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就是邓小平的俄语翻译，也是朱镕基一直关注的专栏作家。他是德国汉堡大学知名学者，曾用中、德、英、意，俄等，多国语言出版著作，是世界闻名的文化交流使者。他也是文革中的溺水者，一个孤注一掷、绝地求生的逃亡者，是中国最著名也最幸运的“叛国者”……他就是关愚谦。
关愚谦
在《肖申克的救赎》中，蒙冤入狱的男主角安迪，在求助无门的情况下，用一把石锤，凿出一条500米的秘道，之后逃出生天。他用整整19年时间，凿通了自己的下半生，完成了自我救赎，做出了一件不可思议的壮举。
近日，《德国优才计划》刊登的一篇文章，也讲述了一位中国人完成自我拯救的故事。他从产生念头到决定逃出国门，仅仅用了十分钟，而他成功逃离的概率也仅仅只有0.01%！
他就是邓小平的俄语翻译，也是朱镕基一直关注的专栏作家。他是德国汉堡大学知名学者，曾用中、德、英、意，俄等，多国语言出版著作，是世界闻名的文化交流使者。他也是文革中的溺水者，一个孤注一掷、绝地求生的逃亡者，是中国最著名也最幸运的“叛国者”……
他就是关愚谦，1931年2月，关愚谦生于广州凤凰村，父亲是岭南大学的老师，母亲出身书香门弟，是孔子弟子言堰之后裔，对子女循循善诱，言传身教，使他和哥哥姐姐受到了很好的教育。
后来他跟家人辗转到上海，就读于上海教会学校圣芳济中学，1945年转入上海市西中学。中共政权成立后不久，他进入外交部办的北京外国语学院，攻读英文，后转为俄文。
22岁时，表现出色的关愚谦，就被提前毕业分配到中央财政部苏联专家工作室工作，任中央领导人和苏联专家之间的俄文翻译，他曾为陈云、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做过翻译，业余时间他还翻译了数本俄国的经济专业书和俄国文学著作，是个充满了才气的有为青年。
25岁，是他人生命运的转折点，当时全国展开整风运动，要求大家给党提意见，他就毫无保留地把所有意见统统说了出来，说得酣畅淋漓。
结果就是：他受到轮番批判，政治上还被定性为中右分子……两年后，他就从云端跌入谷底，被“充军”到青海进行改造，在《青海画报》社当一名摄影记者。
1959年，中国掀起“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他被翻旧账，再次被送到更偏远的荒山僻岭，湟源县日月山山顶劳动。可他意志坚定，硬是凭毅力闯了出去，1960年《青海日报》聘请他当记者，他回到大城市西宁，过上安稳日子。
倒霉的是，第二年“大饥荒”造成青海粮食紧缺，青海省委就抽调他，到生活条件极端艰苦的青海湖捕鱼，他好几次差点被活活饿死，身体也被折磨得半身浮肿，百病缠身。直到1962年，他才被调回北京，在“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负责对外联络工作。你以为他终于要过上好日子了？其实他的厄运还远远没有结束……
1966年，轰轰烈烈的文革开始了，“犯过错”的他再次被卷入政治浪潮，成了重点斗争对象，每天被批被斗，过着生不如死的日子。
1968年2月，他再次被勒令独自留在办公室写检查，等待群众批判。他心想这次彻底完蛋了，不知道等待他的究竟是什么，上百次的批斗还是再发配边疆？
一想到这些没有尊严的生活，他就心惊肉跳，再想到落井下石揭发他，写他大字报，要求他和妻子离婚，越想越绝望，万念俱灰下他开始翻办公桌抽屉，找剃须刀片准备割腕自杀，结果先进入他视线的不是刀片，而是几位常住中国的国际友人的护照。
因为平常工作中，中国外宾出入境手续都是经由他负责办理，所以外宾的护照都集中在他手上。放在最上面的那本，是日本人西园寺一晃的护照。
西园寺一晃的父亲西园寺公一，是毛泽东的座上宾，被周恩来赞誉为日本驻中国的民间大使，被中共政府称为“中国人民的朋友”。
关愚谦翻开护照，看到西园寺一晃的照片，他越看越觉得长得跟自己很像，更绝的是，护照里竟还有，去埃及和法国的签证。他异想天开，想到冒名顶替，心里有个声音不停地响起：“走吧！走得越远越好，这里不适合你，不是你待的地方。走吧！走吧！越快越好！越远越好！”
但这也是死路一条啊！99.99%的概率会被边防警察开枪打死，仅有0.01%的可能性侥幸过关。而他仅用10分钟就做出了决定：留下来无尊严，生不如死；冒名出逃被发现是死，搏一把或许还有一线生机，他决定选择赌那0.01%，不自由，毋宁死！
当时已是下午三点多，他拨通民航订票处的电话，称日本外宾临时决定第二天要出国，要求对方以最快速度订一张国际航班机票。民航订票处原本一口回绝，一听是西园寺公一的儿子要走，立即想方设法在6点下班前为他弄到票。
