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郭贤良
无知的成人是不可施教的——罗素
钱学森之问
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看望钱学森的时候，钱老感慨说：“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钱老又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钱学森之问”是关于中共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一道艰深命题，需要整个教育界乃至社会各界共同破解。今天我不揣冒昧，就来谈谈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所谓民国就是指辛亥革命以后于1912年成立的中华民国，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如果不考虑台湾，中华民国在大陆历时37年，其中大部分时间处于战争状态：1913年有“二次革命”、1916年有“护国战争”、1924年~1928年有“北伐战争”、1930年有“中原大战”、1931年有“9·18事变”、1937年~1945年有“抗日战争”、1946年~1949年有“国共战争”，期间还穿插着无数地方军阀之间为争夺地盘而爆发的混战，如直奉战争、孙中山和陈炯明争夺广东省统治权的战争、共产党和国民党从井冈山打到延安的“第一次国共内战”等等。就是这么一个乱哄哄的时代，为什么却涌现出了一大批杰出的人才？教育家有严复、蔡元培、晏阳初、张伯苓、陈鹤琴、马相伯；国学家有梁启超、胡适、梁漱溟、熊十力；文学家有鲁迅、沈从文、张爱玲、矛盾、老舍、巴金；画家有徐悲鸿、齐白石、张大千；科学家有李政道、杨振宁、钱学森、童第周、李思光、竺可桢。总之，那个时期可谓大师云集！
有人说是因为那个时候大学教授的工资高，教授们可以安心从事科研。我们先看一下1917年北洋政府教育部颁发的《国立大学职员作用及薪俸规程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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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别 |
正教授 |
本科教授 |
预科教授 |
助教 |
讲师 |
外国教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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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级 |
400 |
280 |
240 |
120 |
每小时二元至五元 |
薪数别以契约定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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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级 |
380 |
260 |
220 |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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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级 |
360 |
240 |
200 |
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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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级 |
340 |
220 |
180 |
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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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级 |
320 |
200 |
160 |
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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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级 |
