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梅公子
1954年民国知名女作家张爱玲在香港。（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张爱玲的母亲黄逸梵，是五四运动的最强有力实践者，她长得很美，所以，张爱玲在自传性质的小说《小团圆》里曾经自嘲，母亲这样一个美妇女怀孕时，她在她的子宫里一定深感窘迫。黄逸梵本人满脑子新思想，看不上丈夫，于是与之仳离，也一并卸下教养儿女的责任，没有兴趣去做一对子女的母亲。离婚后，作为一个自由而富有的女子，周游世界，过了洒脱的一生，老死于异国他乡，儿子女儿一个也不曾照顾上。
黄逸梵出身名门，是清末长江水师提督家的小姐，嫁妆丰厚。她嫁给张爱玲的父亲后，对这个丈夫诸多不如心意，却和小姑子张茂渊意趣相投。因为这兄妹俩少年时便父母双亡，所以她嫁过来，对这个小姑子是有多重身份的意味的，不仅仅是嫂嫂，长嫂如母，更是闺中密友，尤其黄逸梵很美，而张茂渊不如她好看。后来黄逸梵以陪伴小姑子出国留学的名义，自此摆脱了这桩婚姻。在法国时学画画，在徐悲鸿前妻蒋碧微的回忆录里曾出现过。张爱玲在文章里说过，她从小到大都是以一种罗曼蒂克的爱来爱母亲的，母亲代表着一切新的，自由的生活方式。而父亲抽鸦片，娶姨太太，象征着穷途末路的腐朽。张茂渊留学后从欧洲回到上海，黄逸梵也一起回来，和张爱玲的父亲办好离婚手续。而后又独自出国，张茂渊则成为一名在洋行工作的职业女性，自己住在时髦的公寓里，一直单身。几年后黄逸梵再回到上海，住在张茂渊的时尚公寓里。而这个阶段，十岁出头的中学生张爱玲，因为去看母亲未报备，和后母冲突起来，被后母打了耳光，又被父亲暴打一顿后关押起来，她为此重病一场，讬赖贴身保姆悉心照顾，保全了性命，病好后，她伺机从父亲家逃跑出来投奔母亲，由此与父亲后母家彻底断了干系，父亲将她所有的东西都发散给佣人，声称只当她已经死了。而从此，张爱玲便自然归母亲负担的了。母亲又是个学校迷，很有名校情节，自然要为她规划出国留学。然而那阶段，母亲的生活情节实在太纷繁，注意力自然不能都在女儿身上，她对女儿的态度，也并非那种传统的中国式的慈母，她很自我，有很多的情绪化，同时，她也有很多的约会。西式摩登公寓里，总是下午茶，鲜花，茶点，以及，在约好的时间内按响门铃走进来的男人。而这时候，女儿就需要识相地出门去，让出空间给母亲和她的男友。张茂渊白天都是出去工作的，这个自闭的小女孩并没有能去的地方，她在公寓的楼顶平台转来转去，风在空中荒芜地吹过，太阳荒荒，她心里激越地想着：是不是要从楼顶上一头栽下去？才能向母亲表明——她是真的不过意的！她不过意花她的钱，住她的公寓，碍手碍脚地妨碍她重建新生活。后来张爱玲成名后，曾经在文章里苦涩地谈到，和一个挚爱的人相处，熟腻到伸手去讨要零花钱的地步，这绝对是一种考验——即便是母亲和女儿之间。
她偷看过母亲抽屉里的信件，瑞秋在信上给远方的男朋友写信，报告每天的生活内容，不外是聚会或画画，慈善筹款等等名媛的日常生活，同时抱怨应酬太多，以至于没有足够的时间去读书会，等等。这样的信件是既矫情，又令人难过的，在瑞秋芳心柔曼的情感世界里，是一个永远在等待爱的单身女郎，没有在不如意的婚姻里努力脱身的经历，也没有一对离婚后缺乏管教的儿女做她的人生背景。她的女儿个头太高，长相又不好看，性情太怪异，穿着后母给的旧衣服长大，心里充满了委屈，内心渴望母亲弥补她重视她；她的儿子留在前夫家里，饱受欺凌，被后妈和父亲随意撒气，时常挨揍，前夫为省钱甚至不让他接受新式教育，渐渐地越长越猥琐，一个儿时人人称道的漂亮小男孩没有漂亮起来，而是沦为被众亲戚，包括自己姐姐所鄙夷的对象。她的后院哀鸿遍野，情伤处处。男人被她吸引，又碍于她是一位离婚妇人的身份，始终不能定下主意来娶她，她一直在男人堆里打转，无所归宿。然而，当时的她活得很兴头，一径扮演那个出身于前朝显贵门楣，美丽，富有，神秘的，富有学识和才情的东方女子的角色。她铺排的场面里，并没有这一双拖油瓶儿女的位置，因无处被安置，张爱玲被推得扁扁地贴墙而立。
