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徐景贤
从我所亲历的事实来看，应当确认：上海“一月夺权”的指导思想是来自毛泽东的，总体指挥也是由毛泽东亲自担任的。在夺权的过程中，张春桥、姚文元充当了组织者、领导者的重要角色。而这个过程又是互动的，即毛泽东以上海为试点，上海的造反组织每有新的动作，毛泽东就立即抓住，作为典型，加以总结，进行指导，并且推广到全国去。
毛泽东与徐景贤
我的文革回忆录《十年一梦》出版以后，有的读者在读后向我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你们一九六七年在上海发动的‘一月夺权’，究竟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去夺的，还是你们自己的发明创造？”
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回顾事实。
我在文革期间最早看到“夺权”这个词，是在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这份文件中，毛泽东亲自撰写的一段话：“夺取在这些领域中的领导权……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
当时，我们对毛泽东、党中央所作的指示、讲话，以及发表的文件等，都是一字一句细抠的，从中学习领会新的精神，所以，学了《通知》，我认为夺权的内容主要是指“批判”、“清洗”和“调动”。同年的八月五日，毛泽东又写下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消息传来，我认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以后几个月，经过北京来上海串连的大学红卫兵的启发，又受到从上海调去中央文革小组的张春桥、姚文元的策动，我就决心起来造反。
毛泽东在生日宴会上肯定上海造反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八日，我在上海带领市委写作班成员宣布造反，召开了批判中共上海市委的大会，提出了“火烧陈丕显（市委第一书记）！揪出曹荻秋（市长）！打倒杨西光（市委候补书记）！砸烂常溪萍（市委教育卫生部部长）！”的口号，毛泽东知道后当即对我们表示支持。他在十二月二十六日中央文革小组为他祝寿的饭桌上，称赞了我们提出的这几个口号，高兴地说：“上海的形势很好，工人起来了，学生起来了，现在机关干部也起来了。”
姚文元当场问他：“上海市委强调‘内外有别’，怎么办？”
毛泽东回答：“‘内外有别’可以打破。机关的文化大革命很重要，机关的文化大革命一定要搞好！”
翌日，姚文元从北京打电话到上海市委写作班，向我传达了毛泽东的这次讲话，并且告诉我最新的精神——毛泽东在祝酒时宣布：“祝全国全面内战开始！”这意味着政治斗争要进一步升级了。
我听了毛泽东的指示，兴奋万分，立刻向写作班的全体成员作了传达。我还说：“有毛主席为我们撑腰，我们不能再犹豫了，我们要在‘全国全面内战’中立新功！”紧接着，我们抓紧筹备将在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召开的彻底打倒上海市委的大会。
中央文革调查员张春桥、姚文元来沪
就在打倒上海市委大会召开前夕，一月四日的上午，张春桥、姚文元受毛泽东的委派，以中央文革调查员的身份来到上海。他们在接见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核心成员的时候，说了很多上海市委领导人的坏话，对我们筹开的打倒市委大会表示关切，但开始时并没有提出向市委“夺权”的问题，张春桥倒是一再强调：“你们还是要抓住批判市委这个重点，让各级当权派去顶在第一线，不要把什么事都揽到自己的身上！”
因此，我在组织撰写一月六日大会的三项通令的时候，没有提出“夺权”，只是宣布：“第一，不再承认曹荻秋为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和上海市市长；第二，勒令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七天内向全市人民交代自己的罪行；第三，请求中共中央彻底改组中共上海市委，要求各级干部坚守岗位。”
当时，在我的思想认识上，认为还是应当遵循毛主席的教导，批判混进党内、政府内以及各界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所以，我们在通令里请求中央改组中共上海市委，撤销有些人的职务，并没有想过由自己掌权。我当时还曾和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的另一个负责人王承龙一起议论，希望中央派新的市委书记到上海任职。因为，在我们的固有观念里，省、市委这一级领导人的任免权一直在党中央，不能由下边擅自“夺权”的。
《文汇报》《解放日报》的夺权
就在张春桥、姚文元刚刚到达上海的同时，发生了一件事：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上海《文汇报》的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宣布“接管”报社，并在一月五日出版了第一张“接管”后的《文汇报》，刊登了“工总司”等造反组织联合起草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
