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宋永毅
1958年7月，一群当时中国最优秀的医生在给她做了细致的身体检查后，并没有发觉生理器质上的疾病，相反一致认为她患有“强迫观念和双重人格”等心理疾病，并向毛泽东作了正式的报告。上世纪五十到六十年代，江青一直被医生诊断为有严重的神经衰弱（Neurasthenic），有着严重的失眠、恐惧、脾气暴躁等症状。这一病状在目下的国际精神病学中，也已经被归入精神疾病的范畴。
现代心理学告诉我们：任何政治人物都首先是人，他们的心理活动——不管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健康的还是病态的——都会对他们所领导和参与的政治运动发生或正常、或病态的影响。例如，美国政治心理学的奠基者之一的哈罗德·D·拉斯维尔（Harold D. Lasswell）就曾通过他的一系列著作，开创了一种用精神病理学和政治学结合起来研究政治人物的新尝试。当然，诚如拉斯维尔所言：“尝试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证明政客都‘精神错乱’。实际上，对于揭示不同类型公共人物的发展轮廓这一核心问题来说，具体的病理是次要的。”
作这一如是观，对江青的心理活动，尤其是病态心理的研究，也是全面地研究她文革中完整的政治活动和反常的政治行为的“核心问题”之一。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江青和任何被怀疑有“精神错乱”的政治人物不同，她是一个在文革前就被医生正式诊断出患有多种心理疾病的病人。她又是带着这些精神疾患进入这一政治风暴之中的。加上江青是毛泽东的夫人，毛又在文革中充分发挥了他们“夫妻政治”的功能，使江青在文革中成为一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倾一时的女人。尽管精神疾病并不是江青在文革中大施淫威、迫害他人的主要原因，但绝对的权力决没有有助于江青精神疾病的治疗。相反，权力造成了她原有的病灶和人格中暴戾成分的迅速激发和大为拓展，从而对社会带来了更大的危害。在这一点上，绝对的权力却成了江青变态人格的放大镜。而两者间复杂微妙的关系更成了江青和整个文革研究中或不可缺的一环。
一个曾为医生下过正式诊断的心理疾病患者
从精神疾病的角度去分析江青的文革政治活动，一个首要前提是必须说明她是一个心理疾病患者。这一点无需哗众取宠和危言耸听，是有着坚实的病例和病历为事实依据的。江青自中共建国以来一直声称她有“重病”。1958年7月，一群当时中国最优秀的医生在给她做了细致的身体检查后，并没有发觉生理器质上的疾病，相反一致认为她患有“强迫观念和双重人格”等心理疾病，并向毛泽东作了正式的报告。“强迫观念”也称为“强迫症”（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是一种精神疾病。“双重人格”，也称为“多重人格障碍”，在最新的精神病学上已经被归入林林总总的“变态人格”（Personality Disorder）的大范畴，当然也是精神疾病的一种。另外，在上世纪五十到六十年代，江青一直被医生诊断为有严重的神经衰弱（Neurasthenic），有着严重的失眠、恐惧、脾气暴躁等症状。这一病状在目下的国际精神病学中，也已经被归入精神疾病的范畴，它常常和抑郁症（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焦虑症（Anxiety disorder）、恐惧症（Phobia）及强迫症有关。简言之，江青文革前的精神方面的病疾，是为医生诊断过、并有过初步结论的。
另据江青的秘书杨银禄回忆，他在1968年刚刚去江青处报到时便被告知她有严重的“植物神经功能紊乱”（Autonomic dysfunction）的病，“特别怕声音，还怕见生人，一听到声音，见到生人，就精神紧张，出虚汗，发脾气”。无独有偶，这一疾病林彪竟然也有，用林夫人叶群的话来说：“江青同志和林彪同志是多年的老朋友了，是知心朋友……性格是一样的，生活习惯是一样的，身体状况也是一样的，都怕风、怕光、怕声响，都好出虚汗，……是同病相怜呀！”根据有精神病学领域“圣经”之称的、由美国精神病学会（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制定发行的《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The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简称DSM-5），它和三种精神疾病有关联：1）睡眠-觉醒节律障碍（Sleep-Wake Disorders）；2）物质相关和成瘾性障碍（Substance-Related and Addictive Disorders）；3）路易体神经认知障碍（Major or Mild Neurocognitive Disorders With Lewy Bodies）。
在中文世界有关精神疾病的著述里检索一下这种怪病的症状和起源，也会发觉它常常由心理因素造成：“植物神经功能紊乱是一种内脏功能失调的综合征。包括循环系统功能、消化系统功能或性功能失调的症状，多由心理社会因素诱发人体部分生理功能暂时性失调，神经内分泌出现相关改变而组织结构上并无相应病理改变的综合征。……情绪症状表现为烦躁、焦虑、情绪不稳、多虑、多疑、多怒、紧张恐惧、坐立不安、心神不定等。”换句话说，这一所谓的“植物神经功能紊乱”，也可能是江青原来就有的精神疾病造成的。
