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的价值系统与台湾的正统中华文化差异多大；美国应遵循1972年的《台湾关系法》帮助台湾！（大纪元合成）
如何解释台湾成功地控制了冠状病毒或中共病毒的扩散，尽管台湾与中国大陆近在咫尺？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影响世界卫生组织的？过去几十年来，美国对台湾和中国的政策，为何是错误和短视的？美国和其它西方自由国家，如何从与台湾的更密切关系中获益？
司徒文：“我认为，针对世卫处置病毒方式，我们必须采取更强硬的立场，因为在我看来，世卫已沦为中共政府的一个喉舌。在去北京会见习近平两天后，谭德赛终于决定，是时候宣布进入全球紧急状态了。而在一周前，他还称没有必要宣布进入全球紧急状态。
“这就像是他去了北京，然后得到了给他的指令，然后他站出来宣布。他们很早就指责台湾和我们（美国），当我们停止了航班时。但之后很快，中国也做了同样的事情。但他们单单指责台湾，然而，我认为这是台湾能够幸免于更糟糕的情形的预防措施之一。所以在特定情况下，没有听世卫的，自己照顾自己，这还是有帮助的。”
在本期节目中，我们和司徒文（William Stanton）坐在一起。作为一名美国外交官，他为美国服务了34年，包括两次被派往美国驻北京大使馆。他最后的职务是担任美国在台协会会长，相当于美驻台大使的角色，他现在是台湾国立阳明大学的副校长。
这里是《美国思想领袖》，我是杨杰凯。
杨杰凯：司徒文，很高兴您能接受《美国思想领袖》的采访。
司徒文：我非常高兴能有机会和你交谈，我经常在网上看你的节目，能受到你的邀请，我倍感荣幸。
杨杰凯：我一直很想采访您，因为您已经在台湾待了至少十年了。现在您是一所主要医学大学的副校长，还有丰富的中国外交经验。你拥有一个独特的视角，去审视中国大陆和台湾的现状。现在冠状病毒（中共病毒）这个问题，成了前沿和关注焦点。中共在处置病毒上，采用了破坏性政策或方法，台湾则采取了一种示范性的政策。让我们来听听你的看法。
台湾在控制疫情方面表现出色
司徒文：好的，台湾在控制病毒方面，表现得非常出色，但我一点都不为此感到惊讶。直到最近，才只有6例死亡案例，感染者不到400人，我认为大概是这个数字。当然，比起美国，台湾人口要少得多，但还是有2,350万人口，它却真正控制了病毒的扩散。我认为，这反映了他们（台湾）的医疗系统不错，同时也证明了，台湾从一开始所采用的防范措施，真的很管用。
他们所采用的措施，与他们所接触到中共官员告诉的那一点信息正好相反，也与世卫组织告诉的信息正好相反。他们很早就开始处理这些事情了。因为他们经历了2003年萨斯病毒的爆发，所以他们这次防疫准备做得很好。在那时，我知道人们有了一旦感冒，就带上口罩的习惯，所以病毒就不容易被传播。除此，他们还在其它方面也做得很好。
在大家都认为没有必要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就组成了一个流行病应急委员会。实际上，在他们还曾受到世卫的谴责。他们开始对所有来自武汉的航班和乘客进行检疫，后来在（停航）还没有成为普遍措施之前，就停止了所有来自武汉的航班。他们采取了正确的防疫步骤，有一个好的系统，有着充分准备，所以最后他们也得到了公众的支持。
我认为公众相信这个政府的透明度和诚实。我是指民主，并且，民众被这样对待，他们的反馈也是非常正面的。每个人都在避免接触，保持社交距离。我现在在网上授课，我们都一直在尽自己的努力。但很不幸的是，台湾经常被世界给忽视了。武汉病毒让许多人、杂志、报纸等期刊，以及名人称赞：“嘿，台湾做得真棒！”因此，我为台湾感到骄傲，我为他们成功展示了如何做才能控制病毒而感到骄傲。
谭德赛领导下的世卫对待台湾方式可恶
杨杰凯：仿佛台湾没有被允许加入世卫的事实，帮助了他们防疫，我不知道你怎么看？
