事情：我们有证据表明，在世卫组织根据中共提供的信息报告说病毒不会人传人很早之前，就已经发现了有人传人的情况。我记得是1月14日，我一时记不清了。正如你所描述的，这可以说是导致了此次疫情大流行的一个主要原因。但对于普通人来说，很难理解一个本应该保护全球健康的组织怎么会一败涂地。中共对世卫组织有何种影响？
科尔：12月8日，中国已经出现了病毒人传人感染的证据或疑虑，但那个消息被封杀了。后来又出现了更多证据——中国的医务人员出现了传染——所有这些信息都被中共封杀住了。其动机是向世界传递的这样一个信息：“这里没有问题。让我们继续做生意吧。”
单单是美国，在加征关税之前与中国就有6,000亿美元的贸易额。美中每年有6,000亿美元的生意，包括进口出口。中国是全球最大的贸易进出口国。他们不希望世界知道中国境内可能爆发了疫情，或者更严重的是疫情大流行这个事实。因为这将导致边境开始关闭，进出口开始停滞。因此，这促使他们不想让外界知道这个信息。
他们因此对像世卫组织谭德塞博士（Dr 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这样的人施压，要他们不要透露这一信息或淡化它对全球人类健康的威胁。我们不知道谭德塞博士到底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他似乎采取了亲中共的立场？他获得信息的时候，他本应采取维护全球卫生保健问题的立场，因为这是他的工作。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你必须去调查他本人，调查他本人与中共之间的关系，很可能有任何事。
不是已经有很多中共政府或国有企业向民选官员行贿的案例了吗？比如一些非洲国家的总统。几个定谳的案例已经公布。还有联合国大会主席约翰·阿什。他接受了中共的贿赂，推动在澳门兴建一个价值数十亿美元的会议中心，并使该项目得到了批准。我记得当他同意作为美国政府证人的时候，他神秘地死去了。他在纽约的公寓里死于杠铃之下。官方的说法是窒息而死，是个意外。但恰恰在出庭作证指证中共之前，他忽然死在了杠铃下面，这种可能的偶然性会有多大？我觉得不太可能。
你还能看到很多胡萝卜加大棒的例子。中共高层官员突然死于心脏病发作，或者从悬崖上摔下来死了，还有别的。还有其它例子，一些人突然赚了很多钱，但被证明是收受了贿赂。所以，有可能谭德塞博士担心自己有性命之虞；很有可能他对在离任后，甚至在他任职期间大量金钱的胡萝卜动了心。在我们进行更多的调查之前，我们不知道。但我们知道中共的方法是很明确的——他们手段下流，他们想壮大他们的经济、他们的军事力量、他们对全球的控制以及他们对中国国内民众的控制。因为中共的最高目标是继续掌权，这是他们想要做的，他们想扩大自己的权力。他们达到继续掌权目的部分方式就是通过在全球范围内扩张他们的权力，因为我想他们认为中国民众会对此有所反应。
杨杰凯：我想在美国和全球的背景下更深入地探讨这个问题。现实非常可怕。我们已经与其他的嘉宾讨论过，整个的疫情大流行将这一非常可怕的现实置于聚光灯下，特别是世卫组织等等。你是如何看待中国封城、武汉封城，但中国国内航班先于国际航班停飞这一事实？这是很多人一直在评论和质疑的事情。中共还批评美国的旅行禁令，同时却一直在国内实行封锁。你怎么看？
科尔：中国这样做非常虚伪：一方面封锁武汉、不允许人们从武汉到北京，同时却允许人们从武汉到世界其它地方，并且大声宣称不应该针对中国实施旅行禁令。这完全是虚伪的，并且可能是造成全球瘟疫的根源。因为中共做了太多的错事，所以现在有很多关于让中共为其所作所为承担法律责任的讨论。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教授、哈佛大学法学院兼职教授詹姆斯·克拉斯卡（James Kraska）撰写了一篇精彩的文章。他说，仅仅考虑几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家为此所实施的经济刺激措施，中共就需要补偿数万亿美元。这是在几周前写的，这还没有算上后续的刺激措施，也肯定没有算上所有死亡者的痛苦和苦难，还有那些整体上崩溃了的经济体，以及经济损失。所以，中共这下真的是欠了经济债。