在众多的江青的传记和江青接触过的人的回忆录中都对她得精神疾病的过程有所描述，稍作浏览还会发觉都大体符合现代医学关于该疾病发展的脉络。江青在中共建国以前大概因为卫生条件的限制，得了子宫颈糜烂的妇女病，1955年被妇科专家检查出有癌变：“医生跟江青说明病情后，江差点崩溃。经由医生们一再保证原位癌可以完全治疗，她才平静了下来。几天后，江便乘飞机往苏联”。根据陪江青同去苏联的中方翻译的描述，江青在苏联“这次做化疗有反应，情绪差，脾气也不好”。据苏联方面指派的翻译卡尔图诺娃回忆，她也觉得江青当时非常“喜怒无常”。她举了如下的例子：有一天我去江青的单间病房，我记得，是在二楼。在门厅我看见玛申卡（她是库图佐夫大街裁缝店的裁缝）在埋首哭泣。我问她出了什么事。她说：“要是你赶上了这种事也得哭。我给她（江青）赶了一夜才缝好的连衣裙，让她试试，可是她却不愿意试！”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使江青情绪不好。
1956年5月，“江青做放射治疗整1年，需要赴莫斯科复查。复查结果令人满意”但问题是江青本人并不这么看。据她身边的医生观察，尽管“苏联的放射治疗非常成功，但她变得更难以伺候，抑郁消沉”：江青从苏联接受医疗返国后，神经衰弱更形严重。她认为她有重病，子宫颈原位癌复发、咽部淋巴结发炎、胃不好、消化能力差、头上似乎压了一个铁盔。她自称是淋巴体质。她说耳鸣，好像有个虫子向耳里钻。怕风、怕光、怕声音，而且有一种恐惧感。她长期有失眠症，安眠药换来换去，然后又说药物过敏。她对安眠药上瘾。她生病也生上了瘾。但她的钴六十放射治疗十分成功，原位癌完全治愈。
从现代精神病学的数据来看，癌症病人如果不能对自身疾病缺乏了解并过度的恐惧，是非常容易患上忧郁症等心理疾病的。“一项研究以3个癌症中心的215名癌症病人为对象，调查研究他们当中精神病的患病率。德若伽提斯（Derogatis）（1983）发现47%的病人出现精神病的症状……随着病情的加重，病人换上抑郁症的几率也增加。”
然而，江青在上面所讲“恐惧感”恐怕绝非只是对癌症这样一种疾病的恐惧，更是对由此而引发的对她和毛泽东婚变的恐惧。因为上述的妇女病，江青大约和毛在1955-1956年间开始便没有了夫妻间的性生活。毛泽东虽然没有和她离婚，但不停地在外面找年轻的女人，使江青有一种极度的不安全感，时时感到有失去她第一夫人地位的恐惧：因为毛的外遇多，江又不能不想到，她的位置有可能被别的女人取代。刚开始毛为了顾及江青的颜面还偷偷摸摸的。但日子一久，便也没有那么小心谨慎。江青就撞见毛和她自己的护士许多次。她作为一个女人，自尊心受极大打击，但又无可奈何。她又不敢公然表示她的怒意，怕毛不要她。
对江青的原始病源，毛泽东其实心里非常清楚。他对自己的御医李志绥开诚布公地说过：“江青就是怕我不要她了。我同她讲不会的，可她就是放心不下。你看怪不怪。”
这其实并不奇怪。这种因丈夫的外遇而导致妻子的精神疾病，在现今的网上被称为女性的“外遇型的精神疾病”，属“忧郁症”，是一种常见的女性心理疾患的来源。不管毛泽东对婚姻的不忠是否是江青的病源，江青在文革前便有不轻的精神疾病应当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说来颇具讽刺意味，1958年那一群中国大陆的顶尖的医生们诊断江青有“强迫观念和双重人格”的精神病患时，开出的治疗方法之一是建议江“多参加文娱活动”。不料没多久毛真的派江去了文艺战线，先搞京剧改革，后又发动了惊天动地的文化大革命，使她在政治风暴中独领风骚、竟成了“文化大革命的伟大的旗手”——这绝对是李志绥等一群中国职业医生们在阴差阳错中始料未及的。
偏执型人格、政治报复和“第一夫人情结”
据李志绥回忆：“江青参与政治后，她原本的神经衰弱就逐渐消失无踪，我的日子相对也好过多了。她很少再向我抱怨，或找我去调停她和护士们之间的争吵。”但李医生又补充道：江青对和她有裂隙的人“旧恨难消，政治权力给了她报复的机会”。事实上，政治野心的满足可能一时减轻一些江青的心理疾病的症状，但绝不可能根治它们。江青秘书杨银禄在上一节的证言表明，这些症状还都是存在的。因为江青在文革中口含天宪、权倾一时，导致更严重的问题发生了：她可以利用手中权力在政治运动中的大肆报复。江青确实是带着她的病态心理进入文革岁月的。但是她患的毕竟还不是完全丧失自主意识和语言能力的精神分裂症。也就是说，那些心理病患会在一定的程度上影响她的政治活动，但毕竟还没有到主导她全部意识和人格的程度。
从精神分析的视角来看，江青的“报复心”和她的家庭出身和童年经历应当有一定的关联。江青在1937年进入延安之后所写的小传里说：我是产生在一个已经走向没落的小资产阶级家庭里。在我的记忆里，童年的生活从满了恐怖、凄凉的情调。
这些“恐怖”和“凄凉”具体是指一些什么样的经历呢？江青在在接受美国女学者罗克珊·维特克（Roxane Witke）的访问时回忆道：他父亲是一个开车轮店的山东小财主，但在家庭生活中充满了“狂暴行为”。他经常野蛮地“殴打母亲和我们小孩子”，以致他们只能离家出走、“到他家做仆人”。父亲的家暴甚至使江青从小就产生了一种社会性的报复心态，“认为所有的男人都不是好东西”。她们母女两人当仆人的经历非但饥寒交迫和流离失所，更备尝了寄人篱下的世态炎凉：她小时候从来没有穿过新衣服，或真正属于女孩子的衣服（说到这里，她的语气带着怨恨），所有衣服都是哥哥穿剩的，头上的两根小辫子给她带来了不少麻烦。在他母亲东主家有一个小女儿，喜欢模仿江青的怪摸样。一次，那个孩子有捉弄她，猛扯江青的头发，她痛极而怒，使尽全身力气把那个孩子推倒在地。可怕的情景出现了，东主家的人都忙着帮那个孩子，结果，江青的母亲被解雇了。