300 |
180 |
140 |
50 |
与当时作为一个普通员工（北京大学图书管理员）的毛泽东8块钱/月的工资相比，大学教授的工资实在是太高了！可是这种美好的日子只是昙花一现。由于各省政府都截留税款，中央政府基本上没有财政收入，政府支出只能依靠向外国借钱度日，教授们的工资经常被政府拖欠，还引起过几次抗议。所以，说民国大师辈出的原因是因为教授们工资高至少是不够全面的。
民国初肇，由于踢开了满清专制政府这块绊脚石，中共国包括教育、司法在内的各个领域都实行了彻底的改革，剪辫子、放小脚、废科举、办新学、立宪法、引进西方国家的刑法和民法制度，举国呈现出一派除旧布新的进步气象。我们现在实行的政治、法律、社会、经济制度，大部分都是那个时期建立起来的，虽然有些地方做了修修补补（比如经济制度从私有制变成公有制再变回私有制），但整体上没有大的变化。学校教学内容的设计，也完全是按照西方国家的教学内容安排的，语文、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理、历史、外语等等，样样俱全、无一缺失！可是为什么我们在文化和科技上仍然是一个落后的国家？像中兴通讯这样在中共国算得上一流的科技公司，美国一制裁，说垮就垮了呢？最后为了保住公司八万人不至于失业，2018年7月，不得不向美国缴付10亿美元罚款和4亿美元保证金，30天内撤换全体董事和二级以上管理干部，并且接受美国任命的特派员进驻公司实行监管。有人把这次中美的“芯片战争”与1840年中英的“鸦片战争”相提并论，认为这是一次因为科技落后导致的巨大的国耻！
中共国科技的落后是个事实，不是房地产的繁荣可以掩盖得了的，诺贝尔奖的获奖情况最能反映出一个国家的科技水平。下面这个表是我根据网络资料统计的诺贝尔奖前十名获奖国家的情况，表中数字是奖牌数量，当某一项诺奖为多人共享时，如果共享者属于同一个国家，那么在该国名下只记一次，如果共享者属于不同国家，那么分别在每个国家名下各记一次。这样，我这个表中记录的是各国的获奖次数，会比各国的获奖人数少，总数却比实际颁发的奖牌多。
中共国及前十位诺贝尔奖获奖国家统计表（1901~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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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
英国 |
法国 |
瑞典 |
瑞士 |
日本 |
荷兰 |
意大利 |
中共国（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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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 |
112 |
82 |
59 |
32 |
28 |
22 |
20 |
17 |
14 |
5 |
中共国人所获的5个诺贝尔奖中，和平奖占2个，文学奖占2个，自然科学方面的奖只有1个，就是屠呦呦2015年获得的生物医学奖。和平奖和文学奖因为和意识形态联系紧密的原因，除了莫言这个文学奖以外，其他三个奖都不被中共国政府承认，这里我们就不去评说了。总之，诺贝尔奖的获奖数量与中共国庞大的人口基数相比太不相称了！2018年美国人口3.27亿，中共国人口13.9亿，中共国人口是美国的4.25倍，按照人口比例，对应美国350次诺贝尔奖，中共国应该获得1487次诺贝尔奖才相称！如果说美国建国时间有二百多年，中共国只有七十年，不具有可比性的话，那我们拿日本和以色列来对比，就完全具有可比性了，因为日本二战以前一次诺贝尔奖都没有获得，所有诺贝尔奖都是1945年以后获得的；犹太人在二战以前处于亡国状态，以色列国是根据1947年联合国181号决议于1948年才建立的，仅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间早一年。2018年日本人口1.27亿，中共国人口是日本的十倍多，日本获得22次诺贝尔奖，如果按比例类比，中共国应该获得240次诺贝尔奖！以色列国土面积和北京差不多，人口只有871万，中共国人口是以色列的159.6倍，到2018年，以色列已经获得10次诺贝尔奖，如果按比例类比，中共国应该获得1596次诺贝尔奖了！这种类比，实在是让我们中共国人深感羞愧！
经过深入思考，我认为造成中共国科技落后有两个重要的因素不应该忽略：一是社会责任感，二是科学思维方法。