司徒文：这有点讽刺，但我认为那是真的。我在网上看到，前一任马英九总统执政期间，他显然把重心放在了促进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或如他所称──大陆之间的关系，很明显，他与中共政府暗地里达成某种协定，台湾只能以观察员的身份，而不是会员的身份，出席世界卫生组织的年度会议，所有这些年，他们可以参加，但是有条件的。他们只能以中国台北的名义出席，他们不能出席委员会议，尽管这才是商讨实际准则和最实质性问题的时候。这必须得要中共政府亲自出席。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大流行增强了台湾人的骨气，因为他们知道谁也靠不住。所以他们必须要照顾好他们自己的医疗卫生系统。其实，我们大学校长郭旭崧很多年以前就在华盛顿特区的Techpro，开设了第一个医疗办公室，帮助台湾与美国国立医疗研究所，和位于亚特兰大疾病控制中心建立关系，希望能够在处置地方病和大流行疾病等上增进合作。
所以他们抢先一步，他们总是对全球医疗卫生感兴趣。我现在所在大学非常关注这一个问题。我认为如果当人遭到排斥时，一种可能是，这些人躲到角落里，为他们的遭遇感到难过。还有一种可能性是，这些人说：“好，我不会让自己就此感到难过，我将继续努力，我将继续努力进入世界卫生组织。但我也会靠自己，向世界其它国家寻求帮助，特别是那些更愿意和我打交道的民主国家。”
老实说，在干事长谭德赛领导下的世卫，对待台湾的方式，我认为真的是很可恶。特别是他指责台湾有种族歧视。这也是很有意思，因为我今天在网上看到许多黑人在广州的遭遇。很显然，他们都遇上了种族歧视，他们被告知“滚回去”，因为中国人担心他们携带病毒。
中国存在种族歧视台湾包容
实际上，我记得80年代后期，当我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时，遇到外交部的刘晓明，现在他是驻伦敦大使，他在英文版的《中国日报》上刊登了一篇文章，是一篇指责美国有种族歧视的文章。我在我们的活动上遇上他。然后我就留住他，跟他说（当时，他的职位还没有这么高），“你知道美国承认有种族问题，但也已经在试图解决。但是你好像还没意识到，在中国存在种族歧视的问题。”
在那之前的几个月，我注意到有两到三起发生在北京校园里的事件，有一次发生在公交车上，一位非洲学生被看到与一位中国女生在一起，他们就受到侮辱和咒骂。在有的情况下，他们甚至遭到拳打脚踢等。所以我觉得他们摆出种族牌，是非常有意思的。因为我在中国住的那六年里，我并没有发现，他们对种族问题是那么开窍。
关于台湾问题，我发现每个国家或许都在不同族裔和民族上存在着一些问题，但台湾在包容不同种族上做得远远领先，总是以礼待人，热情待客，所以我认为谭德赛博士盯上台湾，并称他们有种族歧视，这是非常不合适的。为了让事态变得更复杂，中国加入，派人假扮台湾人，在网上发讯息，因种族歧视而道歉。
所以你知道，真是一件接一件的麻烦事，都是由于病毒所导致，其实这是很烦人的。这也是为什么我在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赞同美国国会呼吁美国停止为现任世卫组织提供资金。
我们所提供的资金是中共的两倍──去年我们提供了5,200万美金，可能是5,800万美金，而中国只提供了2900万美金。几个美国自愿者机构和慈善机构又贡献了约4亿美金，因为他们愿意为治疗某项疾病而赞助。
世卫已沦为中共政府的一个喉舌
很显然，我认为，针对世卫处置病毒方式，我们必须采取更强硬的立场，因为在我看来，世卫已沦为中共政府的一个喉舌。在去北京会见习近平两天后，谭德赛终于决定，是时候宣布进入全球紧急状态了。而在一周前，他还称没有必要宣布进入全球紧急状态。这就像是他去了北京，然后得到了给他的指令，然后他站出来宣布。