看《小团园》里，张爱玲的弟弟好不容易从父亲和后母的家里脱身，有机会来探望远洋归来的母亲，那个充满了西式派头的母亲，对儿子叮嘱—你要去看医生，要补钙，要去看牙医。你去某某路某某诊所找某某医生，去拍片子，就说是我让你来的，帐单寄到我这里来。这样的随口一说，简直像足一个做慈善的阔太太的口吻。逆来顺受惯了的弟弟，一味地诺诺应答，自然，空口无凭，他不会真的去找到某某路上的那个诊所，和母亲说的那个医生的。这种漫不经心，临时起意的母爱，读起来，只叫人觉得满纸荒凉，人生全无意趣。
张爱玲在母亲的眼里，不漂亮，没有情商，又笨手笨脚，离一个标准的名媛相距遥远。有一次，这个拖油瓶女儿害伤寒，母亲费心费力地照料她，也许是太辛苦了，也许是为此而有不为人知的牺牲，母亲怒不可遏地冲进女儿房间，口气恶毒地咒骂她，说她活着就是害人，早点死了才好。在《小团圆》里，张爱玲对此解释，后来姑姑告诉她，为了给她看病，母亲和医生也有暧昧不清，但母亲一生中这样的事情太多了，所以，她听了也不至于格外过意不去。
1939年，张爱玲以远东第一名的成绩被英国伦敦大学录取，因为二战爆发，退而求其次去香港大学读书，在港大文学院求学阶段，因为她实在是太会读书，成绩优异出众，估计平日里看起来也实在是拮据的缘故，于是她的一个老师，一位英国绅士，便在学期末时，自己给了她八百港元作为奖学金，奖励她的聪慧好学。她母亲当时和一群红男绿女的朋友们正好在香港度假，居住在浅水湾酒店，张爱玲常常去酒店探望她，也多少目睹她和各色男女之间的纠结。因为她在学校素来寒苦，校方的那些管理人员——-英国嬷嬷们，一直把她归为那一种因为贫穷，放假都不回家，而是在学校白吃白住的学生，然而现在负责开车送她去看母亲，见令堂居然住在香港最高端的酒店，一驻扎就是多少天，以至于嬷嬷们的表情都格外严厉了，大抵认定她又是一个巧妙会占便宜的中国人家里的孩子。自然，张爱玲是无从解释的，她打小就在这种复杂的环境里求存，中学一直穿后母给的旧衣服上学，又被母亲训诫得绝无好奇心，也绝对没有满足对方好奇心的必要。如今面对嬷嬷也说不清母亲的钱不是她的钱，于是只好装得完全木知木觉。
这次她得了这一笔奖学金，便兴冲冲拿给母亲看，她母亲那时候正处在一个美貌名媛的巅峰期，男女关系太乱，脑子里对万事的打量都脱不了男女关系，她心理以为女儿和她的老师是有私情勾当，不然老师也不会以奖学金的名义给她发钱，当然，她对此并没有表现出任何好恶的立场。张爱玲离开时，把那笔钱留在母亲那里，是为了让母亲高兴一下。那么下回再去探望时，打算取回那笔钱，她母亲全程绝口不提，于是她也不敢问，然而，天意一般，一个女亲戚走来坐下，谈起昨晚的牌桌输赢，她母亲刚好输了——输了八百元。那一刻，于张爱玲，是一把锐利的剪刀，终于，一刀剪断她和母亲之间的那根亲情的脐带。
后来对她的姑姑诉说，经历了那一道，从此，好像对于母亲的一切，心里终是淡淡然，再没有什么感触了。而姑姑和母亲，曾经是刎颈之交，两个人一同飘洋过海看过世界的。当年的姑姑张茂渊太爱这个嫂嫂，以至于糊涂到完全想不起来她和自己哥哥的关系，一心赞同她闹离婚，在英国留学期间，黄逸梵和一位华人留学生恋爱，监于她的已婚身份，小姑子张茂渊当时竟想出一个昏头主意——自己和那个人结婚，用自己的身份，以遮世人耳目，好有个方便以供这对情人暗渡陈仓，二人生下孩子来，则由她来负责养。然而，，到了1940年代，这对姑嫂完全隔阂了，曾经混在一起的帐目，也力求算得清清楚楚，临别时，为一个饼干盒子的归属，彼此客客气气谦让了半天，一个说你拿去好了，一个则谢绝，说自己去买一个好了。全然没了从前那一种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亲密。姑姑听见张爱玲谈起母亲的种种，则以她一贯的冲淡口吻，简单地道，她这趟走之前，又和我算帐，我就赶紧卖掉了一条弄堂，把钱还给她。
在这样的生存环境里，耳濡目染，张爱玲不在乎钱也难。她大学失学后，在沦陷期的上海，自己写小说发表，一举成名，有了赚钱的能力。在文章里，自诩第一回遇见“拜金主义”这个词，就忙不迭地前去认领——标榜自己是个彻头彻尾的拜金主义者。她一直在攒钱，因为受了太多的气，她自少年起就立志要还钱给母亲，那笔钱要装在漂亮的盒子里，埋在一打殷红的玫瑰花里，足够刺到她心里去的。