回顾大师们走过的历程，我发现他们的青春期正处于国家危难的历史紧要关头，革命思潮席卷中共国大地，除旧布新、救亡图存的精神深深地激励着那个时代的年轻人，使那个时代的年轻人具有了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们需要为国家寻找出路，传统文化显然无能为力，因为，如果传统文化可以使中共国富强，那么中共国就应该是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就不是我们去学习西方，而是西方来学习我们了。出路只有一个，那就是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因此，有志向的青年纷纷出国留学。严复留学英国、蔡元培留学德国和法国、胡适留学美国、竺可桢留学美国、严济慈留学法国、钱三强留学法国、鲁迅留学日本、徐悲鸿留学法国。除了梁启超没有留学经历外，这些民国大师都有留学经历。那个时候的年轻人出国留学，是真正认识到了中共国的落后，出国留学是打心眼里想向西方国家学习的。
相反，现在的年轻人出国留学，普遍抱有一种暴发户心理，内心并不觉得我们比西方国家落后，我们中共国的高楼大厦比美国多、高速公路比美国新、高铁比美国发达，晚上坐在上海外滩、昆明滇池边上吃饭、喝茶，看那五彩缤纷的夜景，真的分不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很多人因此就洋洋得意了，就认为中共国已经超越美国了，骄傲和轻狂的心态溢于言表。网络上流传着这样一篇令人喷饭的毕业论文——《论安阳师范学院强于哈佛大学》。论文作者完全置客观事实于不顾（如教授数量、世界核心刊物发表原创论文数量、论文观点被其他作者引用数量、诺贝尔奖获奖人数等等），通篇都以主观臆断作为论据进行所谓的“论证”，是一种典型的违反科学思维方法的感性思维作品。据说论文答辩时全体审核老师眼里噙着激动的泪水起立鼓掌！无独有偶，清华大学胡鞍钢教授在十年前就到处鼓吹中共国在经济上、军事上、综合国力上已经全面超越了美国的观点。既然如此，中共国人当然没有必要再向西方国家学习了，中共国人出国不应该叫留学，而应该叫做“传经送宝”才对！出国留学在这些人看来不过是去享受人生，或者混一张外国文凭以便回来找个好单位罢了，完全没有了民国时期年轻人那种救亡图存的社会责任感。由于有了这种暴发户心理，中共国人的脑子就像装满水的瓶子，再也容纳不下任何新的思想。我接触过不少海归，从他们嘴里经常听到的是“在国外我最讨厌别人说我们中共国不好！”这样的话。这和民国时期出国留学的年轻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民国时期的年轻人是认识到自己国家的缺点才出国留学的，所以他们能学到别人的优点，今天的年轻人根本不承认自己国家还有缺点，出国留学还有什么意义呢？
所以，读书学习的起点就是要有要敏感的心灵，要有问题意识，要带着问题去读书，要本着解决问题这个目的去读书，否则读书的时候就调动不了思维，这就是孔子批评的“学而不思”状态。一旦进入这种状态，就背离了读书学习的目的，人的思想也就不可能通过读书学习获得提高了。我想，这就是今天虽然每年有十几万年轻人出国留学，却没有一个人成为大师的重要原因了！今天中共国的年轻人忘记了，钢筋水泥是别人发明的，铺马路的沥青是别人发明的，灯泡是别人发明的，汽车、火车、电脑、手机、网络全部都是别人发明的！清华大学张维迎教授在一次学生毕业典礼上说，人类至今产生了1600多项重要的发明，其中只有六项是中共国人发明的，而且这六项发明还是公元1500年以前发明的，在此之后中共国人一项重要的发明都没有了。他说，世界如果没有中共国，人类同样会生活在今天的物质文明之中，但是如果没有美国和英国，人类今天还会停留在点蜡烛、坐马车的落后状态。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泱泱大国，对人类来说居然如此无足轻重，对稍微有点自尊心的人来说都应该感到无地自容！如果这种暴发户心态不改变，中共国就会变成东亚的沙特阿拉伯。我在网上输入“沙特阿拉伯”和“诺贝尔奖”这两个词，想了解一下沙特在诺贝尔奖方面的获奖情况，搜索结果只有“18名诺贝尔奖得主吁沙特学术界谴责政府鞭笞博主”这么一条报道，还是2015年1月10日的旧闻。报道称，一个名叫巴达维的博主因在博客上“侮辱伊斯兰教”被判连续20周每周一次鞭刑和10年监禁，每次鞭刑为50下，他在本月初受到了第一周的50下鞭刑。虽然沙特阿拉伯人均收入在2018年高达2.34万美元，有汽车、飞机、电脑和高楼大厦，可是它在文化和科技上仍然是一个侏儒。在沙特人眼里，因为他们有万能的真主关照，所以他们的国家就是全世界最好的国家，而且十全十美，没有任何缺点需要改进。所以，沙特人不可能有问题意识，他们的心灵早已麻木，这样的民族怎么可能获得诺贝尔奖！又怎么可能为人类做出贡献！如果中共国是一个小国，在文化和科技上做个欧美国家的跟屁虫也就算了，问题是我们是一个有着强烈民族自尊心的人口大国，我们绝不应该堕落到沙特阿拉伯那样的地步！要使中共国不堕落到沙特阿拉伯的地步，我们的教育就必须培养孩子的问题意识，有了问题意识孩子才可能有社会责任感。所以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文莱说，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学生“自由的精神、公民的责任、远大的志向。”他所说的公民的责任、远大的志向就是社会责任感。
来源：议报
作者： 郭贤良