他们很早就指责台湾和我们（美国），当我们停止了航班时。但之后很快，中国也做了同样的事情。但他们单单指责台湾，然而，我认为这是台湾能够幸免于更糟糕的情形的预防措施之一。所以在特定情况下，没有听世卫的，自己照顾自己，这还是有帮助的。
还有一件事，我不认为世卫在处理整个问题上做足了功课。为什么它从没有向中共要更多的关于病毒基因等技术层面信息？为什么没有人提出这个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我想推荐今天我看到的一部非常棒的纪录片，《追寻中共病毒的起源》，影片有点长，但是每一分钟都扣人心弦。
大约有55分钟，但是影片提出了很多没人回答的问题：既然有一个病毒实验室，恰恰就在武汉，为什么他们没有给出病毒起源的解释？为什么他们连提都没提到？为什么这条看门狗，连叫都没叫？我们理所当然的应该获得更多信息，为什么我们没有从世界卫生组织那听到更多信息？难道他们是需要听从中国的指示，告诉他们我们需要知道什么，才能帮助我们更有效地抵御病毒吗？
强制西藏新疆同化是严重种族歧视
杨杰凯：当你提到种族歧视，我一直在想（中共在）西藏和新疆的强制同化政策。我无法想像出太多还有比这还更严重的种族歧视。无论怎样，这是我想起的一件事。另一件事是，荒谬地认为非洲人身上带有病毒，仅因为其肤色不同。这也证明了中共的宣传力非常强，从某种层度上，其说服了民众，病毒并不来自中国，而是来自非洲。这对我来说太离谱了。
司徒文：他们已经大规模散布病毒来自于美国说法。今天我在网上看到一个说法，暗示这个病毒序列如此古老，可能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比如可能追溯到欧洲。
所以我猜想，因为他们看到有报导说，感染美国人的病毒有些来自欧洲，或者大部分都是这种情况，我不太清楚具体细节了，但是很显然他们在推卸责任。
所以指责美国或其它任何国家传播病毒都是荒唐的，特别是现在已经蔓延到了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我认为病毒传播，这些国家将受害最大。他们将是（病毒传播）的下一波目标，很不幸。
中共在联合国排挤台湾
我曾担任联合国政治事务主任两年，代表美国国务院在联合国安理会处理事务，以与美国政府内部政策达成共识。但是让我总感震惊的是，发展中国家好像更倾向支持像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样的国家。为什么？因为它们部分依赖于中共的慷慨援助。
这样的情况太多了，特别是在联合国大会上，很多买票和兜售影响力的事情。我的意思是，这就是为什么当朝鲜的金正日去世后，所有联合国成员还在大会上，为纪念金正日默哀。我是说这是非同寻常的。并且，还是同样的联合国。
这是我亲眼看到的，因为当时我就职于美国在台协会时（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我写过一封电报，为一位台湾的大学生投诉，他不得不放弃参加模拟联合国项目（Model UN program）。
模拟联合国项目给学生一个体验模拟联合国的经历。参加这个项目的唯一标准是，你相信联合国的原则和宗旨，即最基本的维护和平与安全，在世界范围建立和平与安全。然而这个学生被拒之门外，因为他没有中国身份证，他只有台湾身份证。
我为此感到非常愤怒，所以我就写了一封电报。我们最后把这封信递交到了美国驻联合国的第二号人物那里。一位大使递交到政治事务副部长那里──不是最高级别的那位，而是第二号人物。
然而得到的回应却是：“我们也无能为力。”这真是太可耻了，他们当时认为他们应该选非洲人，可是事实就是这样，我都已经很习惯了。关于台湾的争执太多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每一次开会提到台湾，我都感到会有争执。但是你知道，在一个国家，如果能够在意见不同的情况下，还能够互相尊重，彼此都彬彬有礼，这感觉该有多好啊。这里（台湾）的氛围好很多。