西方心理学的儿童依恋理论（Attachment Theory）认为：如果个体在儿童期收到冷落、虐待等创伤，其情感发育就会受损，形成一种与别人在感情上疏远的不良倾向。在被欺负环境中成长的孩子对周围环境的感受是孤独和恐惧的。当他/她一旦成长并强大后，便常常会由感受孤独变成敌视周围，由恐惧某种对象，变成对这种对象的报复。江青曾在接受上述访问时坦承：她少女时对欺负过她的人就有很强的报复心。例如，1929年她被济南的山东省实验剧院录取，主要学习现代戏，也有一些古典音乐和戏剧课。当时仅有3个女生的班上，另外2个与其他同学一样，看不起江青，因为她穿着破旧。于是江青“设法搞恶作剧报复”：学校在一座古老的孔庙里，夏天，房间非常闷热。下课后，学生经常到大殿乘凉，江青清楚地记得高大的孔子雕像伫立在大殿中央。他戴着巨大的、前后带珠帘的帽子，两侧是72位圣贤，他们是他的弟子。一个闷热的夜晚，江青走进大殿，在一把旧藤椅上坐下来。那两个女同学走进来，命令她搬椅子给他们坐。江青顺从她们的要求，先提起一盏灯笼，帮助她们搬来两把椅子。可是当她们得意洋洋地坐下之后，江青却不动声色，提着灯笼悄悄溜出殿外，把门关上，逃之夭夭。两个女孩子突然间被关在阴森可怕的大殿内，吓得大叫救命。……
一般说来，报复是因为一个人的利益因另一个人的行为而产生一定量的损害，那么前者的报复心理会期待让后者也产生不低于该量（一定量）的利益上的赔偿，或也产生不低于该量的利益上的损害。在江青少女时的上述“恶作剧报复”中，我们看到这个“量”的范畴是得到了控制的，因而还是可以理解为一种没有偏离正常太远的人格和心理行为。然而，美国女学者罗克珊·维特克在访谈时还敏锐地发现：江青掌权后所阐释的文革政治动机和起源故事，则“一半出于想象，一半出于真实，直到她掌握了足够的权力毁灭他们[这里指江青要打倒的对象——笔者注]。个人复仇被融合到了为毛的政治服务的方针中，驱使她要来一场文化大革命……”如果说追逐权力对恋爱中的女人是一种天然的春药，那么被掌握的权力对使用她的女人更可能是一种可怕的毒药。在江青文革的政治活动中，我们确实可以看到很多政治权力极端地扩大和深化了了她的报复心理，以致使她做出一些令人很不理解非常态甚至病态的失控行为来。
1966年7月26日晚间9点多，江青、陈伯达、康生带着中央文革全套人马在北大召开了万人大会，动员学生起来反对工作组。这大概是江青在文革初期的群众大会上的最早的讲话之一。然而，江青在大会上突然讲了一件毛泽东家庭里的亲属间的矛盾，并把它上升到“路线”斗争的高度。据当时红卫兵传单中的简要记录，江青是这样愤怒地声讨了毛的第二个儿媳妇邵华（当时在北大中文系就读）和他的母亲、即毛的亲家母张文秋的：下面我来讲讲张承先的干部路线。在他的干部名单里有个叫张少华的。这个人我是知道的。她是核心小组领导人物。她的母亲张文秋是一个全国通报的政治骗子手。她欺骗了中文系五年级同学。我不知道她用什么办法没到外地搞社教留在北京了。我的一个孩子有病，一个护士同志发扬了高度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护理我的孩子，后来张文秋、张少华他们赶走了护士，跟他（指毛岸青——笔者）结婚！（气得说不出话）……革命同志们，教师们，四年来我们受尽了气，我是受他们害的，本来我没有病，我的心脏病就是被他们逼出来的，我讲不下去了，现在请陈伯达同志讲几句话。（她很激动，讲不下去了）
据说当时的万人会场一时寂静了下来，因为大家实在不知道这个“张少华”是何许人，为何惹得第一夫人如此大发雷霆。至于张文秋，更从来没有人看到过说她是“政治骗子手”的“全国通报”（并不存在）。这里还有当年在会场上的北大学生绘声绘色的回忆：突然有嗓子嘶哑的女人哭声响起，会场顿时寂静下来。
“我要控诉，我要抗议！阶级斗争搞到我们家里来了！”江青在扩音器旁哭述起来：“特务搞到我们家里来了！我气愤！我要控述！”
这下会场上万双耳朵都竖起来了，大家踮起脚尖要看是谁在哭述，一看是江青，伟大旗手！只听江青沙哑地喊：“张少华在不在？”
整个会场都晕了，不知道旗手喊的是谁？
有人对着麦克风大喊：“张少华在不在？”无人答应。谁叫张少华？上万人堕入五里雾中！
江青手舞起来，喊：“同学们，小将们！你们看看张承先的干部路线！他就是推行叛徒特务路线！在张承先的领导核心中，有一个叫张少华的，女的！她的母亲张文秋是全国通报的政治骗子（注：始终未看到全国的通报）！张少华说她自己是毛主席的儿媳妇，我们根本不承认！不承认，就是不承认！……同学们，这就是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搞到我们家里来了！同学们，小将们，这4年，我在文艺界工作，受够了彭真周扬迫害！我本来没有心脏病。现在我的心脏也不好了，心脏也有毛病了！我要控诉！我要控诉！”
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说，江青在这个万人大会上的表现不仅大失她作为“中央首长”的人格和第一夫人的身份，还表现为一种的底层泼妇式的歇斯底里。然而，歇斯底里症（英语：Hysteria），表面上看来只是一种无法控制的情感发泄，在心理学上其实是一种精神疾患的外显。根据美国《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它已经被归入“人格障碍”的范畴，也就是文革前医生给江青诊断的“双重人格”，或“多重人格障碍”。通俗地说，“人格障碍”是指个体在日常生活中的情感反应和意志行为与正常人水火不容、格格不入。而“多重人格障碍”则进一步说在一个人身上有超过一个的人格存在：除了正常的，还有多种非正常的。在世界精神病学的著述中罗列的十余种病态人格里，有一种叫“偏执型人格”（Paranoid personality disorder）的特征似乎比较符合江青的上述表现。“偏执型人格”是一种病态人格，它的严重性已经介于正常人格和偏执型精神病人之间。因为它具有攻击性，便常常是犯罪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中国犯罪心理学的奠基人之一的罗大华在他那本著名的《犯罪心理学》中是这样描述这一变态人格的：偏执型人格障碍是一种以猜疑和偏执为主要特点的人格障碍。患者的临床特点为主观、固执、敏感多疑、心胸狭隘、报复心强、自我评价过髙、容易攻击冲动。一方面可表现为骄傲自大，自命不凡，总认为怀才不遇或受到迫害；另一方面在遇到挫折或失败时又可表现沮丧、埋怨、怪罪他人，推诿于客观而易与周围人或领导发生冲突。他们常产生关于被害的、关系的或嫉妒的超价观念（由强烈情感加强了在意识中占主导地位的观念），可能产生报复性或攻击性行为。