由于张春桥、姚文元关照过我，他们到上海来的消息要“暂时保密”，我就没有告诉《文汇报》的造反派。所以他们不知道张、姚来到上海，反而派人连夜赶往北京，要求向中央文革小组汇报“接管”报社的事，希望得到中央的支持，结果没有见到张、姚和其他中央文革的领导，只见了《人民日报》的负责人，就返回上海了。
一月五日，就在上海武康路二号张春桥、姚文元接见“工总司”负责人的会议结束以后，我收到了“接管”后出版的《文汇报》，我马上把报纸送给正在东厅休息的张、姚看，他们翻着报纸，感到十分意外。张春桥说：“我们事先不知道这件事啊！”我回答：“他们接管报社没有和我联系。”姚文元很郑重地说：“这件事我们还需要向中央请示汇报。”说罢，他们就匆匆返回兴国路住地向中央写报告去了。
一月五日，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的造反派也紧跟《文汇报》，宣布“接管”报社，还在报上刊登《告读者书》宣称：“这个权，我们是夺定了！”对此，张春桥和姚文元仍不表态。
然而，在北京的毛泽东看到了宣布“接管”和“夺权”的上海两家报纸，立即作出了强烈的反应。一月八日，他对《人民日报》的负责人说：“这是一个大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这件大事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必将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他又说：“上海革命力量联合起来，全国就有希望。”他明确地说：“两个报纸夺权，这是全国性的问题，我们要支持他们造反。”
据此，《人民日报》在一月九日转载了夺权后的《文汇报》刊登的上海各造反组织联名发布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并在“编者按”中公布了毛泽东一月八日讲话的主要内容。
消息传来，我们欢欣鼓舞，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毛主席对上海“夺权”的支持。张春桥、姚文元这时也表态支持两报夺权了。当时我想：一个基层新闻、文化单位的权好夺，但对于省、市委一级的大权怎么夺呢？我心中还没有底，张、姚也没有对此作出部署。
《紧急通告》发表前后
这时，又发生了另外一件事：自从一月六日上海各造反组织联合召开了打倒上海市委大会以后，从各区、县、局到各基层单位也纷纷召开批判打倒当权派的大会。有些人打着造反的口号，提出了补发工资、提高津贴、提前转正、发串连费等经济要求，而各级当权派中的某些人又根据市委“经济上放宽一些，政治上可以争取主动”的指示，纷纷签字同意发放钱款和满足某些人的经济要求。如此一来，天下大乱，银行的钱款在几天中几乎被提取一空，一些重要岗位的职工大量外出串连，港口、铁路的运输物资严重积压。
有一天晚上，王洪文带了“工总司”的几个头头来到武康路二号，说是要找张、姚紧急汇报情况。由于只有我知道张、姚在兴国路的红色保密电话的号码，我就帮王洪文拨通了电话，王洪文汇报说：“刚才到发电厂去，上海只剩下四天剩煤了，需要采取紧急措施！”可是，张、姚听了汇报也毫无办法。
由于张、姚到上海后曾经面告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要他结束病假出来工作，并说明这是中央的指示，陈丕显不得不站到第一线收拾残局。一月八日，陈丕显在锦江饭店召开会议，请各群众组织负责人参加，共同商讨制止经济风的措施。我派写作班历史组的朱永嘉代表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参加会议。会上，大家严厉批判这股经济主义风是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决定联合发布一个《紧急通告》，号召全市人民起来煞住经济主义风，以后并由各造反组织派人成立“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来指挥全市的生产工作。这个通告由朱永嘉起草，先由各组织负责人签名，由朱永嘉带回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交我审定。由于通告要交市委印刷厂印二十万份在全市分发、张贴，就让陈丕显在《紧急通告》上签字。这就出现了一个怪现象：受到严厉批判的市委第一书记，在各造反组织联名批判他的文件上签字后才能付印，正好说明当时市委一级的权力还没有完全夺到造反派的手里。
我把朱永嘉起草的《紧急通告》交给两报公开发表，并把起草的经过向张春桥、姚文元作了汇报，谁知道挨了张春桥一顿批评，他埋怨说：“你们刚刚搞了一个《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得到了主席的肯定，怎么又发了一个《紧急通告》，这不乱了套吗？”我为此惶恐不已，还对朱永嘉说张春桥生气了，朱永嘉也惴惴不安。
毛泽东下令向上海发贺电