美国应遵循1972年《台湾关系法》
杨杰凯：很精彩，美国国务院正在努力让台湾能在世界卫生组织更多出现。我认为这说明了美国、中国和台湾政策随时间在改变。我知道您已经对此思考了很长时间。
司徒文：如果美国真的想帮助台湾加入世界卫生组织，他们应该遵循1972年的《台湾关系法》，里面说，这是我的理解：“该法案中的任何内容，都不应导致台湾从任何国际金融机构，或其它国际机构或任何国际组织退出。”
那么在1998年发生了什么呢？克林顿总统对中国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国事访问，在其中一站，他宣布将送给中国一些礼物，其中之一是他第一次明确宣布了美国的政策，（这个政策）可能之前很多时候，都是美国这样做了，但没有明确说出来。
他说，在国家地位都没有被公认的情况下，不应该被允许参加只有国家才能参加的国际组织。如果国务院和美国政府真想把台湾纳入国际组织，和其它一些组织，比如国际刑警组织和国际民航组织，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涉及安全保障。美国只需要说：“你知道，这条规定与美国的法律不相符合，所以我们想说，它（台湾）不应该被禁止加入成为会员。”并就此为依据表明立场。
但是我不知道……因为有太多人说：“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这可能破坏国际组织，这将导致所有一切都停止，我们不能这样做。”但实际上，从更广的角度来讲，关系已经逐渐发生了巨大变化。
我想说的是，如果回顾一下，可能是2011年，但2014至2015年是肯定的，如果你看皮尤民意调查，去年对是否喜欢中国所做的民意调查显示，结果为60%的美国民众不喜欢中国，前几年也是类似结果，从2011年至2012年开始就出现这种不喜欢倾向。
还有其它的，比如你可以看到记者的观点、媒体的看法。例如，在2015年有这样的研究，这是一个中国通的讨论会，都是些以前在中国做过记者的。这个会议的名字，以及会后他们出版的书《媒体是否在中国问题上，误导了美国民众？》这是很明显的，这个会议得出的结论是肯定的，我们的确如此，我们对中国的发展抱着天真的幻想。
但是，从2012年，习近平成为中共党中央主席后，所有都发生了改变，因为他是真的相信马克思主义。他迅速地扩张了手中的权力。所以一方面，我认为美国公众和美国的精英，以及政治领袖越来越对中国持怀疑态度了。中国还因为其它原因，变得越来越不受欢迎，比如其对宗教团体的迫害，镇压中国的少数民族，还有对待自己的邻居和世界其它国家，都采用了更激进的政策，简而言之就是在欺凌其它国家。
对华关系上美国三个错误
我不久前写了一篇评论，提醒大家，中国自己在《上海公报》（对美国的第一份公报）中表示了自己的立场，即大国不应欺负小国。但是，事实上他自己确是这么干的。所以，现在就是有变化。我认为最早对中国持乐观看法完全是被误导了。
抵制苏联中国会成为美国的盟友
许多人也是这样对亨利‧基辛格说的，他当时代表尼克松总统。他并不太了解中国，但他被送去建立外交关系。他整个的论点，包括当时和尼克松总统的论点是，“我们真正的问题在于苏联的威胁。所以我们需要做的是，怎样让中国与苏联可以分开。”这是一个地缘战略举动。
当然，每个人都对这种地缘战略思想感到敬佩，包括基辛格他自己。所以整个计划就是中国将日益趋近地成为美国的盟友。我们也是这样对待日本和德国，在二战结束后。
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是有历史参照的。当然，这整个构想在1989年破灭了，随着柏林墙的倒塌，还有1991年苏联的解体。同时，我们看到柏林墙的倒塌，看到了天安门事件，这也导致了中国包括邓小平，采取更强硬的态度。所以这是一个错误。
改善对华关系解决国际区域双边问题