精神医学上所讲的人格，是以性格为核心，还包括先天素质、气质、智慧、适应社会的方式与能力以及个人的心理特征等方面，是由躯体的、心理的、社会文化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而形成的稳定复合体。人格障碍主要表现为人格结构和它的组成部分在均衡发展上产生障碍，突出地表现为情感和意志明显偏离正常。我们不妨来对照分析一下，江青如何在北大的万人大会上表现出种种“偏执型人格”的特征。首先，江青的表现“以猜疑和偏执为主要特点”。事实是：邵华（张少华）和毛泽东第二个患精神病的儿子毛岸青的婚事是得到毛亲自的批准和支持的，而且毛岸青也不过是江青的继子而已，有他的亲生父亲毛泽东同意应当就可以了。而江青因为对此婚姻的不满，便猜疑成一种至少邵华母女是想在毛泽东家里和她争权夺利的阴谋（“阶级斗争搞到我们家里来了”），还要把邵华的母亲张文秋胡说成“全国通报的政治骗子手”。其次，江青把他和毛的家事搞到万人大会上来上纲上线，又可见她的“心胸狭隘、报复心强”和“容易攻击冲动”。据江的秘书回忆，江青和她的两个继子——毛岸英和毛岸青长期不和。她一直把他们作为要在毛泽东身边要清除的“杨开慧势力”。毛岸英在朝鲜战争中逝世后，有精神病的毛岸青就成了下一个要从毛家赶出去的对象。江青在上述讲话中所提到的那个护士（“我的一个孩子有病，一个护士同志发扬了高度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护理我的孩子，后来张文秋、张少华他们赶走了护士，跟他[指毛岸青——笔者]结婚！”），其实是毛岸青在苏联治疗精神病时的一个苏联护士。江青非常支持这桩跨国婚姻，还提前送了新娘礼物。因为这样就可以让毛岸青定居苏联，永久地赶出毛家。最后，江青还确实把自己放在“受到迫害”的地位（“现在我的心脏也不好了，心脏也有毛病了！”），从而把这一变态离奇的“报复性或攻击性行为”在她的另一重变态人格中上合理化。当然，因为邵华毕竟是毛泽东喜欢的儿媳，江青的这一行为当时并没有产生直接的严重后果。
应当补充的是：江青的这种歇斯底里的“冲动”在文革中屡次发生，而且越来越具有“攻击性”。有时，江青的“攻击性”竟发展到在公众场合使用暴力的程度。以下是几幕鲜活的历史记录：其一，因为宋庆龄是民国的以娴静雍容、温文尔雅闻名的第一夫人，一直为江青妒忌。加上文革初宋又对江的一些做法颇有微词，江青便多次在公众场合把《宋庆龄选集》扔到地板上，并“像发了疯一样似的”用“双脚践踏”，还“咬牙切齿地咒骂”。原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也目击过这类事情。他说：“有一次，江青走进我的办公室里，到我的书架跟前查看，看到书架上有一本精装的《宋庆龄文集》，就拿下来摔到地上，用脚踩。……简直就像发神经。”
这里应当一提的是：当年和江青一起工作过的同事中，并非陈伯达一人认为江青精神不正常，原《光明日报》总编，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穆欣也认为“江青精神不正常”。为此，江青“不能容忍”，坚持把他打倒。
其二，1966年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江青因为她要揪出贺龙提议一时没有得到毛泽东的采纳而放声大哭。陈伯达因和她不和，便用嘲讽的口吻劝了一句。不料江青“腾地站起。直对陈伯达破口大骂：‘你是什么东西’！你还配穿军装吗？‘说着，江青什么体面、影响都不顾了，扑了上去，一把揪住陈伯达的衣服领子，用力一拽，只听’扑哧‘一声，把陈伯达的领章揪了下来。”
其三，因为江青多次撞见毛泽东和他的年轻女友的“大被同眠”而醋罐打翻，毛泽东便在1969-1970年左右下令警卫部队未经他批准不允许江青到他的住处。有一次，江青为警卫人员阻拦，便手提木棍，要动手打人。
其四，江和毛分居后老是要干涉毛的起居饮食，均遭到毛的严词拒绝。一次中央警卫团副团长张耀祠来传达毛不允许她“干涉”毛的饮食的指示，当场被她“气急败坏地狠狠地踢了一脚，然后扬长而去。张耀祠抚摸着疼痛不已的腿，真是哭笑不得”。
其五，1976年9月18日，江青竟和毛泽东的表侄女王海容一言不合，就在毛的追悼会上大打出手……
对于江青在政坛上的种种歇斯底里和耍泼撒野的表现，毛其实完全是心知肚明的。1967年8月毛在武汉，正值武汉事件发生，江青和林彪（叶群）等人在北京大造舆论，要一举揪出所有的“军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的御医李志绥有这样一段有趣的描述：我们还在武汉梅园招待所时，毛每天看《鲁迅全集》。有一天他突然讲了一句：“叶群是阿金式的人物，江青也差不多。”虽然毛对江青闹得天翻地覆的行为不安，他还是没有采取任何阻止她的行动。
