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胡鹏池
作为一个清华人，我们曾两次看到王光美在清华挨斗。我敢说我们大多数人并没有幸灾乐祸的感情，并不认为蒯大富及其下属组织“捉鬼队”的行动是什么“好得很”，相反看到王光美脖子上挂着一嘟噜乒乓球，穿着一层一层出国访问时穿的旗袍，我们对蒯大富的行为心生厌恶。我们不会像江青那样在电话的另一端嘎嘎地偷着乐出声。
“派工作组”是刘少奇唯一的选择*
为什么说“派工作组”是刘少奇唯一的选择？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对刘少奇此人有一个基本的感知；其次要谈到我们这个党对“派工作组”方法的认可。
*一、我们这代人对刘少奇的感知*
对于隔代人，要做到这一点是困难的，而我们这一代人相对来讲要容易一些，我们对刘少奇此人不仅有一些感性的了解，也有一些理性的认识。当然也都很肤浅，但也不乏正确之处。
我们这一代人都熟悉他的高鼻子、微微向前拱的嘴巴子、还有那一头银丝、两小撮亮眉，于是有一种慈祥之感；
我们这一代人也读过他的两本书：《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与《论党》，听过或间接听过他的报告，感觉也不错，于是感到他是有学问也有修养的人，不是那种粗皮糙肉的大老粗；
我们这一代人也看过“刘少奇主席访问东南亚六国”风光无限的纪录片，特别注意到他那个老婆王光美的绰约风姿。感觉还是挺不错的，挺漂亮的，也挺大方的，不丢中国人的脸，只是稍稍有点“显摆”。不过也不到“臭显摆”的程度，所以一般人都不会太反感，当然江青除外；
作为一个清华人，我们曾两次看到王光美在清华挨斗。我敢说我们大多数人并没有幸灾乐祸的感情，并不认为蒯大富及其下属组织“捉鬼队”的行动是什么“好得很”，相反看到王光美脖子上挂着一嘟噜乒乓球，穿着一层一层出国访问时穿的旗袍，我们对蒯大富的行为心生厌恶。我们不会像江青那样在电话的另一端嘎嘎地偷着乐出声；
我们这一代人也看过刘少奇后来挨斗时的照片。有好几个月没有在报纸上看过他的照片了，人已经走形了，神情很呆滞，惨不忍睹啊！
于是就有一种综合的感觉：刘少奇这个人啊！既不是那么傻，也不是那么机灵。他真要那么傻，怎么可能爬到那么高的地位？他真要那么机灵，怎么可能落到如此悲惨的下场？
刘少奇当然是老革命，从事革命工作四十五年了，党内斗争的经验有的是，一般的、正常的政治敏感性也都是有的，但他天生地缺少灵活性，更天生地缺乏想像力。
刘少奇也有人文修养，但并不厚实；刘少奇也有逻辑思维，但并不致密；刘少奇尤其缺乏的是毛泽东那样天马行空、放浪不拘的形象思维；更缺乏“和尚打伞，无法无天”雄魂胆魄。
对于这样一个刘少奇，你能指望他什么呢？无论他如何苦思冥想，或者冒出思想火花，他也永远不可能想到毛泽东这一回的形象思维会如此地“出神入化”！
后来陆续上演的红卫兵、破四旧、天安门上八次大接见、全国大串连，一月风暴、全面内战，三年不招生、三年不上课，全国大武斗、三万工人、农民、解放军进驻清华园，这样的措施与后果，谁能想得到啊？端的是“鬼神莫测”！
即便是毛泽东自己也不是一下子都能想得到的。毛泽东的这些办法也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一边乱搞着，一边胡想着。
这样的一系列办法，往前五千年，不会有人想得到；往后五千年，也不会有人想得到。在人类历史上能采用这样的办法，也只能是毛泽东一人而已。所以说无论文化大革命是不是“十年浩劫”可以另当别论；但它的“史无前例”却是确凿无疑。
刘少奇面对文革乱局实在没办法。
没办法也得想办法，你是“一线”呀，你得为党做工作呀！别人可当逍遥派，你刘少奇不可能；你想解甲归田，也晚了。此时的周恩来出国了，康生莫测高深，陈伯达莫名其妙，林彪躲在北戴河“韬光养晦”，陈云“识时务者为俊杰”，早就“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了……谁都可以躲，就是你刘少奇躲不了。你不是接班人吗？你这个接班人还得继续当下去，既不是你想当就能当的，更不是你不想当就不当的；何况此时的刘少奇还恋栈着呢！还根本没有不当这个接班人的想法。
刘少奇聊以自慰的是：此时还有一个邓小平“跟哥哥进城”。
*二、我们这个党对“派工作组”方法的认可*
自从这个国家有了这个党以来，尤其是从“延安整风”以来，“派工作组”的方法早就成为党的传统的、成熟的、有效的、屡试不爽的工作方法。哪里出了问题，就派个工作组去解决问题；要搞什么运动了，那就层层派出工作组去领导运动。
工作组从来都是代表党的，工作组从来都是凌驾于各级党委的。
可以说，没有一次搞运动是不派工作组的；没有工作组领导的运动那还能叫坚持党的领导吗？远的“土改”，近的“四清”，全都是“工作组”满天飞。
所以，文革初期“派工作组”的做法既是党的一贯的做法，也是最安全，最稳妥、最不会受到非议与责难的方法。
老革命嘛！遇到了任何新问题，当然得采用党的老传统。