他们不仅欠下经济债务，而且他们在世界各地拥有大量的资产，这些资产可能会被国家扣押。这些中国为债权人的资产可能是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埃塞俄比亚等等，或者是美国。我们欠中国超过一万亿美元的债务，而中共病毒给美国造成的损失肯定超过一万亿美元。所以，在我看来，我们没有理由不通过法庭来决定他们是否应该对自己的过失责任负责。如果判决是应该，我们就会说：“我们将选择不偿还债务。我们要用这笔债务补偿COVID-19给我们造成的损害，中共的所作所为是我们这样做的动因。”
当然除此之外，中共在美国还拥有很多很多资产，例如，大型连锁酒店、很多公司、科技公司。我调查过明尼苏达州有一家飞机公司叫“西锐”（Cirrus），这家公司是中共拥有的，或者说是国有企业。我认为，所有这些都可以没收用以支付中共行为的赔偿。不仅如此，在中共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之前，我们可以合法地采取除了暴力或战争之外的任何必要的措施。但我们还可以做一些事情，比如拒绝中共外交官进入联合国。我们有对中共采取这样措施的法律权利，直到他们完全补偿对我们所造成的损失。
杨杰凯：就你提到的观点，现在在美国也有一些诉讼，伯曼法律集团（Berman Law Group）提起了两起诉讼。我们最近就其中一项诉讼采访了他们。据我所知，甚至有人已经就此向国际刑事法庭提起了诉讼，所以，我觉得有很多人从某种实用主义的角度有类似的想法。我想到两种不同的视角。一个是（中共）试图影响美国，另一个是试图影响世界。这使我想到的首要问题，我们来讨论一下。你最近写了一篇关于亚洲协会倡议中共和美国必须进行合作才能解决冠状病毒——我们称之为中共病毒——大流行的公开信。而你反驳说应该采取不合作的立场，另一方则说，“无论发生了什么，我们都需要进行合作。”你为什么觉得应该采取不合作的态度？
科尔：从1972年，实际上从1971年开始，自从我们对中共开放以来，从基辛格和尼克松对中共开放开始，故事就一直是这样的：“让我们与中共合作，让我们和中共做生意。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将会民主化；他们会变得更讲情理；他们会变得更加透明；情况会好起来的。”但我们所看到的却是，通过这种合作的过程，他们的经济大幅增长，而这种经济和新经济力量推动了他们军事力量的增长。
他们决定利用经济增长来扩增军事力量，而不是去帮助他们的人民。今天，他们每年建造的军舰比我们还多，他们建造的超过了我们，他们已经有了庞大的舰队。他们的军舰数量已经比我们的多了。但按吨位计算，我们的舰队比他们的大。他们在其它方面也超过了我们。例如，他们反舰巡航导弹的射程可以超过我们的反舰巡航导弹，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在一艘船对一艘船的战斗中，就像两艘战舰在海上单独对抗的话，如果美国海军在这种情况下处于劣势，那将是非常危险的。他们还在核导弹战力上投入了大量资金，所以现在他们已经拥有了可以摧毁整个美国航母战斗群的核导弹。
我认为，我们多年来一直在试图做好事的许多军事优势，为稳定世界、减少核扩散、确保一国不会像伊拉克那样入侵另外一国等等，现在都正在被抵消。这些军事优势现在都正在被中共抵消。我们将进入一个更加危险的世界，很多人甚至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为我们尚未与中共爆发军事冲突。如果我们与中共发生军事冲突的话，我们的处境会更加困难，中共知道这一点。