这里的“阿金”，是指鲁迅小说化的散文《阿金》中的主人公，是一个城市女佣。她虽然出身卑微，但不甘于做人下人。她行为放荡不羁，敢于耍泼撒野。阿金一来，便引发了周围男人们的追逐和巷战。鲁迅在文中自嘲说：阿金摇动了他三十年来的信念。他一直认为男性的作者“将败亡的大罪，推在女性身上”是冤枉，“殊不料现在阿金却以一个貌不出众，才不惊人的娘姨，不用一个月，就在我眼前搅乱了四分之一里，假使她是一个女王，或者是皇后，皇太后，那么，其影响也就可以推见了：足够闹出大大的乱子来。”毛泽东私下讲江青、叶群是“阿金式”的人物，其评价当然是负面的。毛深知她们是可能“足够闹出大大的乱子来”的“女王”或“皇后”。但时隔不到两年，却又是同一个毛泽东，却批准了江青和叶群一起在九大进入中共最高的中枢机关当了政治局委员。据说毛泽东还说过：“江青斗争性强，阶级立场坚定，这点我俩是一致的。她不会搞两面派，但不懂策略，不懂团结人，所以吃了亏。”西方的两位研究毛泽东的学者提出过这样一个颇具真知灼见的观点：“毛不担心江青的耍泼胡闹不得人心，他就是要用她在中共高层制造一种人人提心吊胆、朝不保夕的气氛。在毛面前，江温顺得像只小猫，只有毛能够带给她灾难。”
江青的这种无端猜疑和疯狂报复的变态人格，在打倒刘少奇和把他夫人王光美诬陷为“美国战略特务”的专案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这里首先必须说明的是：从历史问题上入手、调查并拼凑打倒刘少奇的材料是“毛主席的战略部署”，而不是江青的创造发明。在公正的历史研究中，江青完全没有必要为毛承担任何他的罪孽和过错。这里必须反对用批老婆来为皇帝代罪的“女人祸水”的传统偏见。然而，江青在这一文革最大的冤案中确实又有她个人的创造和发明。所谓的“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是毛泽东在一九六七年批准成立、由周恩来亲自任组长的。当时主要负责具体操作的是公安部长谢富治。皮相地看来，江青和它的关系并不大。然而，谢富治在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六日的一个批示中却泄露了天机：大叛徒刘少奇一案，主要工作都是在江青同志亲自抓的。今后一切重要情况的报告和请示，都要首先报告江青同志。
江青自己在中国大陆对所谓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庭审中也承认她插手这一专案工作是“受了委托”——当然是来自毛的“委托”。然而，对刘的妻子王光美的审查，并把她打成“美国战略特务”便基本上出自于江青的首创。其实，这一罪名的极度荒谬是显而易见的。据专案组称：王光美成为美国特务是她在北京辅仁大学毕业前后。届时王只有24岁，并没有和任何美国政府人士有过接触。她被北京地下党介绍去当国、共、美三方代表组成的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的英文翻译是1946年2-3月的事，而此时美国战略情报局已在一年前解散了。在江青的亲自批准下，专案组逮捕了原辅仁大学的代理秘书长，后任河北师院外语系教授的张重一和原辅仁大学教授，王光美的老师杨承祚。江青要他们承认发展了王成为美国的“战略特务”。而其中张重一根本和王“连话都没有说过”。张、杨两位浑身是病的老人都死于王光美专案组的疯狂刑讯逼供之下。专案组的初步结论说：“从调查和审讯情况来看，基本上可以断定王光美是战略情报局的一个特务”。而江青对这个已属荒谬的结论还大不满意，打了一个大“X”，批道：“搞得不好，退王专案组”。于是，结论又升级成了“根据现有材料证明”，王光美不仅是“美国特务，”还是“日本特务”和“国民党特务”了。
从江青和王光美的历史交集来看，两人之间似乎没有深仇大恨。为什么江青要对她如此逞凶施虐呢？1967年4月10日清华大学造反派开过一个批斗王光美的万人大会。据当时中央文革办事组的王光宇后来揭发，江青通过关锋派他去清华大学暗中操纵，还特别要求造反派给王光美穿上她出国访问穿的衣服项链以示侮辱。这一细节清楚地揭示了江青的仇恨和她对王光美作为国家主席夫人频频出国访问的嫉妒有关。长期以来，江青一直有一种非常强烈的“第一夫人情结”。照理，江青自她和毛泽东结婚始，便已经是中共的第一夫人，应当没有这一情结。但是事实恰恰相反。一方面她固然是第一夫人，但在她嫁给毛泽东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却无法获得她向往和应有的地位和名分。在新中国建立以后，她应当可以当上名副其实的第一夫人了，却又因病而和毛长期分居，从没有随毛出国访问而名不符实。而王光美，却作为国家主席刘少奇夫人，一次次出访，在海外出尽“第一夫人”的风头。
“情结”（complex）作为一种心理学术语，指的是一群重要的无意识组合，或是一种隐藏在一个人神秘的心理状态中，强烈而无意识的冲动。既然情结是一种“结”，必然在无意识的汹涌中呈现为难以消解的纠结和矛盾。由此便产生了一种同样难以消解的嫉妒（Obsessional jealousy）。按美国《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的标准来看，这是“强迫症或和它有关的人格变态”（Obsessive-Compulsive and Related Disorders）的临床表现之一。而“强迫症”，又正是文革前的医生们对江青心理疾病的初步诊断之一。应当补充的是，这种难以消解的嫉妒，在上述精神病学的著作中同样是江青的变态人格——偏执型人格的临床表现。
