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版国安法」生效后，外国专才都重新考虑在香港长期生活的可行性。
在香港「反送中」运动、爆发武汉肺炎疫情，以及「港版国安法」实施后，在香港工作的海外人才大逃亡，工作签证申请下跌12.5%，延长签证申请也下跌23%，批出签证数量更大跌超过60%。有海外人才坦言，无法忍受失去言论自由，也有人表示，对愿意限制个人言论的人来说，香港仍然有吸引力。
《华尔街日报》报导，香港入境处数据显示，去年4月至今年3月，处方收到的海外专才工作签证申请，仅得39,606份，较上年度的45,301份，下跌超过12.5%；今年上半年，处方收到的工作签证延期申请，较去年同期下跌23%；处方发出的工作签证数量更大跌超过60%，由去年上半年的19,756个，急跌至今年上半年仅7,717个。
香港政府发言人回覆表示，由于疫情导致经济向下，对签证量下跌表示了解，强调「港版国安法」只会带来稳定和确定性，让商界免于恐惧地继续营商。
来自美国的律师米利肯（Olivia Milliken），6年前来港工作，今年初与加拿大籍丈夫及四名子女，前往温哥华探亲，之后遇上疫情大爆发，无法返港，于是让子女入读加拿大的学校。在「港版国安法」生效后，她们一家决定不再回香港，「我是专攻宪法权的律师，我绝不同意『港版国安法』规定，在港生活将会变得非常不一样。」
报导指，很多律师、商业顾问、从事教育工作的人才已经离港，转到其他城巿发展，部分国际学校出现招生不足问题。不过，因为大量来自中国的资金涌入香港，很多金融业人才选择留下。
美资金融顾问公司Duff& Phelps LLC常务董事柏得（Jon Pratt），在港工作15年。他表示，因为与中国的往来增加，公司正计划增加在港业务；但他承认，香港言论自由收窄得十分快，过去他和中国客人沟通时，用字已需十分小心，相信未来问题会加剧。他表示，只要愿意限制自己的言论自由，香港对海外人才依然有吸引力。
香港对冲基金BFAM Partners创办人之一辛格（James Singh）是美国人，去年退休，他仍建议海外人才来港发展，认为香港是经商和照顾家庭的好地方。不过，他承认「港版国安法」、全球供应链受疫情冲击等，都影响香港的外资公司作决定，「假如你是高级行政人员，要在哪里设立亚洲总部，这个问题便非常难回答。」
有人留下，亦有人离开。加拿大籍、49岁的John在香港一间投资公司工作，基于私隐问题，他不愿公开全名。2016年他由纽约来港，正计划带妻子和一岁儿子离开，前往新加坡或返回北美发展。
John表示，自己在香港的住所，与去年发生警民冲突的地方非常近，坦言「汽油弹、催泪烟和暴力环境不适合儿子成长」，「港版国安法」则是最后一根稻草，迫他离开。他担心中国政府进一步控制香港的投资基金，影响金融分析和研究工作，又指「港版国安法」用字非常空泛，「颠覆」等字可以包含很多意思，「当人们开始担心什么可以写、可以说，这将对香港造成很大危害。」
在香港从事猎头工作的Eugenia Bae，过去19年为香港银行和对冲基金物识海外人才。她表示，最近有10%至15%客户、包括前银行家和投资经理向她求助，希望转职到巴黎、东京、首尔等城巿，或回到祖国发展，「『港版国安法』生效后，外国人才重新考虑在香港长期生活的可行性，这一点很明确。」
来源：苹果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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