欧美国家历来具有进行学术归纳的传统，在教育上也是如此，古希腊的柏拉图、十八世纪法国的卢梭、二十世纪初美国的杜威、英国的罗素都对教育方法做了科学的归纳，指出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孩子的品德和科学思维能力，而不是向他们机械地灌输各种各样的知识。胡适在美国的哲学导师杜威，就是一个著名的教育家。正因为这些年轻人在国外接受了良好的科学思维训练，才可能有后来璀璨夺目的学术光辉！这种教育思想与中共国“学而优则仕”（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读书做官论）的传统教育思想相比，根本就不在一个档次了！如果这些年轻人没有出国留学，而是留在国内接受传统文化的教育，根本就不可能成为令后世仰慕的大师！可见，年轻人有没有掌握科学的思维方法，其人生将会有天壤之别！但是这种教学方法上的科学性，会受到先入为主思维方法的顽固抵抗，特别是年轻人丧失了问题意识以后，会大大削弱科学教学方法的效果。所以，我认为必须在中学时期就注重学生科学思维能力的培养，等到中学毕业以后人的思维方法就会固化，那个时候再来扭转就太难了，这个特点非常类似于对6岁以前儿童在生活习惯上的培养。
中外学校在教学上的差异
难道是我们中共国人不够勤奋吗？不是！众所周知，中共国人对生活品质的要求非常低，一心只想着挣钱，节假日加班也毫无怨言，我们可以把孩子留在农村不顾而外出挣钱，我们可以“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进医院”坚持工作，以至于西方人完全不理解我们为什么要这样拼命地工作！难道是我们中共国人不够聪明吗？也不是！我们中共国学生掌握的知识从来都受到西方人啧啧称赞。去过欧美国家的人往往有这样的体验，你在商店买了65美元的东西，如果你拿出一张100美元面额的钞票给收银台的服务员，他们通常会拿10美元的钞票在你65美元的基础上一张一张地往上加：75、85、95，加到95美元后，再拿1美元的钞票一张一张往上加：96、97、98、99、100，加完后把这堆钱往你面前一推，他们就是这样找钱给顾客的！在我们中共国人看来他们实在是太笨了！在中共国，只要读过小学的人都可以通过心算脱口而出的这个“35美元”，对欧美普通人来说似乎如此困难！中共国人的聪明也反映在托福和GRE等赴美留学考试上，欧美国家的大学在录取新生时，中共国学生的入学分数比其他国家要高出很大一截！中共国学生在国际奥林匹克学科竞赛中屡屡摘金夺银，美国华人在全美人口比例中仅占1.2%，但在“英特尔奖”、“总统学者奖”等中学生大奖中，获奖比例通常超过20%，这充分说明中共国人的智慧是相当发达的。
既然我们中共国人这么勤劳、这么聪明，我们的基础教育又那么好，为什么我们国家在学术上和科技上却会如此落后呢？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深思！经过深入研究，我发现除了前面提到的社会责任感以外，我们的教育方法也存在问题。中共国教育与西方国家有两个明显的差异：一是，我们的教育是灌输式的，学生很少有和老师互动的机会。这种灌输式教育的目的，是希望学生尽可能多地掌握知识，考试也因此变成了记忆力的比拼，谁的记忆力好，谁就可以在考试里拿高分。（链接视频：谁打响了第一枪？）与我们不同的是，西方国家的学校不这样教孩子，他们的课堂是讨论式的，老师的作用是启发学生思考问题。
法国：在学习历史课有关法国大革命一节时，老师不会要求学生对时间、地点、人物死记硬背，而是会向学生提这样的问题：“如果没有这次大革命，今天的法国将会是什么样子？”
日本：学生在学到中日甲午战争这一节时，老师给学生出的题目是：“如果你生活在那个时代，你有什么办法避免战争的爆发？”
以色列：家长从来不问孩子今天你考了多少分，但他们永远会问孩子这样一个问题：“今天你向老师提了一个什么好问题呀？”
与西方国家不同，我们学习中日甲午战争这节历史课时，老师强调的是要学生牢记日本人的罪恶，等中共国强大以后，找日本人报仇雪恨。
如果我们把中共国的教学方法称为灌输式教学的话，我们也可以把西方国家的教学方法称为交流式教学。人和人之间的语言互动有四种形式，不同的形式会带来不同的效果：1.灌输，类似政府召开的报告会，领导在上面讲，群众在下面听。报告会的目的是让听众清楚领导的想法，以便会后按照领导的想法去做事，领导不需要知道听众有什么不同意见，听众在报告会上向领导提问是不受欢迎的行为；2.吵架，目的不是从对方获取信息，也不是争取对方的谅解以消除误会，而是用各种各样的手段（造谣、栽赃、诬陷、丑化）攻击对方，使对方的血压升高，尽最大的可能给对方造成严重的心理创伤；3.辩论，目的是让自己的主张得到第三方的支持和采纳，如战国时期商鞅和甘龙、杜挚关于秦国变法必要性的辩论。辩论需要有第三方作裁判，胜负不由辩论当事人决定，而是由作为裁判的第三方决定，商鞅变法这次辩论的裁判就是秦国国王秦孝公；4.交流，交流是一个互动的过程，目的是把一个大家都关心的问题搞清楚。有效的交流要求参与者具有一定的素质，既要有听别人表达的耐心，也要有向别人清楚表达自己观点的耐心，要尊重别人，也要遵守规则，不要一个人滔滔不绝地讲，也不要随便打断别人的发言。两个人交流时规则可以宽松一点，如果有很多参与者，就应该严格遵守罗伯特议事规则。所以，通过交流式教育培养出来的人，在遵守社会规则方面普遍具有较高的自觉性。