如果说江青的嫉妒只是存在于她的主观意识里，不转化为行动，便并不会构成犯罪和对社会的危害。而根据罗大华的《犯罪心理学》，由这种偏执型人格导致的精神病，是危害社会最多、最容易导致犯罪的精神病类型之一：“偏执性精神病人因其意志行为受妄想影响和支配，……往往导致伤害、杀人、诬告、反社会言行等各种危害行为。……很可能对妄想对象采取报复、攻击行为”；而“嫉妒妄想”则更可能恶性发展到“凶杀行为”。如果说文革前的江青，因为手中无权，哪怕她妒火焚身也无法对王光美实行报复。而文革使江青差不多到达了权力的顶峰，她可以轻易地利用国家机器（如王光美专案组）置王于死地。王光美确实差一点被枪毙。九大以后，林彪为讨好江青和她的专案，批示判处王光美死刑，还要“立即执行”。后因毛泽东念及旧情，批示“刀下留人”，王光美才幸免于难。
从被迫害妄想到现实中的迫害狂
作为毛泽东的文革同谋和主要打手，除去她的领导责任，江青还直接诬陷和迫害了大批无辜的干部和群众。其数量在1980年中国大陆对所谓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官方起诉文件中有如下的披露：被告人江青随意点名诬陷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和群众。……至于江青个人究竟点了多少名，诬陷了多少人，这个数字现在是很难统计的。我们仅从一九六七年到一九七零年这段时间，从江青的部分讲话录音中就查出被她直接点名诬陷为“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分子”、“反革命”等等罪名的干部、群众即达一百七十四人，其中有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二十四人。凡是被她点名诬陷的人，绝大多数都遭受了各种迫害。有的被整病了，有的被整伤了，有的被整残废了，有些人被整死了，弄得家破人亡。
为此，江青在文革后的批判文章中常常被人们称为“迫害狂”。说到江青的诬陷和迫害，这里还有一些反常现象值得我们作进一步研究。在为江青迫害的对象中，当然有很多是她明知对方不是“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分子”和“反革命”的。但是江青为了毛的权力斗争的需要，有意罗织罪名、陷人于囹圄之中。这一类的政治迫害，没有江青也会有毛的其他打手来如期进行，她不过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已。另一种则不是如此。他们并非来自毛的意愿，江青却似乎确实怀疑和认定被迫害的对象有问题。尽管江的这种主观意识在稍有正常逻辑思维的人看来都是荒唐不羁的，但江青当时却言之凿凿，信之不疑，注入了自己的感情和戏剧的效果，以致不时地闹出笑话来。
在江青秘书杨银禄的回忆录中，有这样一则“一颗安眠药、惊动政治局”的故事。讲的是1972年3月4日晚上（林彪事件以后），江青在不经意中吃了护士晓兆给她的备份安眠药，忘了，还责怪晓兆没有给她。本来这件小事到此就可以了结了。但是江青一听说晓兆是“广州军区调来的”，立刻就怀疑她是“黄永胜派到我这里来的”。还打电话叫所有在京的政治局委员都来调查这一林彪集团“迫害”她的阴谋。江青的胡闹显然没有得到她同事们的支援，因为晓兆不过是一个护士，而所有江青服用的安眠药都是由医生决定的，和护士没有任何关系。连和江青一起同为“四人帮”成员的“张春桥、姚文元，也对江青的这种做法看不惯……在一旁默不作声”。但江青并没有认为自己的怀疑是错误的，而是充满了进一步的恐惧，以致一夜未眠，第二天早上还吓得“脸上的肌肤在颤抖”连“拿笔写信的力气都没有了”。只能用口述的方法让秘书给毛泽东写了一封正式的“受迫害者”的求救信，如下：主席：我长期遭受林彪一伙的迫害，他们指使在我这里的坐探叫我服了大量的毒药，使我植物神经功能严重失调。我现在嘴唇青紫，手脚发麻，头发脱落，好似干柴……请主席为我做主……
毛泽东当然没有理睬江青这一可笑的猜疑。但是江青却仍然把它作为自己受到林彪迫害的重要案件资料锁入保险箱。很显然，江青认为她对身边工作人员的怀疑和她被迫害都是真实的。此类被迫害的妄想在文革中多次发生。例如，她将这种受迫害的情结扩展到毛泽东身边，认为毛身边也有一个由“医生护士等人”组成的阴谋集团，并当着毛的面唠叨不止。最后，毛实在不胜其烦，便当着所有人的面对江青说：“你说这些人（指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是反革命、特务集团，你知道这个集团的头子是谁？那就是我。”江青这才哑口无言。
精神病学的常识告诉我们：这是一种典型的“被迫害妄想症”（Persecutory type of delusional disorder），大都属偏执型人格变态。它的临床表现是：患者会自觉受到迫害，如言语上的针对、嘲弄、跟踪及监听等，患者更可发展出很广泛及系统性的被迫害思想，例如会认为整个暗杀集团部署暗杀行动。故此患者会处处防备，生活极度谨慎，由于担心被害，患者的社交生活及日常工作都会受到影响。其中的“妄想”是指病人整天多疑多虑，胡乱推理和判断，思维发生障碍，是精神疾病的一个重要症状。患者可伴有幻觉，但无其他明显的精神症状。病人由于缺乏安全感，导致对外界的极度不信任，而产生的一种幻想。
在西方心理学界对偏执型人格患者的研究中，很早就有人把这类人格障碍者分为两类。一种被称为迫害偏执人格，“倾向于责备人，把别人看成坏人，把自己看成受害者，认为自己遭到虐待和迫害。”另一种被称为惩罚偏执人格，“个体倾向于责备自己，认为自己是坏的，而因为别人惩罚他们是正当的，他们有一种将威胁解释为惩罚的倾向。”江青的人格障碍显然属于前者。