刘少奇这个老革命，遇到了文革这个新问题，他当然、必须、只能采取我党的老传统，最最保险、最最稳妥的办法——派工作组。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不是什么选择，而是一种习惯、一种属性。
就像下雨天要撑伞。
*（四）刘少奇的老办法催生了毛泽东的新办法*
凡搞运动，就是整人，所有的政治运动都是整人运动。通过整人达到政治目的，而整人本身就是目的。
文革刚开始时人们对文革的理解也是这样，整人目的不变，具体对象虽有所不同，但方法总是大同小异的。
无非是党中央发号召，在各级党委、或临时替代党委行使职权的工作组的领导下，先是访贫问苦、扎根串联、忆苦思甜、学习文件、忆失权之痛苦，思有权之幸福；广泛发动群众、组织贫下中农、积极分子队伍，揭露一小撮阶级敌人，深挖猛批、斗倒斗臭，最后分门别类地戴帽子、杀关管，在原来的干部队伍及新建的积极分子队伍中吐故纳新，重新建立新的领导班子。新班子建成了，运动就结束了。留下的一屁股屎，慢慢再擦，这就是运动后期的所谓落实政策、甄别。
笔者曾于65年下半年至66年上半年在北京郊县的一个“三类队”搞四清，“四清”就是这一套程序。
文革开始时，虽然运动来势凶猛，但谁也不会想得到这一回的方法全变了。
1966年7月18日毛泽东回到北京，经过一星期左右的了解情况，毛泽东就悍然决定全部撤回工作组，不久又宣布所有的工作组都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仅“踢开党委闹革命”，而且“踢开工作组闹革命”，到后来实际上也“踢开党中央闹革命”，各级政府瘫痪了，各级党组织垮台了，连“中央书记处”也瘫痪了，党团组织全都不要了，毛泽东只要了一个以他老婆挂帅的新设立的“中央文革小组”，又要了一个自己新鼓捣起来的“红卫兵”，接着开始八次大接见、破四旧、不上课、大串连，让乳臭未干的学生娃娃打着“毛主席的红卫兵”的旗号到全国各地煽风点火，所到之处，藐大人哉。
这种办法，除了毛泽东本人外，即使是刘、周、朱、陈、林、邓六个脑袋加在一起也想不到。
其实这一系列的办法，既不是毛泽东的既定方针，更不是他的伟大战略部署。就以对工作组的态度，毛泽东起码也经过了三次变化：*一、6月初，毛泽东对“派工作组”是赞成的*
有史实为证：①5月29日，中央决定由陈伯达率临时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由张承先率工作组进驻北京大学。5月20日，毛泽东批示：“同意这样做。”于是在31日陈伯达率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并改组了报社领导班子。
②6月3日，毛泽东在审阅新华社两篇电讯稿时分别批示：“已阅。同意。”
其中一篇就是新改组的北京市委决定。决定的内容有三条：一、派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到北京大学对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进行领导；
二、撤销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陆平、副书记彭珮云的一切职务，并对北京大学党委进行改组；
三、在北京大学党委改组期间，由工作组代行党委的职权。
看看这三条内容，其实都是后来批判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内容，而这两篇电讯稿都在6月4日的《人民日报》发表。
*二、6月中，毛泽东的态度渐渐由赞成变为暧昧*
也有史实为证：①6月10日晚，毛泽东在杭州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时说：“关于文化大革命，要放手，不怕乱，放手发动群众，要大搞，这样把一切牛鬼蛇神揭露出来。不一定派工作组，右派捣乱也不可怕。”
②6月12日，毛泽东说：“派工作组太快了并不好，没有准备。不如让它乱一下，混战一场，情况清楚了才派。”
这两条史实说明6月中旬毛泽东的态度有了变化，主张“不一定派”、“派了太快了并不好”，由“支持”转变为“暧昧”，但仍然不是坚决反对的。
3、直至7月下旬，毛泽东的态度才最终演变为全盘否定。
对于这一条，当然就有更多的史实为证，此处无须赘述。
“全盘否定”的原因很多，不外乎：①刘少奇派的工作组确实普遍犯了错误，他们将“文化大革命”引导向又一场“反右派运动”，确实将一批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学生打成了“右派学生”。
②刘少奇无法领导江青，江青也瞧不上刘少奇。刘少奇以中央名义对文革进行强势领导，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处于被动、边缘的地位。
③正由于刘少奇派了工作组，毛泽东“反其道而行之”，必然就要反对工作组。
走笔至此，又想起那段著名的林彪语录：“你先说了东，他就偏说西。故当先听他说才可一致。”
可是，毛泽东就是不“先说东”，让你干着急，所以无论你“先说东”还是“先说西”，结果都是错。