教学不能采用吵架的方式，只能采用另外的三种，其中灌输和交流为常用，辩论因为很容易把人导向以取胜为目的诡辩，背离追求真理的教学目标，所以只能作为辅助方法偶尔用之。对于知识的传播效率来说，灌输要比交流来得快，但其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它会使听众逐渐失去主动性和好奇心，养成懒惰的习惯。交流虽然在知识的传播方面效率低一点，但是它能让参与者长期保持主动性和好奇心，培养学生积极思考的习惯，使人对学到的知识印象深刻，有助于知识的灵活运用。西方国家普遍采用的是交流式教学法，中共国一直采用的是灌输式教学法，这就是不同的地方。千万不要小看中外之间在教学上存在的这个小小的差异，它对孩子将来养成的思维习惯的影响是巨大的！灌输式教学会逐渐熄灭孩子的好奇心，使孩子越来越失去探索精神。我认为这就是中共国人为什么离开学校以后，很少有人能够在工作之余继续读书的原因，因为灌输式教育让我们大多数人觉得读书是一件苦差事，在学校读书已属迫不得已，离开学校就是从这件苦差事中获得了解放，在这种心态的支配下，还有谁会去自讨苦吃呢？网络上流传着一个未经证实的读书量统计，这个统计说日本人年均读书40本，德国人年均读书47本，以色列人年均读书64本。据报道，2018年中共国全国图书零售市场整体规模894亿元，同比增长11.3%，当年全国总人口是13.9亿，人均消费图书64.32元，按2018年图书的价格，只相当于1.5本书。如果考虑电子书，人均年读书量会稍高一点。中共国人这么讨厌读书，我认为和学生时代灌输式教育给人造成的恐惧有直接的关系！这个恐惧完全抵消了中共国人勤劳的优点。
与西方国家相比，我们的教育存在的另一个差异是学生的知识视野不够开阔。中共国学生的知识虽然十分丰富，但主要是数理化方面的知识，人文知识方面却是相当贫乏的。我们都说民国时期中共国产生了一大批学术大师，他们的学术成就至今无人超越。既然如此，我想问的是，今天有几个人读过严复、读过蔡元培、读过梁启超、读过胡适、读过梁漱溟、读过钱穆这些思想巨星的著作？以前我读书的时候，课本里还有鲁迅的文章，不过听说现在连鲁迅的文章也从课本里撤掉了。人类进步的经验告诉我们，只有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我们才能取得切实的进步，如果连巨人的肩膀都不让我们的孩子碰，我们的孩子怎么能够成长？孩子不能成长，我们的国家又怎么能够进步？也许，我们主管教育的领导出于好心，认为现在国情不同了，民国时候的书籍虽然出自大师之手也难免有错误之处，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我们不能让孩子接触错误的思想，必须挑选百分之百正确的文章给孩子学习。这种想法虽然出于好意，但我认为是不可取的，因为人的思维能力只有通过与错误思想不断交锋才能得到锻炼和提高，不让孩子广泛接触各种思想，就会使他们的知识视野变得十分狭窄，这会给他们的思维能力带来毁灭性的灾难！“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这句话虽然出自封建帝王李世民之口，但它却是一个人能不能进行科学思维的必要条件。大师之所以成为大师、名著之所以成为名著，就是因为其核心思想的正确性和先进性是经过了实践检验的，已经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遗憾的是，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我们的中学没有把经典名著、尤其是世界经典名著列为教学内容，而西方国家中学的语文课，学习的全是世界经典名著的内容。美国教育学家杜威说，我们的经验有很多是间接的，如果不借助这些间接经验，我们的思想将不得不停留在野蛮人的经验水平上。不让我们的孩子接触人类先进思想的教育，就是阻绝了孩子们获得人类先进的间接经验的途径，在世界各民族的激烈竞争中，我们就已经输在起跑线上了！我想，中共国的教育改革应该认真思考这个问题。
为什么说中学是培养孩子科学思维的黄金时期？
人的生理和智力的发育是分阶段的，青春期以前生理的发育快于精神的发育，所以，教育家们普遍主张根据不同阶段的特点，循序渐进、由易到难对孩子实施教育。对6岁以前的学龄前儿童，因为新陈代谢旺盛，孩子非常喜欢活动，所以要关心孩子的安全和运动能力方面的成长。在智力方面，不必刻意追求，只要让他/她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就行了，比如，让他/她养成按时吃饭、按时睡觉、不惧怕黑夜、一个人睡觉、不无理要求玩具、和小朋友分享玩具、礼貌待人、遵守公共秩序的习惯就可以了，因为这个时期孩子的主要学习内容就是逐渐掌握支配自己身体的技巧，以及如何适应社会生活。罗素认为，如果6岁以前没有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将来要用一生的时间来纠正。两岁以后最好将孩子送进幼儿园，因为孩子在幼儿园里获得的集体生活能力是在家里无法获得的。有条件的地方应该尽量让幼儿学习外语，因为幼儿的语言学习能力是人的一生中最强的，即使同时学习几门外语都没有困难，孩子是不会混淆的，他/她会和不同的对象用不同的语言说话。
