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林立
毛整个道德观的核心是：“我”高于一切。他写道：“道德之价值，必以他人之利害为其行为之动机，吾不以为然。”义务与责任毛概不承认，说：“吾人唯有对于自己之义务，无对于他人之义务也。”中共不能倒了毛泽东这块招牌，把毛砸烂了，等于否定了中共的历史。既然毛泽东“一句顶一万句”，把毛的丑、臭都揭出来，那中共无异于自杀。
中共不能倒了毛泽东这块招牌，把毛砸烂了，等于否定了中共的历史。
既然毛泽东“一句顶一万句”，把毛的丑、臭都揭出来，那中共无异于自杀。所以李志绥出了《毛泽东的私人医生》之后，刚宣布要写第二本书，在美国就被中共特务给消灭了。李志绥的死说明了中共的恐惧，说明他的揭露是有价值的，是在动摇中共的根基。
张戎和她的丈夫乔-哈利戴用了十几年的时间调查取证了众多毛泽东身边的各种阶层的人，完成了《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从更广阔的角度去证实中共捧上神坛的“红太阳”原来从小就不是一个好东西。
在《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第一章里，谈到毛爱他的母亲，因为母亲温和宽容，从不训斥毛。而对于指摘他的父亲，毛泽东以死威胁，从小一副无赖嘴脸昭然若揭。这不禁让人想起毛当政以后是决不允许别人批评他，1957年他甚至用“引蛇出洞”来搜罗那些会批评他的人，毛霸道到什么程度？民众生活在家里，俩口子枕边悄悄话里都不能有批评、指责他的成份。要达到夫妻、父子为其而反目而互相揭发，毛必须要把自己摆上神坛，而中共必须自诩为“伟光正”。
毛泽东的霸道从13岁作的一首诗《咏蛙》中可以看出，“独坐池塘如虎踞，绿杨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做声。”尽管，小时候母亲到哪里毛就跟着，赶庙会，烧香纸，拜菩萨，母亲虔诚信佛，他也似乎乖乖信佛，“但是直到十几岁时才与佛绝缘”，原来那一切只不过是做给善良母亲看的。
在《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第二章“与共产党结缘”里，1911年，17岁的毛泽东来到长沙，当时正是结束中国两千多年帝制的辛亥革命前夜。
尽管清廷宣布立宪，革命党人却一心要推翻帝制，说满族是外国人，应该驱逐报刊杂志此时已数不胜数，他们利用这个条件鼓吹革命，还组织社团，发动了好几起武装起义。
十七岁的毛此时第一次看到报纸。他从报纸上了解到反清派别的观点，立即表示赞同。按当时的时尚，他写了篇文章贴在学校墙上，这是他首次发表政见。像许多学生一样，他剪了辫子，并跟朋友一道挥舞剪刀强行剪掉别人的辫子。在这里毛的个性显露无疑。
十月，邻近的湖北省武昌市爆发了辛亥革命。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八年的清朝垮台了，中华民国在一九一二年的第一天成立。二月，末代皇帝溥仪退位。握有兵权的袁世凯替下作临时总统不到两个月的孙中山，次年就任大总统。但袁想恢复帝制，自己当皇上，连三宫六院都册封了，结果遭到全国人民的斥骂，一九一六年气死后，位于北京的中央政府控制松懈，中国出现军阀各自为政的局面。
新生民国带给年轻的毛的，是无数崭新机会。工业、商业、法律、管理、教育、新闻、文化，还有军事，可做的事层出不穷。毛面临着令人眼花缭乱的选择。他先参了军，但任何约束都受不了的毛，对于军人生活非常厌烦，他最不喜欢的就是听别人指挥，所以出操听口令、挑水做饭给长官泡茶，都让毛忍无可忍。开始他还雇个挑夫帮他挑水。几个月后，毛干脆退了伍，决定再回去上学。
那时报上满是新鲜动人的广告，好些使他动心，一个是警官学校，一个是法律学校，还有个专教人怎样制造肥皂，使毛发了作肥皂制造家的奇想。毛最后挑了省立第一中学，但只在那里待了半年。他觉得不如自修，于是天天去省立图书馆，一待就是一整天。他第一次读到外国名著的译本，这些书把他的脑子从传统观念的束缚中解脱出来。
但他父亲要他上学，否则拒绝供给他钱，十九岁的毛只好进了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师范学校都不收学费，是那时中国致力于教育的结果。
第一师范充满开放的空气，连数学楼也是欧洲式的，长沙人管它叫“洋楼”。教室很洋气，漂亮的地板，窗上装有玻璃。校方让学生有机会接触各种新见解，鼓励他们自由思想，组织不同的学会。学生的出版物有鼓吹无政府主义的、国家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Karl Marx）的像还一度挂在大礼堂里。对读报上了瘾的毛已在报章上见过“社会主义”这个词，在这里他又第一次听说了“共产主义”。那时，中国是真正的“百花齐放”。后来毛统治时也用这个词，但他允许的还不及他年轻时万芳丛中的一小片花瓣。
