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的学者们无论怎样为周恩来在文革中的言行辩护，都无法抹杀一个事实，即周恩来的的确确积极参与和推动了“文革”的发展。众所周知，周恩来是毛泽东的大管家，毛泽东的许多设想最后都是通过周恩来具体操办予以实现，用一句形象的话来说，就是“谋事在毛，成事在周”。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具体的事例予以考察。
周恩来与林彪同是毛泽东发动文革最主要的助手，而周起的作用更大
国内的学者们无论怎样为周恩来在文革中的言行辩护，都无法抹杀一个事实，即周恩来的确确积极参与和推动了“文革”的发展。众所周知，周恩来是毛泽东的大管家，毛泽东的许多设想最后都是通过周恩来具体操办予以实现，用一句形象的话来说，就是“谋事在毛，成事在周”。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具体的事例予以考察。
（1）罗瑞卿问题。现在所有中共官方的说辞与回忆等皆众口一词，即罗瑞卿事件是林彪恶意陷害，以倒罗为条件换取对毛发动文革的支持，而1965年12月召开的解决罗瑞卿的上海会议，所有与会的人士除毛林几个人外都不知道开会的目的何在。似乎毛泽东在着手一项重大的战略部署前，手下的大员们全被蒙在鼓里。如果真如中共官方所言，这么多与会者又如何及时领会毛泽东的真实意图，又如何积极贯彻执行毛泽东的这项战略部署呢？毛泽东是这么一个要打无把握胜仗的人吗？而周恩来在倒罗的过程里又扮演了什么角色？最早参与中央文革小组工作的王力，在自己的回忆录里透露了一些玄机。王力说“十二月中央打电话要邓小平立即赴上海，因为发生了罗瑞卿事件。……邓小平走后，罗瑞卿来了。他自我感觉很紧张，象热锅上的蚂蚁一样，他打听怎么回事？为什么开会不通知他？我们也不知道，后来又来电报要罗立即赴上海。后来知道已经采取了措施，防止罗逃跑。文革时批判李井泉，说罗瑞卿到成都，李井泉还送了他两筐桔子。其实当时方针是先稳住罗。罗到上海后就没自由了。”[2]这里有几个问题很清楚，即倒罗是“中央”也就是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并安排好各地大员们“先稳住罗”，不仅如此，甚至还要“防止罗逃跑”，等上海方面一切部署妥当再通知罗赴上海与会，以顺利完成倒罗的部署。显然，罗瑞卿自己感到有些异样，否则就不会“自我感觉很紧张，象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如果李井泉、阎红彦等地方大员们对倒罗一事毫不知情，他们又如何贯彻“中央”的这些指示精神以稳住罗呢？事实上，据知情人士透露，毛泽东早就通过一些老帅向他们的部下打了招呼，所有与会的老帅和将军们除贺龙一人不知会议的真实意图外，其余皆知此会的目的何在。罗到昆明时，周恩来特地在电话中明确指示阎红彦要看住罗瑞卿。所以，毛泽东策划倒罗是为其发动文革打倒刘少奇扫清前沿的重要战略部署。在倒罗问题上，周恩来不仅是知情的，而且行动上是积极配合的。罗瑞卿的夫人郝治平在自己的回忆里说“为了给会议做些准备，瑞卿只好打电话回北京，北京只有彭真同志在家。彭真同志说：我只知道开会，不知道开什么会。后来彭真同志打电话问总理，总理大概是知道会议内容的，而且可能是给彭真吹了点风。彭真同志又打电话给瑞卿说，你去吧，去了就会知道了。”[3]罗到上海后，也是周恩来、邓小平受毛泽东指示出面与罗谈话，并告知“不要去见主席，也不要去见林彪”[4]从这些情况来看，周恩来不仅事前参与了倒罗的各项准备活动，且事后作了大量工作，周在1966年5月21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给罗瑞卿等人定性时说“这次在中央揭发的彭、罗、陆、杨，是中央领导机关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主要问题是防止修正主义当权。彭、罗、陆、杨是一个一个地夺取我们的阵地，有笔杆，有枪杆、有党权。”[5]
（2）5月政治局会议与防止反革命政变部署。现在几乎所有的中共党史在谈及文革时，都将林彪的“518讲话”视为林彪个人别有用心利用文革，危言耸听要打倒一大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林彪的讲话开宗明义地讲“本来是常委其他同志先讲好。常委同志们让我先讲，现在我讲一点。”显然，林彪的讲话是毛泽东以及其他政治局常委们一致同意下所讲，代表了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意图，也是毛泽东搞文革的一项重要部署。接着周恩来在5月21日发表了内容相同的讲话。周说“同意许多同志的讲话。完全同意林彪同志的讲话，讲的很好。社会主义国家在党内和国家内部必然要有阶级斗争的反映，特别当前我们的历史时代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走向没落，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列宁早就讲过：‘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资产阶级是要反抗的。资产阶级的力量比无产阶级的力量大多少倍。’‘小生产者每日每时都在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主席说要宣传这两点，要经常温习，要经常宣传这两句话，温习这两句话。