美国心理学家斯蒂夫·卡普曼（Stephen Karpman），为医学博士。他曾任美国国家海军精神科医生，与人际沟通分析学派（Transactional Analysis，简称TA）创始人艾瑞克·伯恩博士（EricBerne）一起工作。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他发现所有的心理游戏中都有迫害者、拯救者与牺牲者这三个角色，而每一个人都常常在这三个不同的角色中互换位置。为此，他创立了著名的卡普曼戏剧三角形（Karpman Drama Triangle）：按照这一理论来分析江青的迫害狂的形成，我们会发现其重要来源却是她长期的“受害者”情结，或被迫害狂想症。在这一互换的过程中，江青先是把自己在幻想中虚构为一个被迫害者（“受害者”），而所有她要打倒的政治对手和整肃的对象又被想象为对她进行疯狂迫害的人（“迫害者”）。这样，她就有了道德的支点和合法的理由去同样疯狂地反击这些迫害她的人，而成为一个“拯救者”。其实，正是她在虚构世界里的被迫害的妄想使得她在现实的世界里成了疯狂的迫害者。对此，为江青写传记的美国学者特里尔（Ross Terrill）有类似的观照：可以肯定地说，江青是好战的；但是她把自己的斗争看作是自我防卫……江青经常沉湎于幻想之中。少女时代的她就充满了激情和梦幻……现在亦无大改变，她感到肩负着某种使命的冲动，她觉得自己成了冲锋陷阵拯救自己的人民的女英雄。
长期以来，江青一直有一块非常大的历史心病，那就是她在三十年代在上海当演员的那段历史。其实，江青在当时是一个进步的革命文艺青年，也从不是什么“叛徒”。她在爱情上的追求也并非是低俗淫荡的；相反，真实地反映了一个现代新女性在那个时代追求自由和女权的努力和波折。在文革中曾是第一任江青秘书，现又成为文革研究专家的阎长贵先生对江的这段历史有非常中肯的评价：江在“文化大革命”中作恶多端。那么，江年轻时就是一个坏人吗？我认为不能这样说。……江在“文革”中，一方面吹嘘自己30年代的革命经历，经常向人讲她30年代做地下工作的情况（向我也讲过），一方面又竭力掩盖自己30年代的另一些情况，对了解和涉及她30年代历史的人大施淫威、残酷迫害，使很多人特别是文艺界人士被迫害致死、致残。她仅在这方面的罪恶就擢发难数，这也清楚地表现着她政治和道德品质的卑劣。然而客观地、历史地讲，同其他年代如40年代、50年代、60年代、70年代相比，江青的30年代是值得肯定的，它是江的“黄金年代”（这是美国传记作家特里尔在《江青全传》中的说法）。而江为什么对她的三十年代又讳莫如深？这大概是古今中外一切出身卑微后来又成为大人物的共同的变态心理。
虽说阎先生把江青的心理问题延伸到古今中外的一切大人物身上有一点以偏概全，但对此是一种“变态心理”之说，实为神来之笔。首先，江青所投身的共产主义革命，是一种她青年时代所代表的个人主义和个性解放的天敌。加上中国几千年以来对女性参政的仇视态度，江青在她的30年代的演员和文艺青年的经历当然不是一种英雄血统，相反是为人垢恨的履历。这大概使江青感到了“受害”的压力并成为要掩盖它的原因之一。其次，江青在30年代虽然也参加了一些进步活动，但无论在地下党还是在左翼文艺界，都毕竟是一个小角色。江青要“吹嘘自己30年代的革命经历”，就必须把自己的作用无限放大。30年代上海中共和革命文艺的领导及代表人物，当然是周扬、夏衍、阳翰笙和田汉等人。而这些人非但在江青建国后的一些文艺活动（包括京剧革命）中反对了江的极左政策的，恐怕在这些大人物们的内心深处对江青这个当年的三流演员是不肖一顾的。这些都自然而然地在江青这个心理疾病患者的无意识里构成了深深的“受害者情结”。而在三十年代的上海和周扬等人公开竖旗对立的是鲁迅。这又就使江青产生了把两者连结在一起的被迫害妄想。例如，在江青和维特克的谈话里，她对自己和鲁迅一起受到周扬等人的迫害有如下的长篇描述：在她有了演员的名气后，几家电影公司找到她强签合同，这时鲁迅出来保护她了。鲁迅作为一名作家，批评电影公司是多么残忍地欺凌演员。最大的电影公司（通过周扬及其党羽的文化运作，直接或间接地为国民党服务）诽谤他和恐吓要杀死江青来反击鲁迅。因此，在上海的那些年，她和鲁迅都受到了相同的迫害。像鲁迅那样，她的神经时刻受到敌人的折磨。在说到各种不同的人和团体时，她的声音痛苦地升高了。那时候，国民党和共产党里都有人阴谋杀害她。……他们散布她将被绑架的谣言，实际上，他们正试图逼她自杀。她已经失去个人权利，没有接触媒体的管道，没有办法去反驳攻击者，为自己辩护。在那些攻击者中，很多人控制着媒体。当认识到自己以实际上被与外界隔离了，很容易受到攻击后，她每天都生活在恐惧中。她的健康日渐恶化，抵抗力急剧下降。
这一段冗长的表述完全可以当作一个被迫害妄想症患者的自白，完全符合我们在上文引用过的临床症状（“广泛及系统性的被迫害思想，例如会认为整个暗杀集团部署暗杀行动。故此患者会处处防备，生活极度谨慎，由于担心被害，患者的社交生活及日常工作都会受到影响。其中的’妄想’是指病人整天多疑多虑，胡乱推理和判断”）。首先，这里的“受害者”是她虚构的，因为没有任何历史材料证明鲁迅和江青在30年代的上海有过交集。当维特克直接问江他们两人是否相识时，江青也只能羞羞答答地说：“她在上海时，有人告诉她，鲁迅曾看过她的舞台演出。她脸色微红地回答，强调是听别人说的，她自己并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可见和她一起扮演“受害者”的鲁迅和她的关系是纯属妄想。另外，江青眼里扮演“迫害者”者的“周扬及其党羽”也是虚构的。因为三十年代的周扬也并不认识江青（按江青的说法，只在田汉家里匆匆见过一面而已）。由此可见，“绑架”、“阴谋杀害”、“逼她自杀”等等骇人听闻的迫害完全出于江青“受害者情结”的外射。这里最可怕的是：因为这种妄想被“广泛及系统化”，这样江在三十年代的朋友郑君里、赵丹乃至保姆秦桂贞都在不幸中被“系统化”进了她的被迫害妄想网路中的某个连结点。而成了江青的疯狂迫害对象。