最后一次她母亲回上海，张爱玲执意还给母亲二两金子，此时她母亲已经老了，红颜老去，孤身一人，气势也再不是从前那种锋利伤人。这曾经的摩登女子，对女儿执意要还钱给她，表现得十分惊悚，羞骇不已，她掉着眼泪，为自己申辩道：“虎毒不食子哎……”。
她一生的种种先锋和放纵，至此，全成了难堪，唯恐被女儿蔑视到底的难堪，她竟然哭道：“我那些事，都是他们逼我的……”
这真是人世间最最惨淡，最最难堪的景象，然而，文中的九莉（张爱玲），她没有对此作出任何回应，只在心里淡淡应对：你不要也没有了，别的都没有了。而姑姑说的，卖掉名下的一条弄堂房产，还钱给曾经的嫂嫂，大致也是发生在这个时候，可见事过境迁，情帐两清。这是一个结尾，母亲这一趟离开上海后，中国大陆旋即改朝易帜，她再不曾回过上海，和张茂渊，和自己的儿女都不曾再见面。
离开上海后，有段时间黄逸梵是住在马来西亚的，在一间学校教书，那时候她的财产在战乱中都流失殆尽，生活也不算富裕。最近两年我还读到过一篇文章，是黄逸梵在教书时的一个年轻同事的采访文章，二人当年是忘年之交，那位女士一直保留着黄逸梵送给她的礼物和通讯的信件。据她所言，黄逸梵从来没有对她提及过张爱玲。这和黄逸梵长年旅行在外，儿女心很淡有关系，但也从侧面表明了，女儿在母亲那里，也从来都不曾成为她的精神支柱，是她心里视为可勘依靠，可勘信赖，可勘眷恋的女儿。
1952年，张爱玲见势不妙，遂抽身离开红色中国，而姑姑则选择留在上海。她们都是经历过数次改朝换代的人，彼此约好，不再通信。自此一去，姑姑和张爱玲也不曾再会面。《对照记》里有姑姑和她的照片，姑侄二人在公寓楼顶上，身着单旗袍，笑语嫣然的样子，十分美好。她深情地写下，这是姑姑和我同在上海时的样子，在我心里，她永远都是这个样子。
张爱玲来到香港，在孤立无援，前途未卜的境遇里，她自己一个人生活，又不会做家事，又要寻求出路，很是吃了一番苦头，据当时去探望她的宋淇太太的回忆，张爱玲在出租屋里是打地铺的，所有东西都摊在地面上。她也没有能完成在港大的学业，母亲来信，对此指责不已。黄逸梵当时在英国生活，晚年是自己独居，然而，正在四处探寻出路的张爱玲，也没有去投奔母亲，在她的理解，是母亲生怕她去了增加自己的负担。论起来，她们不过是各自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在一间和另一间出租屋里，各自过着独居的生活，然而，骨肉相聚和抱团取暖，于她们是天方夜谭一样的不可企及。
她母亲1950年代后期因病过世，临死前写信给女儿，诉说“如今就还想见你一面”——张爱玲没有去，但寄去了一点美金。后来，接收了她所剩无几的遗产。在她的小团圆里，她提到过她母亲留给她的遗产，形容依然是苦笑。这样的无情无味无余韵的母女情缘，读来只是满心骇然。
然而，身为读者，我们全部都接受，因为懂得，这都是真的，真实的人生，就是这样残酷的，还有的母女关系比这更残酷。而再是美丽的母亲，再是有才华的女儿，到末了，都是苦的。根本上，我们的人生，万般都是苦楚，尤其是当传统的家庭观念被摧毁后，我们需要很清醒地看到，在五四精神，西风东渐的影响下，女性在挣脱了家庭束缚，不如意的婚姻之后，她获得了人身自由，意志自由，但是她并没有因此获得幸福。放弃了责任和社会身份的女性的自由，并不一定每次都等同于幸福。所以对于这样自由鼓吹的声音，我们身为女性，到今天，我们应该依然抱有自身的鉴别能力和对此保有一种清醒的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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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看中国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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