……”周还说“这次在中央揭发的彭、罗、陆、杨，是中央领导机关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看起来出修正主义不可避免，中央地方都会出现。说哪个国家的工作做得很好，不会出修正主义，是不对的，这就忽视了左、中、右的客观存在，这就是‘一潭死水’。主要问题是防止修正主义当权。彭、罗、陆、杨是一个一个地夺取我们的阵地，有笔杆，有枪杆、有党权。第二是防止修正主义发生政变。第三要防止修正主义的军事政变。”[6]在具体的部署方面，周恩来在5月15日与叶剑英联名致函毛泽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出：“组成以叶剑英为组长，杨成武、谢富治为副组长，刘志坚、李雪峰、汪东兴、周荣鑫、郑维山、傅崇碧、万里、苏谦益参加的首都工作组，负责保卫首都安全，直接对中央政治局常委负责”[7]在林彪讲话的同一天，周恩来致函毛泽东：关于北京卫戍部队，经过与杨成武同志与北京军区协商，拟调六十三军驻石家庄的一八九师和六十五军驻张家口的一九三师担任。26日周恩来参加由叶剑英主持的首都工作组第一次全体会议，周在会上说：首都卫戍工作，既要抓紧，又要走稳，要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头脑要清醒，不能急，一急就容易被坏分子钻空子。31日周向毛泽东报告了会议情况及增调部队加强首都警卫力量等问题。[8]周恩来在1967年1月27日接见公交口革命造反派时坦承：“关于首都工作组，是在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发现后，主席感到首都的保卫很重要，责成我来管这件事，组织了首都的工作组，由军委、公安部、国务院、中央办公厅和其他一些部门组成，任务：1、保卫中南海安全。2、保卫首都，增强卫戍力量。3、保卫要害部门，如：中南海，钓鱼台，国防部……等等。4、为保卫首都安全，把黑户口，五类分子搞走。5、处理外国侨民中一些不受欢迎的人。”[9]
显而易见，在防止所谓的反革命政变一事上，周恩来不仅讲了话，还亲力亲为作了大量的实质性工作。著名的文革史研究学者余汝信先生对此有深刻的分析：“防止反革命政变”的总决策者，是毛泽东本人。无可否认，林彪因其自身的利害关系，对此决策是积极响应的，但更不可否认的是，周恩来、邓小平，尤其是周恩来，也是积极响应、坚决贯彻的。在此过程中，如果非要说林与周有什么区别，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林彪是讲得多，做得少，而周恩来却是做得多，讲得少，如此而已。[10]这一分析应是十分中肯的。
（3）红卫兵运动的兴起和勃发。文革初起时，毛泽东为了发动广大学生起来造所谓“修正主义路线”的反，大力支持了清华附中的红卫兵运动，使得这一运动如火如荼地在全国迅速展开。国内的一些党史论者大都将林彪在文革中的言行归结为别有用心，如将林彪在1966年8月18日的讲话作为其煽动文革的一项罪责，称“林彪在接见大会上作了煽动性的讲话”，从而导致红卫兵运动在全国城乡各地迅猛发展，势如燎原。[11]且不说林彪这篇奉命而读的讲话出自陶铸的写作班子，体现的是毛泽东的战略意图，[12]毛泽东更在这个庆祝文化大革命大会上赞赏性地对林彪讲“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义。”[13]实际上，毛泽东对林彪在8月8日对中央文革小组讲话、8月12日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和8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均表示赞成。[14]周恩来自己在9月25日的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造反总司令部负责人座谈会也承认“林彪同志和我的三次讲话，篇篇都是经过主席审查的”。[15]那么周恩来又是如何积极参与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的呢？目前官方的《周恩来传》等都承认周恩来的确积极参与了这个运动，但在解释上大都将周的言行归结为“很不理解”、“违心”和“被动”，且设法纠正过火的、极端的做法，努力减少“左”倾错误所造成的损失，等待时机纠正错误。[16]
红卫兵搞大串联，要到北京见伟大领袖，这给周恩来的国务院出了很大的难题，要安排好他们的食宿、交通以及安全等问题，但这却是毛泽东的设想。王力回忆说“大串联则是毛主席的一贯思想……说各地学生到北京要免费，到北京大闹一场他才高兴。”由于这是毛坚持要做的事，周恩来也是坚决服从的[17]。
周在8月5日清华大学的讲话中说“我作为一个中央工作人员来参加你们的大会，是想老老实实地来向你们学习的，是来坚决支持你们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18]8月27日周在首都红代会上说“我们来就是帮助你们建立联络站……我们有责任帮助你们，不光成立总站，还在成立分站，给你们干革命的方便。给你们架专用的电话线，准备交通工具、吃住。”[19]