现在我们就不难解释为什么不少受了江青残酷迫害的人一直想不通江青要迫害他们的缘由，因为他们都觉得自己并没有在现实中对江造成任何政治上的威胁。这里解开迷思的钥匙是：他们都在用一种正常思维来思考和判断江青的非正常思维——深藏于她潜意识里的“受害者情结”和被她“广泛及系统化”的受迫害妄想。江在文革中的第一任秘书阎长贵先生所受的迫害便是如此的典型一例。阎长贵先生1967年1月因《红旗》杂志的同事关锋推荐任江青第一任专职秘书，1968年1月被江青诬陷为“坐探”，投入秦城监狱，关押七年半。事情的直接起因是他转了一封来自北京一个电影制片厂一位在三、四十年代曾一度叫“江青”的女干部的信给了江青。出于好奇，阎长贵以为两个“江青”之间可能有什么关联。此事显然触及到了江青上世纪三十年代年代的历史，于是就在偶然和不幸中被“系统化”进了江青的被迫害妄想网路中。阎先是被江青撤了职。不久因为关锋和戚本禹倒台，又被江青进一步“广泛”地妄想为他们安置在她身边专门来迫害她的“坐探”，还偷了江青身边的“毛主席手稿”。阎长贵先生在文革结束后自然彻底平了反，但是他一直无法理解为什么江青会产生如此“荒诞”和“信口雌黄，胡乱编造”。因为“江青关我八年，而专案组一次也没问过我所谓‘偷’毛主席手稿的事——因为根本没这回事。”他的唯一解释是：“江青为了整人，整一个下人——手下的人，竟出此下策，也足见其人格低劣之一斑。”阎长贵先生的愤怒和痛斥都是正当的和合理的。只是，如果把他的评语“人格低劣”改为“人格病态”，或许更接近事实。因为江青对他的疯狂迫害，很大程度上还源起于她同样疯狂的被迫害妄想症。这些荒诞不经的虚构和想象在江青的无意识世界里还是“广泛和系统化”的，这当然是正常的人所无法理喻的。
1991年5月14日凌晨，江青在她北京保外就医的居住地自杀身亡。对于她的自杀，毛派研究者认为可能是“政治谋杀”。她原来的秘书杨银禄则认为是“是因绝望自杀的。她被隔离审查（后被判刑）以后，整整等了15年的时间，看到国内形势稳定，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大势已去，想恢复以前的辉煌已经没有了希望。加之，又患了咽喉癌，心理上和生理上都很痛苦，她于是就横下一条心，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杨银禄的解释基本是对的，但是他忽略了指出一点：江青的心理上的痛苦还和她长期以来所患的精神抑郁症有关。她的自杀完全可能是她抑郁症最后发作的结果。美国《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就把自杀作为抑郁症的最典型的临床表现之一：大约5%-6%的心理疾病患者死于自杀，约20%的有一次以上的自杀企图，有自杀观念的比例更高。自杀行为有时是对伤害自己或他人的命令式幻觉的反应。……特别有自杀风险的是抑郁症患者，尤其在感觉无望和失业时。在精神病性发作或出院后的一段时间，自杀风险也较高。
此外，这一分析还有中共官方的统计数据的支持。在中国近年以来的自杀中，大约51%为抑郁症患者，其中至少15%最终死于自杀。
结语
任何政治人物在从事他们的政治活动时，当然主要是出于理性考量：或是基于自身利益，或是基于政治信仰。但是，这些人物的行为是否还有其他原因？答案是肯定的，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美国崛起的政治心理学告诉我们：政治人物的政治行为有时是为了获得心理的满足，这样的行为有时是非理性的，即使有理性的考虑，也是有限的理性。如果我们再进一步追问：如果政治人物患有精神疾病，这样的心理疾患是否也会影响、或有限地影响他们的政治行为？答案也应当是肯定的。
江青在文革前就被医生诊断出患有多种精神疾病，如患有“强迫观念和双重人格”等。她是带着这些心理疾患进入这一政治风暴之中的。江青的心理疾病之一是一种女性的“外遇型”的“忧郁症”。其原始病源是对毛泽东和她离婚的恐惧。毛对婚姻不忠，使江青有一种极度的不安全感，时时感到有失去她第一夫人地位的可能。
为医治精神疾病，江青被鼓励参与文化革命。她一时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倾一时的女人。但绝对的权力决没有有助于江青精神疾病的治疗。相反，权力造成了她原有的病灶和人格中暴戾成分的迅速激发和大为拓展，使她可以轻易地诬陷和迫害他人，从而对社会带来了更大的危害。在她的政治活动里，出现了歇斯底里的冲动、无端猜疑和报复的病态、被迫害的幻想和迫害的疯狂等等反常行为。这些都说明江青在文革中有极为严重的偏执型的人格障碍。
在这一点上，绝对的权力却成了江青变态人格的放大镜。读者可以在本章分析江青的偏执型变态人格和她疯狂报复她政治对手和整肃对象的关系中，以及她从受迫害妄想的虚构网路到现实世界里政治迫害狂的奇妙转换中获得一些别开生面的启迪。
江青作为一个心理疾病患者进入文革的动荡岁月，又最终以一个精神病病人的方式以自杀离开了纷扰于她的人世。这更说明：对研究江青这种“类型公共人物的发展轮廓”来说，离开了认真研究她的精神病患和政治活动的关系，就不可能说是全面的和完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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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华夏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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