7到12岁的孩子处于小学阶段，他们的智力一天比一天进步，但还不能理解比较复杂的道理，所以小学阶段的教育应以培养孩子的读写能力为主。四则运算对一般儿童来说都属于噩梦，切不可责备孩子，随着孩子年龄的不断增加，学习能力会逐渐增强。罗素自己小学时候就为背不了乘法口诀而大哭，但他最后还是成为了数学家。罗素还认为，在小学的后期，也就是赶在孩子青春期以前应该对孩子开展性教育，应该让孩子感觉性就像吃饭一样是一件正当的、平常的事，只不过要告诉孩子，性爱会产生和吃饭不同的后果，所以一个人在有能力自己抚养孩子之前不应该有性行为。如果家长对性表现得神神秘秘，或者一提到性就表现出一种肮脏、丑恶的情绪，反而会愈加激发孩子的好奇心，等到青春期到来的时候，生理的变化会促使孩子产生不健康的幻想。
中学时期人的生理和智力发育都趋于成熟，是一个人形成科学思维方法的关键时期。成熟是什么意思？就是到达顶点并且往后就开始固化的意思。所以，人在这个时期形成的思维习惯以后是很难改变的，并且这个时期形成的观念在以后的人生中往往会被当作理所当然的公理而不假思索地使用。如果这种“公理”是正确的还好，如果不幸是错误的，那就要耽误人的一生了！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在评论波旁王朝1824年登基的国王查理十世（上位前叫阿图瓦伯爵）时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著名的话：“我们在历史中见过不少领导人，他的知识结构、文化水平、政治判断力和价值选择，会停留在青少年时期的某一个阶段。然后不管他活多久，也不管世界上发生多少变化，他都表现为某一时刻的僵尸。如果某个机缘让他上了大位他一定会从他智力、知识发展过程中停止的那个时刻寻找资源，构造他的政治理念、价值选择和治国方略。这种人的性格一般都执拗、偏执，并且愚蠢地自信，而且愚而自用，以为他捍卫了某种价值，能开辟国家民族发展的新方向。其实，他们往往穿着古代的戏装，却在现代社会舞台上表演，像坟墓中的幽灵突然出现在光天化日之下，人人都知道他是幽灵，他却以为自己是真神。但是，他选择的理念，推行的政策，无一不是发霉的旧货。”查理十世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受害者。由此可见，中学教育对人的一生的影响是何其重大！所以，这个时期最重要的是培养孩子的科学思维能力，而这种能力必须建立在广阔视野的基础之上。事物是复杂的，而人的认识总是从片面开始的，是一个从片面到全面的过程，如果这个过程受到阻碍，就容易导致认识错误，避免这种错误的方法就是教会孩子从多个角度去观察事物。有个寓言说明了从多个角度观察事物的重要性：两个相向而行的人，对立在他们中间的一块石碑发生了争执，一个说碑是白的，另一个说碑是黑的，两个人争执不下。这时又来了一个人，叫他们都站到对方的位置看看。结果两个人发现，这块碑一面是白的，另一面是黑的。我一直强调中学生阅读经典名著的重要性，就是希望拓宽他们的视野，让他们在青少年时期就学会站在全人类的高度来思考问题。按照美国教育学家杜威的看法，人天生就对人类的公共事务不感兴趣，完全是教育的引导才使人对它产生兴趣的。我认为杜威的这个研究结论恰好解释了我们今天的中共国人不关心公共事务的原因，哪怕明天天就要塌下来也不愿耽误了今天的这场麻将！很多人就这样白白地浪费了自己的生命！然而学术大师和诺贝尔奖不是靠打麻将打来的，他们的著作无不充满了对人类社会的真切关怀！大师和诺贝尔奖的荣誉绝不可能颁发给全部心思只知道围着自己那一亩三分地转的人，只会颁发给那些对人类的公共福祉孜孜以求并做出杰出贡献的优秀分子，若非如此，人类社会就不可能继续维持下去，更不要说繁荣昌盛了！我们今天的中共国人之所以普遍不关心公共事务，就是因为青少年时期没有人培养我们这方面的兴趣！
来源：议报
作者： 郭贤良
如果这个阶段没有培养出孩子对公共事务的兴趣和科学思维的方法，以后基本上就不可能再有机会了。可能有的人会说，中学时候没有读世界名著，大学还有机会读嘛。上过大学的人就知道，除非读的是哲学、政治学、社会学这几个专业，其他专业的学生，特别是理工科专业的学生根本就没有机会接触世界名著，因为大学的公共课里同样也不开设这些课程。指望成年人自己去读吗？当然不能！正如前面我们提到的那样，由于把读书看成是苦差事，中共国人走出校门以后基本上都不读书了，当然就不能指望成年人自己会去读世界名著，而且，由于成年人的思想已经僵化基本上也不可能再接受新思想了。我们知道，人的生活会形成习惯，中共国人由于从小吃惯了中餐，长大后再让他/她顿顿吃西餐是绝无可能的，殊不知，思维也会形成习惯，一旦形成了错误的思维习惯，要想纠正过来也是万分困难的，对此罗素说道：“无知的成年人是不可施教的。”换句话说，就是等到成人以后再教就晚了！教不会了！