在8月31日接见外地来京革命师生大会上，周说“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新的高潮。全国各地的青少年组织了红卫兵和别的革命组织，这是一项伟大的革命创举。我们的红卫兵小将们，破”四旧“，立”四新“，充当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冲锋陷阵的急先锋。你们那种敢想、敢说、敢做、敢闯、敢于革命、敢于造反的精神，得到了全国广大工农兵和革命干部的热烈支持。我们向英雄的工农兵欢呼！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向革命的青少年致敬！”[20]
周恩来还精心安排了毛泽东的八次接见红卫兵，从组织、安排、接待、交通、食宿、安全保卫等诸多环节，周恩来严格把关，精心策划。第一次，周恩来安排在天安门由毛接见红卫兵，接见完后当场进行总结，各个组都向周恩来汇报。周对此抓得很紧，总结后又研究下次接见的方案。参加首都工作组指挥部的工作人员大都来自总参和北京军区的作战和保卫部门，北京市的主要领导吴德以及北京市委秘书长黄作珍等都参加了。以后的七次每次接见之前都要根据经验教训，四处勘测路线，再选择最佳的方案。根据11月27日《人民日报》上新华社的报道，11月25日和11月26日连续两天接见的情况看，毛主席先后检阅了1100万“文化革命大军”，在第八次则接见了250万。[21]
由此可见，周恩来与林彪都作过类似的讲话，林彪只是口头上拥护，而周恩来则是各项具体行动的策划者和指挥者。周恩来作为毛泽东推动文革的最重要的助手之一，积极参与和配合了文革各项的方针的落实，没有周的大力支持和坚决推动，毛泽东的疯狂设想很难如此顺利实现。即使周在事前“不太理解”，但在行动上周则是毫无保留地坚决站在毛泽东一边，认真贯彻执行了毛泽东的文革方针和政策，使文革狂潮一次次推向高潮。
（4）关于造反派造反夺权问题。夺回被赫鲁晓夫式的人篡夺的党政大权是文革开始后的一项重要内容，在《五一六通知》里就特别提及要揪出那些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林彪的一项重要罪名就是“为了扫除篡党夺权的障碍，丧心病狂地迫害党政军干部，煽动造反派强加给他们‘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三反分子’等罪名，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而周恩来“对于林彪、江青这种倒行逆施，周总理表示坚决反对。”[22]那么，周恩来对待造反运动是“坚决反对”的吗？针对1967年所谓的“上海一月革命”后各大区及省委书记们存在的担心和疑惑，周恩来在1月14日的讲话中说“主席大方向抓得很紧，大家跟不上，要紧跟，主要是政治思想工作不够，思想不通，思想对立着，有的立场对立着，中央各部委、各口、各部、地方大区、省市思想跟不上，认识一下赶不上来，现在是情绪抵触，有的还站在对立的立场，不执行无产阶级路线，后两种情况多过前一种”。“这个路线的名称，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的说是资产阶级反对革命的路线，总之，性质是一样。”[23]对于是否夺权和如何夺权的问题，周恩来在1月17日的大专院校及各机关造反派座谈会说“在上海，革命的工人、干部、职员，在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控制的地方，要不要夺权？要夺权！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写得清楚，要夺权。需要夺权的，决不能迟疑。”“我们夺的是领导权，可以先夺权再逐步改造。政法系统，北京公安局就夺了权嘛！中央文革要帮助他们，条件成熟的先夺权，条件不成熟的先监督，夺权！第一是领导权，就要管它，监督它，（江青插话说：业务不懂也要夺，业务可以慢慢学嘛！）这方面我们没有经验，要靠你们的革命实践，经过你们实践，我们再总结，提高一点。”[24]周随后在1月21日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传达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关于夺权，报纸上说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的权，不是这样的，能不能夺呢？现在看来，不能仔细分，应该夺过来再说，不能形而上学，否则受到限制。夺来以后，是什么性质的当权派，在运动后期再判断。”[25]周恩来的讲话比林彪的讲话实有过之而无不及，连王力都认为“周总理传达的毛主席这段话后果很严重”。由此而来，全国上下全面夺权运动风起云涌，一发不可收拾，山西省、山东省、贵州省、黑龙江省紧跟而上，形成了全国夺权的第一个高潮。此后，各省市、各地区造反夺权不断，导致更大规模的动乱局面。这一方面是毛泽东的文革战略设想和部署，是江青和“上海帮”冲锋陷阵的结果，但同时也与周恩来的作用密不可分。我们看到的是周恩来对毛的步步紧跟，丝毫看不出周恩来是如何“坚决抵制”这一夺权运动的，更看不出周恩来与林彪在这个问题上有任何不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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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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