因为中共知道在亚洲地区他们的军队正开始与我们匹敌。根据基辛格的“现实主义”外交学派的观点——我这里把“现实主义”加了引号——他们声称，根据基辛格的“现实主义”外交学派，他们认为他们应该拥有更多的领土，他们认为他们应该在亚洲有更大的影响力。他们认为，因为他们拥有了更强大的军队，我们的军队就应该从亚洲撤退。你看到已经有提议称，南北朝鲜应该成为一个统一的亲北京政府；应该成为一个统一的亲北京国家。北京正在非常努力地推动国际承认整个南中国海为其领土。这是一块巨大的水域，实际上和印度的面积一样大。它是如此之大，蕴藏着价值数万亿美元的石油和天然气。我觉得有全球三分之一的航运要经过南海。几个世纪以来，其实是几千年来，历史上这里有很多渔民，来自菲律宾、越南、汶莱、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等国的渔民都在南海手工捕鱼，为他们的村庄和家人提供食物。现在中共进入南海，声称这是他们的领土。
2009年，他们向联合国的每一个国家都分发了一份说明，上面附有一张标有所谓“九段线”的地图，这个地图在2016年被判决是无效的，但他们仍然这样宣称。他们无视了国际法庭判定“九段线”无效的决定。就在前几天，他们击沉了一艘越南渔船。他们还开始针对印尼人，欺凌他们。这是一种霸凌，对吧？然后还有台湾，因为中共的力量在增长，他们就认为他们有权利接管台湾。
他们在推动这个。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曾威胁要对台湾开战，还威胁说如果菲律宾继续在南海宣示主权，就要对菲律宾开战。菲律宾在南海的领土主张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该公约赋予菲律宾拥有专属经济区的权利。所以有这样一个强权，中国共产党，因为他们不断增长的经济实力而扩张他们的军事力量，让他们以为好像他们可以欺负他们周围那些没有同样经济实力的其它国家。
这就是（与中共）合作所带给我们的结果。因此，任何一个理智的人看到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历史都会说：“好，很明显，这种（与中共的）合作让我们今天的处境比1972年更糟。那么我们为什么要继续与之合作呢？”我认为答案是，对于很多美国商业精英来说，他们现在通过这种合作赚钱。他们每年通过与中共的6,000亿美元的贸易来赚钱，这是一大笔钱，他们希望继续保持下去。他们没有考虑过去几十年，他们没有考虑到中共在利用这种合作来获得军事和领土优势的这个事实，他们只关心下一个金融季报。一些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CEO）们告诉我，他们说没有长远的打算。事实上，他们为了自己的短期利益出卖了自己的股东。
所以，如果有一个CEO决定要与中共做一笔生意，比如在中国制造主要飞机引擎或机身。为了能够在中国制造那种飞机，就会有很多技术被输送给中共，因为中共当然会吸收所有的相关知识和专业知识。众所周知，中共正在建设自己的民用飞机航空业，他们希望与波音和空客竞争。但这些大公司的CEO们并没有按照他们应该为股东去考虑的那样，为未来的10年或20年打算。他们只是在想：“我怎样才能在今年与中共达成一万亿美元或5,000亿美元的交易，从而在短期内推高公司股价，并使我的执行官福利和收入在短期内大幅增加？等到技术被中共获得，中共建立了一个民用航空产业并摧毁了我公司的股价时，我早就已经把所有的股票期权都卖光了，我不用担心这个。这只是我的股东们的损失。”
所以现在的情况是CEO们的受托责任正在受到损害。我的消息来源告诉我，他们为了自己的个人利益在向中共出卖（股东）。有些事情波音或空客的普通股东们没有去跟踪，这就是为什么中共能影响企业领袖、政治领袖、学术领袖，让他们不去做对其机构、其国家或公司来说正确的事情，而是去关注自己的利益，这是可悲的事实。
杨杰凯：你从多个信息来源都听到这个消息，这让人深感不安。当然，我们知道其中的一些。我有几个问题。首先，我想一些在亚洲协会公开信上签名的人可能会说：“好，但在医疗领域，我们必须合作，否则行不通。”你会对他们说些什么？
科尔：如果你看看那封信，里面的合作领域相当站不住脚。其中之一的是疫苗开发。只要在美国有一个感染病例，我想你就可以获得病毒DNA，你就有了开发疫苗所需要的东西。我忘了他们提出的另一个可能的合作领域是什么。但这更像是一个信仰，它更多的是一种理念:“合作縂是好的。”然后他们抛出一些美中似乎可以合作的事情。