他瘫坐在椅子上，拿起杯子，喝了口里面剩的冷茶，使劲咬了咬食指，尽量使自己冷静下来。接着，他开始像平时做工作计划那样，有条不紊地写下了要办的事：1.带护照去公安局盖出境章；2.到财务科领支票；3.六点下班后取机票；4.烧掉家里的朋友信件，以免事发后连累他们；5.准备简单的行装。
可一个持日本护照，却不会说一句日语的他，如何突破重重关卡呢？他自己也觉得这想法根本不可思议。在骑虎难下的境遇下，他还是硬着头皮把10分钟内仓促选择的不归路继续走了下去。
他赶在下班前骑车到了公安局，称外宾出境申请表已经填好了，却忘在办公室，明天一早就补过来，经过他一番巧舌如簧，在忘带出境申请表的不利情况下，他让外事警察为他盖上了出境章。
之后，他马不停蹄地赶到单位财务科领支票，他在心里祷告，千万别撞上难缠的王科长，这王科长是他的死对头，到处抓他把柄准备斗他。谁知冤家路窄，刚进门，王科长也到了，他暗暗叫苦，可这次王科长不知道为什么，一看到他就扭头走了，他心中一阵暗喜，因为只要王科长稍加核对，他的马脚就会露出。
取机票的事也很顺利，他甚至还挤出了点时间，去储蓄所提取了两百元钱以备急需。巧合接二连三地出现，他就像被开了绿灯，畅通无阻。平常至少3天才能办好的事，那天他仅用3个小时就办完了。
那夜他辗转反侧，迟迟未能入眠，夜深人静时，他悄悄掏出护照，细细审视起来，这一次，他越看越觉得照片里的人跟他不像。于是他把原本的照片揭下来，换上自己的照片，还用指甲在照片上，掐了个钢印的轮廓。
第二天，他到了机场。因为发生过“红卫兵”火烧英国代办处事的荒唐事，来中国的外国人越来越少，候机大厅一片冷清。他一现身，办理外宾出境手续的海关检察员小金，大老远地就热情地跟他打招呼：“小关，送外宾啊！”
当时他的心都快提到嗓子眼了，他决定赌一赌小金不会开箱检查。于是强装镇定，将箱子往行李台上一放，随意地答道：“是啊，西公的儿子出国。”小金一听，二话没说，就在他的行李单上盖“免检放行”的戳子。
临了小金还调皮地挤了挤眼睛：“小关送来的外宾行李，哪有检查的道理”。可这仅仅是第一道关卡，接下去就是把护照交给边防警察。如果是他熟悉的老刘值班，那他肯定会被认出，可碰巧的是，那天值班的，却是个新来的年轻边防警察，从未和他打过照面，他把护照交给他后，从容地到地下室厕所，脱下制服，塞到抽水马桶上端的水箱后头，掏出早就准备好的花领带，熟练地打上。
不一会，从厕所里走出一个穿西装、打领带、戴黑框眼镜，还挂着一个北京防风沙常用的防尘口罩的“外国绅士”。那天，偌大的外宾候机室，只坐着他一个人。
一直等到飞机起飞前十分钟，那个新来的边防警还没把护照还给他，他快崩溃了，莫非是在护照上发现了疑点？他甚至已经做好了准备，只要一发现有军警围过来，他就故意往出口跑，这样军警会当场向他开枪，起码能死个痛快，不用没日没夜地被拷问。
终于边境警察来找他了，可来人却不是刚才那位新来的，而是和他经常拍肩膀开玩笑的熟人老刘，老刘直直走过来，他彻底吓傻了，只能眼睁睁看着老刘，翻到护照中有照片的一页。他心里一凉，等待“死刑”的到来。
直到老刘用英文问他，这是不是他的护照时，他才恢复淡定，原来老刘竟然没认出他来。他竭尽全力控制住颤抖的声音，用英语回答了老刘的问题，再次幸运地化险为夷。他就像有主角光环一样，在幸运女神的眷顾下躲过重重难关。
现在，他终于到了最后的一关，——登机口。出了登机口，外面便是自由天地，可这次他还能跟之前一样走运吗？
三个登机口门边，都有两个女服务员把守着，这些女孩子他几乎都认识，每次送外宾时，他都和她们开玩笑，她们中间任何一个认出他来，喊他一声“小关”，就前功尽弃了。
飞机马上就要起飞，可他又不敢硬闯，在原地犹豫不决，就在他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时，广播突然响起：“首长到了，所有工作人员，请立即到二号门夹道欢迎！”女服务员们很快都撤了，登记口无人把守，他迅速抓住这个天赐良机穿过登机口，气喘吁吁跑上停机坪上的小型客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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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飞机起飞了，离开之时，天色已暗，可他却觉得眼前一片光明。他瞒天过海，绝处逢生，把一个不可能的赌注，演绎成百分之百的奇迹。他激动万分，无法平静，甚至想放声高唱。脑海里不停地重复着同一句话：“我自由了！我自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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