第二个错误是，我们相信如果能与中国建立更好的外交关系，我们就能够解决国际战略、双边和区域性问题，我们将会在所有这些问题上取得进展。我曾听到这样的故事，在2015年，奥巴马总统对中国进行了国事访问后，他在那（中国）待了四天、三晚。他的一些幕僚仍对他推举需要与中国合作的想法，说我们一定需要与中国合作，如果我们想在国际区域双边问题上有进展。所以奥巴马当时觉得真的有可能取得进展。
但相反，什么也没有发生。当时中国感觉自己的经济发展得还挺好。所以他们并没有从这次国事访问中取得任何具体结果。当然，他们在许多文种繁冗辱节的公文上达成协议，但是那都是一些很笼统的东西。所以在回程的路上，我与一个人交谈，他也是听别人说的，当我认为可能是真的：奥巴马应该说了，“我们就把话讲明吧。我们在解决国际区域双边问题上，需要中国的合作。但在这次访问之后，我们可以说，我们不会在任何这些问题上取得进展，难道不是吗？”我认为这是一个错觉，属于我们自己的错觉。
中国将成为国际体系的利益相关方
第三个问题是还有个看法是，如果我们能与一个更强大和自信的中国建立更好的外交关系，中国将成为国际体系的一个利益相关方。
我记得一个说法是，如果我们对中国更开放，使得中国更加富裕，中国将会往民主的方向迈进。那是曾经用来说服华盛顿的人权关注者们的理由，他们说，不，不能给中国最惠国待遇。可是我们已经让中国参与WTO，但是那根本没有起到效果。
但是你知道，大公司、投资银行家、电脑公司，施加了强大的压力，同样的那伙人，将我们至关重要的医疗供应、医院保护用具、试剂盒，全部搬到了中国生产。同样的一伙人，因为（在中国生产）更便宜，能够赚更多的钱。但是他们完全赞成给中国最惠贸易待遇，他们赢了。但（让中国民主）的设想从没有成真。
事实上，随着习近平的当权，中国变得越来越没有自由，越来越封闭了。这个时候，他们每个人还期望，如果什么都改变不了，赚钱就行了，的确有的人在这个过程中赚了钱。但是却有百万的美国工人，我听到不同的数字，有人说是三百万，有人说更多，在这一过程中失去了他们的工作。而有的经济学家说什么，从长远看每个工人如何如何。但如果你已经45岁或者50岁，并且一生都在某个工厂生产汽车部件，现在突然告诉你，你没用了。
你已经在那里住了一生，你的家庭在那里，你的社区在那里，可能你的教堂也在那里，你能够说走就走，离开那里，重新培训成为一个电脑专家吗？我发现电脑使用越来越难，我个人成长的时候和电脑有所接触，但也没有成为一个电脑专家。
不幸的是，即使在川普政府，很多同样的人，还在给总统献策。川普政府里面有好人，也有很可疑的人士。我个人非常喜欢倾听纳瓦罗的高见，我也非常喜欢听取傅明的建议，对国务卿的印象深刻。但是其他的一些人，还是和过去一样。所以说你看，我们必须要观察美国的政策的未来走向。
美国低估台湾其实中共无自信孩子送西方
最后，我们所做的另一件事是，我们完全低估了台湾。回到1972年，蒋介石还在掌权的时候。所有人都说，好吧，台湾是废柴，被中国吞并只是个时间问题了。好吧，我们不要去想这些。
没有人真正预见台湾的未来，尤其是从没有去过台湾的人，像是基辛格，他一生从来没有去过台湾。尼克松本来应该更加明智一点，因为他至少在副总统的时候去过台湾。
但是当时没有人预测或预见到，在四十多年内，台湾会成为一个民主、繁荣、欣欣向荣的国家，拥有先进的技术，比如在晶片方面处于领先。台湾一度是第四或第五美国专利拥有国，直到中国开始申请美国专利，现在台湾还是第六名。
但是台湾还拥有世界上最好的医疗系统。并且对来到台湾的人，他们看到的是一个不可置信的安全、友好的国家。你知道，台湾还是个美丽的国家。我认为有人想把这一切都夺走，你知道，这使得我非常不安。
我以前写过一篇评论。当你看中国精英时，他们在做什么？你知道，成千上万的中国精英移民到世界其它地区，通常是西方民主国家，那是他们送自己孩子去的地方。现在有大约四十万的中国学生，在美国的大学和中学学习，可能比这还要多。他们把钱转移到这里，并在西方购置房地产。并且如果他们能够的话，他们也会移民到西方。