我们已经看到，中共未能以他们应该采取、也能够采取的最基本方式进行合作，就是在去年的12月8日在出现疑似第一例病毒人传人的时候，中共应该及时地全世界发出警报说，这可能会是一个大问题。如果他们这样做了，甚至如果他们只是做到对自己诚实、承认这种病毒的人与人之间传播正在发生，那么通过对接触者的追踪，他们可以将疫情控制在武汉。但他们没有那样做。他们可能对自己都不诚实。
武汉的中共党员可能不想让北京失望，所以他们没有透露任何信息。北京发现之后，北京也不想让世界失望，所以他们也没有透露任何信息。非常不幸的是，他们没有警告世卫组织、美国疾控中心和世界这个巨大的严重危险，而是试图让病毒随意发展，这就是它做的事。现在我们已经有几十万人因此死亡，经济正在崩溃。
杨杰凯：让我们把话题转到你在这里提出的另一问题，就是中共在跨国公司中整个板块的影响力。有很多关于美中脱钩的讨论，基本上就是要转移整个行业，尤其是像医药和医药前体这样的关键行业、诸如此类的东西，将它们重新带回美国，摆脱这种（对中国的）经济依赖、相互依赖。有些人认为，这种依赖是一种国家安全风险。你有什么想法？
科尔：我完全同意。我认为美中脱钩是一个非常好的想法。有两个原因。第一，当我们与中共脱钩时，我们就不会再赋予他们更多的经济力量，我们切断了他们的力量的来源，即他们与世界所有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所以如果我们能做到这一点，尤其是如果我们能够联合欧盟、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及中共所依赖的其它国家这样做，我们就可以向中共施压改善其人权、停止向所有周边国家提出领土要求、让河水再次在湄公河流淌。我们甚至没有谈到这一点，但是中共切断了湄公河的水源，影响了东南亚的大批国家。他们修建的大坝可能会影响到流经孟加拉的布拉马普特拉河（注：中国部分叫做雅鲁藏布江）。东南亚人依赖着这条流经他们国家的河流，而中共却不允许。所以无论如何，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脱钩，我们就可以促进中共改善与所有这些国家的关系，并通过改善人权来改善它与本国人民的关系。
第二点，疫情清楚地显示，我们确实缺乏准备，我们缺乏所需要的呼吸机和口罩等。这些都是很简单的东西，它们不是什么高科技产品，它们不是像喷气式战斗机，对吧？但当我们急需的时候，我们却没有足够的呼吸机和口罩。不仅如此，我们缺乏迅速投产并提高产量的能力。如果有需要，我们应该具备这种能力。因此，我们需要一种能让我们在这类产品上不再依赖中共的方法，而且远不止于此。救命的药品，比如抗生素，如果真的发生紧急情况，我们也无法为自己提供抗生素。
这么说吧，我们现在的很多军费开支都是用来威慑中共的。但现在，我们最新的战斗机上实际上却有着来自中国的零部件。所以如果我们认为我们可以用依赖中共而进步的军事系统来威慑中共，那就有点太疯狂了。所以，如果发生一场战争或军事冲突，即使是局部军事冲突，如果你的对手中共不相信你的战斗系统能有什么作为，你的喷气式战斗机或其它部件仰赖中共并且他们可以随时断供，你讨价还价的能力就会显着下降。
这就是白宫贸易政策办公室主任彼得·纳瓦罗正在做的事情。几十年来，他一直在做这件事，也一直在谈论这件事。纳瓦罗是白宫负责确保美国工业复兴的人。他的主要信息之一就是：“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我们需要强大的经济，我们需要在美国建立不依赖于我们的对手的供应链，因为一旦你在某些事情上仰赖于你的对手，他们就会把绞索套在你的脖子上，而你对此无能为力。基于这两个原因，我们需要独立，这样才能强大；我们不想去喂养我们的敌人、我们的对手。
脱钩是一个很好的想法，我们可以用一种温和、缓慢的方式、一种非常小心谨慎的方式来做，所以那种突然之间发现“我们没有抗生素了”的事情，我们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但一直到中共自我改变之前，我们确实需要考虑脱钩的过程。如果中共能够改变自己，比方说它成为了一个民主国家，当然这很艰巨，但我们应该提出这个要求。这正是我们想要的。因为一旦他们民主化，他们就不再是真正的威胁。民主国家之间从来不会发生战争。他们会善待他们的人民，因为他们的人民投票选举他们的领导人。所以一旦中国成为一个民主国家，我们就可以再次放松，我们不必再担心与中国脱钩的问题了。但在那之前，他们实际上是对中国人民和对我们的威胁，我们应该考虑遏制这个威胁和停止给我们的敌人输送力量。