还是毛泽东和江青帮了我们的忙。一月十日，江青给毛泽东送了两份新华社上海分社发去的电讯稿：一、《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总攻击》；二、《上海革命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等革命造反组织，在〈文汇报〉〈解放日报〉发出〈紧急通告〉》。毛泽东当天就把这两份电讯稿批给陈伯达及中央文革小组，要求在二至三日内起草一个致上海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指出他们的方针、行动是正确的，号召全国党、政、军、民学习上海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当时中央正在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反经济主义的通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制止腐蚀群众组织的通知》，时间都在一月十一日。毛泽东认为《紧急通告》好，因为由群众组织主动提出来比党和政府来讲要主动，以贺电来支持群众的创意更能顺理成章。这个贺电据《王力回忆录》和戚本禹的口述，是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唐平铸、胡痴一起根据毛的讲话起草的，然后把贺电拿到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讨论。由总理主持会议，参加讨论的有康生、李富春、叶剑英、徐向前、江青、陈毅、谭震林、李先念、谢富治、杨成武、肖华，通过后由毛泽东签发的。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一月十二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在《紧急通告》上署名的上海三十二个革命群众组织的贺电。这个贺电创造了几个“第一次”：第一次由中央向地方的造反组织发出贺电；第一次把中央文革小组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并列；第一次向全国发出了大联合夺权的号召：“你们实行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组织的大联合，成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核心，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紧紧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上海是在一月十一日的晚上，从广播里得知这份贺电的。张春桥、姚文元兴高采烈地通知我：马上在淮海中路市委党校召开各群众组织负责人的紧急会议，他们到场，和大家商量如何庆祝中央贺电。第二天，在人民广场召开的数十万人的庆祝大会上，张、姚也是“第一次”在上海的公众场合亮相，通过电视发表了他们文革中来到上海后的“第一次”公开演说。
一月十六日，在《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中，用黑体字公布了毛泽东总结的上海工人阶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夺权”的基本经验：“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
这样，我们才明确了毛主席从理论上到实践上提出了要求我们向上海市委一级联合夺权。从此，在毛泽东的号召下，“一月夺权”的风暴刮向全国。
在中央贺电发表以后，上海的某些群众组织大搞本位主义、小团体主义，争相夺取市委的领导权，争着为自己的组织谋取一席之地，使上海的夺权一度陷入困境。由于张春桥、姚文元做了多方面的工作，才使联合夺权取得进展。一月十五日，“工总司”二兵团和“上三司”等组织向毛泽东发去电报，建议夺权后由张春桥担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姚文元担任市委第二书记兼副市长。毛泽东当即批示同意“群众自下而上的提名”，并要张、姚负责提出新的上海市委的组成名单。这样，张、姚名正言顺地出任新的上海权力机构的领导核心，陈丕显的第一书记实际上被罢了官。经过张、姚召集各造反组织负责人磋商，上海终于在一九六七年二月五日建立了新的政权形式——上海人民公社。以后，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改名为军、干、群三结合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从我所亲历的事实来看，应当确认：上海“一月夺权”的指导思想是来自毛泽东的，总体指挥也是由毛泽东亲自担任的。在夺权的过程中，张春桥、姚文元充当了组织者、领导者的重要角色。而这个过程又是互动的，即毛泽东以上海为试点，上海的造反组织每有新的动作，毛泽东就立即抓住，作为典型，加以总结，进行指导，并且推广到全国去。这就是“一月夺权”全过程所显示的基本特点。
（摘自《徐景贤最后回忆》第七章）
来源：徐景贤最后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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