几年前，上海的胡润曾经做过这方面的研究，胡润富豪榜专研究中国最富裕的人如何做决定。习近平的女儿曾上哈佛，我想她去年又回美国去了。因此，这些中国精英总是要多留几条后路，因为他们有太多怕失去的。
不过，我认为很大部分责任应归咎于美国。我认为我们的政策有点幼稚，只顾眼前，在很多问题上犯了错误。
台湾已经赢得广泛的赞誉
杨杰凯：请问你如何解读蔡英文总统，是第一个向川普总统致电祝贺的国际政要？
司徒文：我很高兴，希望获得最好结果。但在国务院工作了34年之后。我并不太乐观，因为我注意到，中国对此的强烈反应，然后总统又后退了。而且总统会时不时会讲些对台湾有利的话，但是总统同样也会非常正面地评价习近平。有一次，总统在他的推特上提到他对习近平非常尊重，我感到不适。因为我不会对破坏人权的典型使用这样的敬语。
所以我认为这很难说，我抱有最好的愿望。而且我认为，我现在希望的是，由于冠状病毒，台湾的恰当处理，能提高了台湾的声誉。台湾已经赢得了广泛的赞誉，不仅有杂志和报刊，还有一些国家，对台湾向美国捐献口罩和保护设备的慷慨行动的赞扬。
台湾并没有向中国那样，把卖给其它国家的口罩，宣传成为捐献给其它国家的。并且台湾也没有，将不合格的医疗产品捐献给其它国家，像是中国提供给西班牙、意大利和捷克共和国的那样。
我想我在英国看到，拳击手康纳‧麦格雷戈抱怨中国的劣质口罩。我希望这种对台湾新的认知，新的了解，会帮助台湾在美国和其它西方民主国家赢得支持，从而重新、更仔细地审视，我们也许能够发展出与台湾更加密切的关系，我们也许不该总是担心中国，这是我的希望。
杨杰凯：你无法想像，现在台湾有一个多么有利的公共关系处境。他的民主和透明，都在这次冠状病毒中展现得淋漓尽致。
司徒文：简直就像是剧本的快乐结局一样。一些国家至少会更多、更接近观察一下，改进与台湾之间关系的可能。我经常说，台湾不仅需要与现有的15个邦交国保持联系，还需要进一步尝试，与区域及世界其它重要国家培养关系。我认为，我们已经看到在蔡英文领导下这样的努力，制定了新南向政策，当然涉及与美国的关系，与日本的关系，与印度可能的关系。在印度有人也在讨论印台关系。
台中关系如何发展？美国的两条件
我读到两篇文章，实际上是两个印度学者写的，关于利用台湾，对中国进行平衡和制衡，我认为越来越多的人，正注意到中国潜在的威胁。我认为有很多国家，如越南，一直长期而努力地思考，与其它国家建立四角机制，包括日本、美国、澳洲和印度，但是你知道，他们也许不会那么做，因为对他们的风险过高，但是他们将会以各种方式，寻求与美国和其它国家的合作。
杨杰凯：在我们瘟疫爆发前最后的一次访谈中，我们谈到了台湾选举，和中国共产党尝试对这些选举施加的影响。当然这些尝试悲惨地失败了，谢天谢地。但是台中关系会如何发展呢？还有地区间关系走向如何呢？
司徒文：我认为如果美国决定进一步接近台湾，例如，美国不再支持，被其它国家承认的国家地位是参与国际组织的先决条件。中国将会反对我们立场的转变，但是我们也会坚持。我们在三个联合公报里面的立场，非常清楚地显示我们有两个条件。
一个是任何分歧的解决，必须是和平的，中国于2005年通过《反分裂法》，其中列举了各种台湾的可能行动，改国旗、改名、宣布独立、公投独立，所有这些事情。他们应该废除他们自己通过的《反分裂法》，因为这违反了三个联合公报，企图保留使用武力来解决台湾问题。在他们刚刚提出所谓《反分裂法》的2005年，我们那个时候就应该告诉他们，不要忘记三个联合公报上面大家的签名。
当然是第一个和第三个公报，因为第二个公报是关于黑格将军不再销售更多武器的决议，对于第一个和第三个公报，我们一直有先决条件：首先，中国必须尊重台湾人民的权利和人权，其次，所有分歧的解决方案必须是和平的。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2005年违背了我们对公报的理解，而我们早在1972年的联合公报里已经表达得很清楚。所以现在我们有更多的筹码，我们现在有更多能够做的事情，但问题是我们是否愿意做。我认为可以讨论我们是否可以做更多的事，而且我乐于见到美国为台湾做得更多。