杨杰凯：关于中共如何对待其控制下的人民，那些可怕的方式，我们可以谈论上几个小时。你最近的文章事关中共如何对待在中国的外国人或外派人士，特别是来自非洲大陆的人士，同时它批评美国把此次疫情称为中国冠状病毒或武汉冠状病毒或类似的东西是种族主义者。我希望你能谈谈这个。
科尔：好。COVID-19疫情在有仇外心理的国家确实助长了种族主义。比如，在美国和英国，有一些外表看起来是亚洲人的人士遭到了袭击，所以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然而，这些案例通常是个案，都是个案，犯案者就像独狼一样独自行动，干了这样的事情。随后他们被政府起诉，他们也受到了媒体非常负面的报导。然而在中国，同样的仇外情绪和种族主义正在政府机构层面上演。比如，离深圳和香港很近的广州是一个制造业中心，那里的政府对非洲社区采取了非常强硬的行动，以至于大约三分之二的非洲人已经离开了广州，可以说是逃离了。
过去那里住着一万多名非洲人。有很多人是贸易商，他们和肯尼亚和尼日利亚进行进出口贸易，现在这些人都搬走了。他们搬出去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被广州政府系统地盯上了。他们被赶出家门；他们不被允许进入餐馆；他们不被允许进入酒店或杂货店；他们现在唯一能吃的东西都是靠捐赠。比如尼日利亚大使馆，现在网上有很多尼日利亚大使馆的人向居住在广州街头的非洲人分发食品包裹的视频。这是一个很悲惨的情况。
就连广州的麦当劳也发表声明说：“对不起，我们不能给你食物，请到警察局进行医疗隔离。”这些都是针对所有那些看起来像非洲人的人，对吧？因此非裔美国人也被卷入其中。他们不一定有过接触感染COVID-19病毒病人的历史；他们也没有去过爆发COVID-19疫情的国家。为什么他们会成为目标和情理丝毫粘不上边儿。曾经流传过一些谣言，称非洲人无视隔离规则，其中一些被中共政府放大并用一些非常煽动性的语言为此辩护。中共外交部的一名官员对此一笔带过，说“武汉必须自我纠正。”除此之外，北京政府大量的材料都否认中国存在此类问题，并说他们对所有外国人都一视同仁。
公平地说，在中国也有一些白人和其他外国人不被允许去餐馆、预订酒店或被赶出他们的公寓的情况。但我认为，在中国的非洲人社区正面临着严重得多的（种族主义问题）。有视频显示，广州的防暴警察将非洲人驱赶到街上，让他们无处可去。很明显警察驱赶他们，让他们去另一个城市。我猜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回到了非洲，或者试着去广州以外的其它城市。但是中共中央政府并没有做任何事情来制止这种种族主义，而是袖手旁观。这只是我们在中国发现的极端种族主义的最新例子。过去藏族人和维吾尔族人受到歧视。如果你说的是另一种语言——广东话，甚至还有针对香港人的准种族主义。香港警察称他们为“蟑螂”，并非常残酷地压制他们对民主的要求。
所以，对中共的种族主义回潮外界确有担心。2016年曾有一个例子。中国有一个关于洗涤剂的广告。在这个广告中，一个中国女子看到了一个好色的非洲人，他挑逗性地向她走来。她把洗涤剂倒到他的嘴里，然后把他塞进了洗衣机。他经过洗涤循环的时候，还有沉闷的呼叫声传出。然后，她打开了洗衣机，结果出来一个“干净”的中国男人。这个广告一直在中国播放了几个月，而没有人真正抱怨过。这个广告被一些英语媒体报导并批评。《卫报》和其它媒体都报导了，并受到了严厉抨击。但中共对非洲人的文化种族主义由来已久，最近的例子就是COVID-19疫情期间所发生的事件。最近在中国还有一幅漫画，描述一名中国工人穿着杜邦特卫强防护服，戴着护目镜和口罩，把几个非洲人和白人塞进了垃圾桶，以这种方式来对抗COVID-19疫情。