林彪当然是极聪明之人，但刘少奇也不是极愚笨之人；林彪有这样的感想，难道刘少奇就没有？
1966年年中的林彪基本上还是逍遥派，他有条件躲在北戴河去看风景，但是身处第一线的刘少奇就“身不由己”了。
到1970年的九届二中全会上，“身不由己”者轮到了林彪，于是林彪重演了刘少奇的故事。
刘少奇的工作组确实是犯了错误的。笔者的这篇拙文也绝不是为“工作组”的错误翻案的，这要强调说清楚。
关于工作组的错误，笔者会在以后的文章加以阐述。
但是，笔者认为工作组的错误绝不是罪不容诛的。如果这是一个团结的中央，如果“打倒刘少奇”不是毛泽东的既定目标，那么毛泽东从外地回到北京后，应当采取“补台”的态度，而不应当揪住小辫子，一棍子打死。
如果毛泽东能采取“补台”的态度，那么刘少奇幸甚！中国幸甚！而毛泽东本人更是幸甚！
*（五）另一张“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
问题是毛泽东锁定了目标，问题是刘少奇被盯上了。
如果，刘少奇没有派工作组呢？难道就没有小辫子可抓吗？
仍然会有的。
如是，毛泽东可能会从另一个角度批判刘少奇：你在北京，不要党的领导，取消党的领导，反对党的领导，搞无政府主义，搞资产阶级大民主。党的领导是“三大法宝”中的第一条，你连“党的领导”都不要了，你在北京“专政”得好啊！
“派工作组”是一件无论如何也不落好的事，派了固然错，不派也是错。无论刘怎样搞，不仅吃力不讨好，而且注定被打倒。
“派工作组”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代替已经瘫痪了的各级党组织，继续行使党的领导。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东南西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党的领导从来都是强有力的，所以必然要将“维稳”放在第一条。连一个大致稳定的局面都达不到，那还如何加强并实行党的领导呢？
所以，工作组总与群众中的一部分人是政治生态中的“天敌”，又与另一部分人是天生的“盟友”。发展下去必然依靠“盟友”打击“天敌”，抓游鱼、反右派。一旦得逞，就必然牺牲一部分群众；一旦失败，则牺牲另一部分群众。
所以从表面上看，似乎最好不派工作组。
可是不派工作组，谁来行使党的领导呢？乱局如何来收拾呢？谁能保证小乱局不会发展成大乱局呢？
试想一下，假如刘少奇此时坐在中南海喝茶抽烟什么也不干，邓小平继续呼朋邀友打桥牌，他们都像毛泽东那样“任凭风雨起，稳坐钓鱼台”，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大气魄坐看云卷云舒，那么毛泽东回到北京后是会赞扬刘少奇还是会责问刘少奇呢？
如果毛泽东回到北京，看见的是既没有各级党委了，也没有代替党委行使职权的工作组，而放任革命小将们乱斗乱批，那又该是怎样的一副场景啊？
比如在我们清华，这个系的革命小将将党委书记蒋南翔斗一通；那个系的革命小将将副书记刘冰斗一通；这个班的将蒋南翔树的干部标兵吕应中戴上高帽子游街；那个班的将蒋南翔树的学生标兵叶志江浇上黑墨水搞个飞机式……无穷无尽的排列组合，10的N次方的斗争场面。
面对这样的乱局，毛泽东也同样可以写上另一篇“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这张“大字报”可以这样写：“党的领导”是我党取得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中的第一宝，离开了党的领导，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取消党的领导，反对党的领导，大搞无政府主义，大搞资产阶级大民主。放肆怂恿一小撮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打砸抢分子肆无忌惮地乱斗、乱打、乱杀，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搞得乌烟瘴气，将无数革命先烈流血牺牲打下的红色江山搞得面目全非，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与“帝修反”遥相呼应，又何其毒也！
联想到……
请问：面对这样的“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刘少奇又当何以作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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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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