中共挑起事端在谋划什么？
杨杰凯：我不断看到中国军机飞近台湾本土，还有报导说，中国海军舰只撞沉了一艘越南的渔船。在疫情蔓延全球的情况下，中共开始挑起事端，中国共产党正在那个地区谋划一些事情，你如何解读？
司徒文：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他们还攻击了一艘菲律宾渔船。有不止一次的类似事件。我认为这部分与武汉病毒（中共病毒）有关，我认为这部分表明了：“因为我们被病毒分了心，我们现在又回来了，我们永远不会失去我们长期的区域目标，我们要秀肌肉。”我认为，这也是在国际社会都被台湾的防疫成就惊艳的时候，给美国的一个信号。
我想，他们会很恼火，说：“别忘了我们还有武器，还有力量，我们可以发号施令。”所以我非常高兴地看到，美国反过来也不断继续派出军机飞越台湾海峡。你知道，这用另外一种方式表明，美国依然坚定支持台湾。但是我们还有待观察，大家最担心的是，有一天台湾会决定参战。
我不认为这会发生，但是他们这样做的话，我当然希望美国会军事干预。如果我们不干预，基本上我们就背弃了我们与盟友之间的条约。因为日本会观察我们做了什么，澳洲也会观察我们做了什么。
我们和我们的亚洲和欧洲的盟友之间，已经有足够多问题。他们会说，我们不能再指望美国提供帮助。所以我希望在台湾受到威胁的时候，我们将会提供必要的援助。与此同时，台湾也一直在加强自己的武装力量，台湾长期需要这样做，在蔡英文总统的领导下，台湾一直在这样做。
而且我认为，日本在这种情况下损失也会很大。日本会意识到这种明确的需要：台湾和美国对台湾的支持，是挡在他们和中国军力之间的唯一屏障。所以他们也正变得强硬起来，不过这些只是我个人的看法。但是我的确希望，我们显示出对台湾的支持。
美国与共同价值观的国家站在一起
杨杰凯：对于那些典型的美国人或者加拿大人，以及任何身在自由国家正在关注台湾的人，你认为和台湾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对他们的国家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
司徒文：最理想的答案是，因为我们大家都是民主国家，我们尊重法治和人权。如果我们对任何一员面临的威胁视而不见，这会削弱我们作为国际社区的一员呵护我们珍视的价值的努力。并且从根本上来说，我们和中国的问题是，我们从来没有共同的利益。举个例子来说，他们会签署不扩散条约，但是他们会继续给北韩、伊朗和巴基斯坦，提供核武和飞弹的材料。
我们和他们的价值观不一样，而我们大家都有的价值观，中国人并不同意。中国人一直承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他们会说，是的，我们有不同的历史和传统，我们有完全不同的经历，我们有不同的社会和文化，所以不可避免地我们有不同的价值。
但是你必须要尊重我们，就像是我们尊重你们。也许他们会那么说，但是我不那么想。总而言之，我们既没有共同的价值观，也没有共同的利益。有的美国人和中国有共同的利益，那些在中国赚了很多钱的人，但是仅此而已，而我愿意对此进行辩论。
第二点，我愿意阐述战略论点，简单地说，如果美国放弃台湾，为什么不能也放弃其他人？再说，维护盟友之间的团结，是我们的共同利益。所以说，这不是什么新东西。很多人把台湾看成是类似煤矿里的金丝雀（注：探测瓦斯浓度），用来探测中国对其它国家的敌对态度。你知道，也许如果他们拿下台湾，他们也会霸凌其它亚洲的国家。但是他们毫无疑义地想把美国赶出亚洲，而且想把美国赶出第一岛链和第二岛链的美军基地。
所以如果我们走了，就很难再回去，我们已经在菲律宾看到这一点，我认为，他们的军队是非常支持我们的。