中国存在着种族主义，但中共政府并没有认真对待。当然，中共政府本身几乎全是汉族人。我个人认为种族和人种是一种社会学建构，但它是为了达到政治目的而制造、创建出来的。但是中共所有的高级政府官员一直都是汉族。现代中国从未有一个领袖是汉族之外的，所以种族歧视是非常根深蒂固的文化。我们现在看到它冒出来，包括针对白人，因为中共和一些中国人相信，正是因为他们的专制制度，他们才能够在对抗疫情方面做得比西方更好。这也助长了该国的种族主义和仇外情绪。
杨杰凯：不知怎么搞得我居然错过了这个自助洗衣店的广告。我只能说，这太疯狂、太可怕了。坦白地说，这太难理解了。中共是否在利用民众的这种心态或倾向转移自己的罪责？我不知道——这是我突然想到的。
科尔：对，这是中共版的现实：他们声称中国已经没有任何新的中共病毒病例出现，声称他们已经在自己的国家战胜了这个疾病、这个瘟疫。因此从逻辑上讲，中国所出现的任何新病例都一定是“来自于外国”，对吧？新病例都来自外国是他们的论调。他们声称所有新病例都是外来的。习近平称中国必须特别注意和警惕外来感染病例。然后中共针对外国人关闭了边界。不知何故，这被“翻译”成了说那些已经在中国的外国人被视为一种特别的威胁。这毫无道理，因为一旦你在这个国家，你已经在这个国家。如果你并没有离开过这个国家，那你就和任何其他中国人都是一样的。但这不是中国公众的看法，北京的政府没有做任何事情来压制这些针对已经在华外国人的排外情绪。一个被剥夺了家园的非洲人已经四年没有离开过这个国家了。把目标对准他是没有意义的，没有理由把他作为目标。
中共正在做的就是在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因为人们都会看到这一点并意识到中国不是一个能够去的安全地方。如果你看起来是白人，或者如果你看起来是个非洲人，只要你看起来是像除了汉族之外的其他人，那么这里就不是一个能做生意的安全地方。这是对于中国的经济不利，对中国的未来不利。我希望人们能够搞明白这一点，并在今后替换中共和习近平等高层。否则，他们的经济长期看不会顺利发展，因为世界人民会开始反对他们所做的事情。
杨杰凯：我们早前已经谈到了世卫组织。我在考虑你提到的人权状况，坦率地说，甚至这种种族主义的做法正说明了这一点。最近，中共被增选进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很显然，很多人对此有很大的疑问。这再次证明了中共对国际组织的影响力。现在中共将占据的位置会帮助挑选酷刑问题特别报告员、非自愿失踪问题特别报告员了。这些角色在我看来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一些很有价值的机制。看起来中共所影响的不仅仅是世卫组织，还有许多其它的组织，现在我们甚至看到人权理事会也可能受到损害，你对此有什么想法？
科尔：长期以来，中共在所有联合国组织中都拥有超越其实力的影响力。他们到底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显得有点神秘，因为他们的捐款并不多，而且他们的做法也很可怕。一看到中共加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每个人就会明白这是个大问题。部分问题在于，我要说川普领导下的美国离开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是一个错误，我们不应该那样做。
让你的代表撤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和取消对其资助是有很大区别的。你可以说：“好吧，你的行为不得体，我不会给你资金。”这就是我们针对世卫组织所做的，这是正确的。但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我们却没有这样做，而是撤走了我们的代表。这就留下了一个可以由中共和中共的盟友来填补的权力真空，而且果然发生了。所以，我们需要想办法重新控制人权理事会。
不仅仅是我们，而是所有那些相信人权的人。我们希望像英国、德国、日本、台湾这样的国家加入人权理事会，这样我们就可以让中共为其行为负责。只要中共掌权、中共许多恶劣侵犯人权的盟友掌权，你就会看到完全相反的情况：人权理事会将被组织起来对抗美国、对抗其它试图维护世界安全体系的国家。我毫不怀疑在安理会将会提出关于伊拉克、阿富汗，以及任何会让美国蒙羞的新人权案件。