什么是科学思维方法？
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议论，说xx族太难打交道了，前一秒钟还和你称兄道弟，后一秒钟就可以和你大打出手，翻脸比翻书还快。其实，说这种话的人不知道，翻脸比翻书还快和民族没有关系，而是和思维方法有关系。喜欢读书、文化程度高的人，不管是什么民族都很少有这种现象，因为他们考虑问题会比读书少、文化程度低的人更全面，更容易理解别人，也就更不容易和别人发生误会了。
人本来就是一种动物，但是如果完全按照动物的本性生活，人类社会就不可能维持下去。让人类社会能够正常维持下来的，是人的社会性，但人的社会性不是与生俱来的，只有通过教育才能获得。所以，教育的本质就是使人不断克服动物性、增加社会性。翻脸比翻书还快这种现象，就是动物性的表现。
人的需求是多层次的，越是基本的需求越接近于动物，越是高级的需求越具有社会性。美国有个叫马斯洛的心理学家，把人的需求划分为五个层次：生理的需求；
安全的需求；
社会的需求；
尊严的需求；
自我实现的需求。
生理和安全的需求完全是动物性的需求，到第三个层次，即社会的需求，大多数动物已经没有了，少数动物具有社会的需求，比如狼和蜜蜂，但它们的社会性是遗传的，而人的社会性不是遗传的，需要通过教育才能获得。科学思维方法既是教育的结果，又是继续教育的工具。一个孩子是否掌握了科学的思维方法，直接影响着他/她未来的智力成长和人生成就。人类社会的组织还远远说不上完美，还有很多令人叹息的地方，比如贫富悬殊、弱肉强食、恐怖主义，以及国家和国家之间挥之不去的战争阴影等等，都是社会组织还不完美的表现，还需要我们一代又一代人去努力才能解决。低级的教育只能教会孩子如何去适应环境，而高级的教育却是教孩子如何去改造环境！改造环境还是适应环境，是人类和动物的本质区别。从这个角度看，我认为达尔文的进化论是值得怀疑的。所有生物都具有一定的智力，否则它们就没有生存能力，但在智力从低到高的序列之间，一定存在一个阀值，处于这个阀值以下的生物只能被动适应环境，怕冷就只能多生毛发，怕光就只能晚上出门活动；智力处于这个阀值以上的生物，就具有了改造环境以满足自己需要的能力，怕冷可以织造衣服防寒，怕光可以制造墨镜遮光，嫌走路慢了可以发明马车，嫌马车慢了可以发明汽车、火车、飞机。
那么，什么是科学思维的方法呢？我把它归纳成以下几个方面的特质：敏感的心灵；
积极的态度；
独立的人格；
自由的思想；
客观的精神；
不迷信权威；
不固执己见；
广阔的视野；
缜密的逻辑；
大胆地设想；
小心地求证。
如果要给科学思维方法下个定义的话，我会说：科学思维方法就是能够获得真理的有效方法。是对感性思维的否定。
敏感的心灵，是指外界刺激在一个人内心引起的反应激烈程度。比如，看到高楼发生火灾，有的人就像是看了一场电影，而有的人却会思考：有没有办法改进大楼的消防设施或者逃生方法？这种敏感性也被称为问题意识，是可以在青少年时期培养出来的，但是过了这个时期由于思维习惯已经固化就很难培养了。
积极的态度，是指对事态的发展进程不愿意置身事外而是有一种积极参与的愿望，对于不利的事态想去阻止其发展，对于有利的事态想去促进其发展，相信通过努力就可以实现目标。
独立的人格历来受到教育家的重视，因为只有人格独立者才可能发表基于自己意志的真实见解，处于依附地位的人不可能有自己的意志，只能成为主人意志的传声筒，这种人是完全不需要掌握科学思维方法的。在这方面，陈寅恪先生堪称我们的楷模。1953年中共国政府已决定任命书陈寅恪先生为中共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为了科研工作不受政治的干扰，1953年12月1日他写了一封信——《对科学院的答复》，提出就任所长的两个条件：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并说：“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公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看法，应从我之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他的这种要求当然不可能被允许，遂不能就任。直到今天，我们国家出版的书籍中，基于作者自己意志而写的还是太少，绝大多数都是根据政府的意志写的。这是应该加以重视的问题。
自由的思想是基于独立的人格之上的，有了独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就有了保障，当然个体的差异是永远都会存在的，有的人天生缺乏创新能力，后天又没有得到很好的培养，容易人云亦云也就不足为怪了。
客观的精神是完全可以通过教育培养的，比如前面说到的《论安阳师范学院强于哈佛大学》一文，如果作者受过科学思维方法的培养，就知道大学的好坏是有客观标准的，任何人都不能脱离社会公认的客观标准，仅凭自己的主观愿望胡乱论证。