杜特尔蒂总统和美国有个人的恩怨，他让我们滚，因为我们不愿意提供签证，给一个因为毒品随意枪毙人民的人（注：指菲律宾负责缉毒前总警长）。一些东南亚国家除了越南和泰国之外，在很大程度上，像老挝和柬埔寨，已经成为中国人的囊中之物。这样说不太符合外交辞令，但事实就是这样。菲律宾人在中美之间，在不同的时间，对不同信号，摇摆不定。我认为，印尼和马来亚在最近几个月，对中国进入他们的领海发出了强硬的声明。
所以，美国与这些国家站在一起，我们拥有共同的利益。而且我认为，与中国相比，很大程度上，我们和这些国家有着共同的价值观和利益。
现代中国不等于传统中国
杨杰凯：司徒文，你对亚洲地缘现实的分析，真是让人着迷。说到共同价值，在《大纪元时报》，当然还有我个人，我真的想，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价值系统，截然分开。中国共产党一直极力地将他们的价值系统强加到民众身上。
司徒文：我在台湾很钦佩中国传统价值。台湾人民非常相信教育的重要性，他们珍惜家庭，他们珍惜社区。许多人都有传统信仰，他们都使用正体中国字，他们还在练习传统书法，正如很多人在中国大陆的那样。你也许注意到，我在谈话中多次提到中国，我要纠正我自己，我说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我的理由是，我不愿意任何人认为，我反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人。
我不认为现代中华人民共和国能够等同于中国，我认为他们完全不同。毕竟，习近平在2012成为总书记的时候，说得得很清楚，他在政治局讲话里说，他相信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且引用了他们。这是一个西方哲学的目标和理想，即使在诞生地的俄国也失败了，所以这是一个外来的概念。
我记得我在美驻黎巴嫩大使馆任职的时候，结识了国务卿舒尔茨。我在胡佛研究院的那年，他也在那里。
他告诉我，我一直说，邓小平的所谓改革开放，自己并没有做什么，他只是让中国人民做了中国人民自己最擅长的事情，出去种植更多的食物，自己去开公司赚钱，照顾好自己的家庭，和把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外部干扰，或者那些意识形态的概念，统统去掉，这些对很多台湾人而言，从来不是他们实际生活的一部分。
与此同时台湾人民也非常地虔诚，这有很多信奉各种宗教的台湾人，而且台湾很开放，在宗教上没有偏见。喂，你信哪个宗教的？在美国，嗯，你是新教徒，那你是哪个新教教派？等等这些事情。
所以我很抱歉，如果任何人认为我在说中国，我其实是说的是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这就是为什么我从来没有说过中国病毒，除非我弄错了，我说的是武汉病毒。
我不想让任何人认为，我的评论是针对中国人的，我已经在中国社会里生活了18年。台湾则不同，不仅仅有中国元素，文化上更多元。不像在中国大陆，由于你的文化和种族背景不同，你可能被欺辱。但是我的确尊重中国文明、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民。
杨杰凯：在我们结束前，有什么最后的话吗？
司徒文：我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能够坦率地表达我个人对这些问题的看法。我知道也许有很多人不同意我的意见，那很正常，我欢迎不同的意见，我说的所有的东西，都没有针对任何人抱有敌意。但是我说的，都带着对台湾的尊重和钦佩，带着对当今中国政府的失望。
杨杰凯：司徒文，感谢你参加我们的节目。
司徒文：我也很荣幸。
来源：英文大纪元资深记者杨杰凯采访报道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