像全世界的学生一样，毛喜欢无穷无尽地和朋友讨论问题，有时沿湘江漫步，有时爬上校园后面的小山，坐在草丛里辩论到深夜。蟋蟀在身旁一声一声地唱，萤火虫绕着他们一闪一闪地飞，熄灯的钟声响了，他们置之不顾。出门旅行是他们的家常便饭，一转悠就是一个月。农家友善地欢迎他们，供他们吃住，他们以写门联报答。
一次高谈阔论中，据毛的朋友记载：“毛君主张将唐宋以后之文集诗集，焚诸一炉。”这是有记载的第一次毛提到烧书。尽管当时什么奇谈怪论都有，但毛这个提法却和别人那些不成形的言论有本质上的区别，这一点在毛当政以后表现最明显，只许他说，而不许别人说，只许他出这个选集那个选集，但任何人出什么集就成了反党的罪证。
二十四岁时，毛在德国哲学家泡尔生（Friedrich Paulsen）所着《伦理学原理》（System der Ethik）中译本上，作了大量批注。在这些批注里，毛直言不讳地表述了他的“以我为中心”的道德观念。这些观念搁到教师范跑跑身上，只不过开除了事，但要是捧成“红太阳”，那这个国家就要遭大殃。
毛整个道德观的核心是：“我”高于一切。他写道：“道德之价值，必以他人之利害为其行为之动机，吾不以为然。”“吾人欲自尽其性，自完其心，自有最可宝贵之道德律。世界固有人有物，然皆因我而有。”毛的道德等于完全的随心所欲。
义务与责任毛概不承认，说：“吾人唯有对于自己之义务，无对于他人之义务也。”“吾只对吾主观客观之现实者负责，非吾主观客观之现实者，吾概不负责焉。既往吾不知，未来吾不知，以与吾个人之现实无关也。”“吾自欲遂行也，向谁负责任？”
对毛来说，任何成就只有在现实生活中能享受到才有意义。身后名“非吾之所喜悦，以其属之后来，非吾躬与之现实也。”“吾人并非建功业以遗后世。”毛泽东完全不屑于追求“流芳千古”。
良心本是对人的冲动的一种心理约束。毛却认为：“良心与冲动理应一致，乃调和的而非冲突的。”“二者原为一物，吾人各种之动作，固处处须冲动，处处系冲动之所驱，良心之明，亦处处承认之。”照这种观点，“良心”只是为毛的“冲动”服务的工具。
泡尔生说：“毋杀人，毋盗窃，毋欺诬，皆良心中无上之命令。”毛不以为然，说：“此等处吾不认为良心，认为人欲自卫其生而出于利害之观念者。”照毛的意思，人不干这些坏事，只是出于个人利害考虑，要是干了不受惩罚，那就要干。
毛性格的另一个中心是“‘破’字当头”，他说对中国“吾意必须再造之，使其如物质之由毁而成”，而且“国家如此，民族亦然，人类亦然。”“宇宙之毁也亦然……吾人甚盼望其毁，盖毁旧宇宙而得新宇宙，岂不愈于旧宇宙耶？”文化大革命期间，毛的“破四旧”达到顶峰。
杨开慧的父亲杨昌济教授非常欣赏毛，称他“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所以把女儿嫁给了他，最后却被毛借刀杀人。尽管杨昌济对毛赞赏有加，但毛并没有显示出领袖天分。老师徐特立说在学校里看不出他有号召力。当毛发出征友启事，张贴在长沙部分学校时，应召的只有几个。他跟朋友成立“新民学会”时，他虽然活跃，选出的总干事却不是他。
那时的毛雄心很大，但家庭不富裕又不想吃苦，所以要找份像样的工作都很困难。由于一辈子只会讲湖南话，所以在勤工俭学出国热时，既无法去法国，也无法去俄国。
有一段时间，毛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做助理员，一个月八块大洋，刚够生活。他的职责之一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名。不少是当时著名的文化人，毛想跟他们攀谈，但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毛后来说，他们“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讲南方土话。”毛感到受了冷落，一直耿耿于怀，说：这些著名文人“他们大多数都不把我当人看待。”
毛在这里工作了不到六个月，但却种下了对文人的杀机。例如，毛后来在延安搞出的轰动一时的“野百合花事件”，把才华横溢的作者王实味给砍了头。中共建政以后，毛整完了私有企业的商人，私产公有化后，腾出手来，在1957年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给中共提意见为名，把那些著名文人和年轻的精英“引蛇出洞”定为右派，然后死刑、判刑、坐牢。更多的右派被送到连犯人都挪走的血吸虫盛行的地方去“死缓”。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真是中国的大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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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百家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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