我们有我们的问题，我们做了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我们应该为此承担责任。但问题是，中共将会利用人权理事会不公平地单独针对我们，而永远不会去谈论在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由于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议事规则以及其相对于真正致力于人权的非营利组织所具有的优势，那些非营利性组织的声音已经被切断了。他们不被允许在中国活动；当他们试图提出人权问题时，就会经常性地被打断。
这个体系需要修理。在我看来，修复它的一种方法就是拒绝中共进入纽约的联合国大厦。美国政府所要做的就是不让他们的外交官进入美国，我们可以说：“我们认为你们未能维护1941年《大西洋宪章》以及1948年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所确立的联合国原则。你们显然没有遵循联合国的精神。”该组织阻止领土扩张主义，而中共在南海和在东海针对台湾正是扩张。他们没有遵循联合国成立以及在全球推广的基本原则。
联合国的存在是为了阻止下一个希特勒或阻止下一个纳粹党上台，但中共在未来正是这种程度的问题。这个国家的行为就像上世纪30年代的纳粹德国。但它也是一个控制了联合国的国家，他们收买了联合国大会的很多投票。他们可以否决在联合国安理会里的任何动议，他们通过自己的影响力正在接管（联合国的）国际组织。对于他们是如何做到的还需要更多的调查。我认为这可能是通过他们的影响力进行贿赂和威胁。他们控制了世卫组织、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和联合国大会主席等。
所以，这个局面需要整治，但只要中共在联合国安理会拥有一个席位，我认为这个问题不会轻易解决。唯一真正摆脱它的方法是禁止它的代表出席。当然，这将造成巨大的外交危机；对联合国来说，这将是一场宪章危机，甚至可能会有几十个与中国关系最密切的国家提出抗议，并发表书面声明，也拒绝让自己的外交官进入纽约的联合国大楼——这没问题，我们可以应付。
目前，联合国可以说是弊大于利，因为它受到了中共的过度影响。人们认为，我们有一个可以帮助世界的全球治理体系，但实际上，中共正在利用其在该机构的影响力和权力，引导其进一步增强中共的力量。如果我们越过某个临界点，你可能会发现中共最终会成为全球霸权，世界就将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方。
几年前，一些美国人认为我们美国在上世纪90年代是苏联解体后的全球霸权。我们以为我们赢了。斯坦福大学的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说，我们已经看到了历史的终结，现在我们即将拥有一个民主和自由主义的美好未来。我们经过了斗争，美国已经是唯一的超级大国。这持续了大约10年。然后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共下决心要与美国竞争全球影响力。而且它做得非常有效，以至于使得民主和自由主义的未来都受到了威胁。因此出于这个原因，我认为我们需要采取更强硬、更有原则的立场，更有骨气地尝试拒绝中共进入国际组织，同时加强我们自己的独立性。
杨杰凯：在我们结束之前，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科尔：非常感谢。很高兴和你谈话。我发现这个节目很有启发性。你们的论述也很精彩，所以我很感激。
杨杰凯：能够邀请你来《美国思想领袖》节目真是太好了。
来源：英文大纪元资深记者记者杨杰凯采访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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