人是社会动物，有社会生活就必然会产生权威，对权威的态度会直接影响一个人乃至一个民族心智的发展。我们古代对待权威是很不科学的，孔子要中共国人“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也就是要中共国人对各个领域的权威保持一种敬畏的态度。这种要求被后世的统治者用法律固定了下来，谁敢质疑圣人是要杀头的。这就严重阻碍了中共国的文化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前面我提到的沙特阿拉伯，至今还把宗教权威的思想作为唯一正确的真理，并用国家法律保护起来，不允许任何人质疑，这是非常令人悲哀的做法。科学思维要求每个人都有思想的自由，在学术上每个人都有权质疑权威。用法律把权威保护起来，把权威置于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这是对科学思维的致命伤害。
迷信权威的另一个极端就是固执己见，这也是违反科学思维方法的。固执己见是以主观代替客观、以感性代替理性，有这种思维习惯的人，思维就只能停留在浅表层面，不可能再有深刻的思想了。这种思维方法一般在儿童、政党和宗教信徒身上表现的比较明显。固执己见这种思维方法大多是因为爱和恨等感情因素造成的，感情关系越深，感性思维就越难以克服，比如父母对子女的爱使得做父母的往往不愿意相信自己的子女在外面会欺负别人、会违法犯罪；再如我们学过的古文“人有亡夫者”里所讲的故事。同理，宗教信仰、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感情，往往也会使我们不能客观地看待宗教之间、民族之间、国家之间的矛盾。要掌握科学思维方法，就必须克服感性因素的影响，可以说，教育就是一个把感性思维改造成科学思维的过程。学者和党员、信徒有着本质的不同，科学思维是学者使用的方法，目的是为了追求真理，党员、信徒不需要科学思维方法，他们以感性取代理性、以立场判断是非，对他们心目中的主义和权威无限崇拜，把主义和权威视为不可冒犯的东西，信徒中的极端分子不仅自己不能怀疑权威，而且也不允许别人怀疑，比如ISIS和塔利班对穆罕默德和真主的态度，他们特别喜欢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相反，学者对自己认同的观点只抱一种暂时认可的态度，和别人交流的时候只想以理服人，从不打算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不仅如此，而且还随时准备改变自己的观点，只要他们接触到的新观点更具有说服力他们就虚心接受，绝不固执己见。信徒固守自己信仰的办法是封闭自己，把不同观点拒之门外；学者却对不同观点持欢迎的态度，他们绝不封闭自己的视野，他们相信“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这句话所表达的真理。所以，科学思维方法把开拓视野作为必要的前提条件。
科学思维方法要求探索者遵守缜密的逻辑规律，对自己在研究中所涉及的概念、命题要有精确的理解，并且在推理和论证的过程中遵守概念、命题所表达的意义的前后一致性，绝不偷换概念，绝不转移命题，绝不以偏概全，绝不违反矛盾律、同一律和排中律这些逻辑规则。
在寻找问题答案的时候要敢于大胆设想，绝不迷信权威、也绝不固执己见，要让自己的想象插上飞翔的翅膀，要让自己成为一个充满想象的诗人，要有诗人“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浪漫主义情怀。但对于自己选择的作为推理的前提和自己在研究中取得的结论，却应该小心求证，要从多个角度反驳自己，要有“鸡蛋里挑骨头”的精神。
这就是科学思维方法的大观，它绝不是可以轻易获得的，可以说，中共国绝大多数人都没有养成科学思维的习惯，所以在学术上谬种流传，闹出了很多笑话。但是，科学思维方法也不是什么神秘的魔法，经过科学的训练，大多数人都是可以掌握的，所以，大家也不要灰心丧气。只要掌握了科学的思维方法，学习就由被动接受变成了主动出击，不仅孩子现在的学习成绩可以显著提高，而且因为帮孩子拓宽了视野，使孩子的精神境界有了本质的飞跃——从一个只知道关心自己的自然人升华成一个懂得关心全人类的社会人，完成了从“小我”到“大我”的精神突变！这是一个破蛹化蝶的过程，是凤凰涅槃般的升华！由于人类社会还远没有达到完美的地步，还存在着种族矛盾、宗教矛盾、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矛盾，还存在着贫困问题、环境治理问题、食品安全问题、医疗卫生问题等诸多严重影响人类福祉的问题需要解决，这就给我们的孩子提供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的机会。我相信，只要掌握了科学的思维方法，“钱学森之问”就可以迎刃而解了！中共国又将迎来一个大师辈出的时代，世界名著的书架上必将堆满我们中共国人的鸿篇巨著！
来源：议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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