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不会为了言论自由上街，但在维护房产这件事上，不管是体面的中产还是种田的农民都会奋不顾身；刚过去的2020年，买到烂尾房和被强拆的人向记者分享他们的抗争故事。
卓先生在上海一处园区担任总经理，比起多数中国人称得上是中上收入阶层。2018年9月，他跟着上百人到江苏苏州的某区政府拉布条抗议，原因是自己2016年买的预售屋，到了2018年交屋时间还没有盖完，他和其他业主便组成微信群研商如何争取权益。
“那是我第一次上街（抗议）”，卓先生告诉中央社记者，尽管他们在微信群的交流很小心，但仍被警方掌握讯息。头一次上街的晚上，警察就敲他房门了，“说我还是个（中共）党员，怎么可以这样做。”
到了2019年初，卓先生抗议申冤的对象升级为江苏省信访办，成为带头者之一，还撂下话：“若不处理，继续到北京上访。”
在卓先生两年的抗争经历中，很幸运没有遭遇到不文明对待，“警察来了，就是要求我们不要闹。”政府方面也有诚意协助解决问题，“但不允许我们找媒体，发抖音（影音平台）。”至于抗争给他的历练，则是“敢于和大领导拍桌”。
不过卓先生坦言，不同城市政府在应对抗争方面做法差异很大，有些抗议现场和警方冲突后就会有多人被抓。
这样的故事并非特例。微信公众号“每日人物”去年10月底一篇“中产‘别墅梦’的破碎时刻”，就报导了北京一些30、40岁的中产人士，他们在所处领域足够优秀，也相信自己可以匹配更好的生活，于是卖掉两代人的房产换取郊区别墅，别墅价格约在人民币1600万元（约新台币6960万元）左右。
没想到建案烂尾，这些业主继续瞒着家里的长辈，骗他们房子还在盖，同时只能延长在外租屋的时间，承受着巨大的经济压力和心理压力。
报导中，当事人可以理性克制地讲述豪宅烂尾的经历，但是谈到维权过程中，开发商在电话里恐吓、脏话不断，女业主情绪失控说：“大家都是有头有脸的人，也都在很好的单位工作，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的人生会要经历这样的事情。”
卓先生的故事算是有圆满的结局，在政府监督下，屋主的预付款交入政府指定的账户，再由政府找施工方完成建设。他在去年7月拿到新成屋，并在10月转手卖出，比起4年多前的入手价，还赚了约50%。
从一开始，卓先生就没打算走司法途径。他们深信“告赢了也拿不回钱”，宁愿更务实的想方设法让建案能先盖完再说。
在他看来，抗争能否有好结果，“真不取决于你闹得有多凶”，以他的例子来看，主要是该建案就在当地市政府附近，抗争太频繁政府有压力；此外因为地段好，所以建案完成一定能脱手，政府、开发商都有动力去解决。但当地其它的烂尾楼则不一定能有好结局。
相较于卓先生，上海郊区家园被强拆而抗争的张女士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她指着自己在2016年被不明人士殴打住院的照片，控诉自己的家园遭到镇政府雇请的人员强拆、随意变卖她所养的鸡鸭猪只等，并出示2018年7月奉贤区法院的行政判决书，判决书也指金汇镇政府强拆是行政行为违法。
但是，当张女士的先生2019年向金汇镇政府提出申请赔偿，镇政府却提出2012年双方早有协议，所以不予国家赔偿。张女士坚称所谓的协议书上，其丈夫的签字是合成的，鉴定机构则未对此作出定论。
为房维权并不容易。有些上访者会利用每年3月中国开年度“两会”期间陈情，今年由于疫情阻隔，外地人入北京更为不易。张女士说，也许会改成致信给多名全国人大代表及政协委员的方式。
强拆争议一直都存在。上观新闻报导，今年1月18日，四川师范大学教授庹继光在学校坠楼身亡，他去年10月曾检举一名官员滥用职权，暴力拆迁公民合法房产，此后他日渐忧郁。
庹继光做过记者、有律师资格，其妻说，丈夫生前对房屋被拆迁很沮丧，认为“学法律、学新闻，但救不了自己”。
当前中国部分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仍大，但金融风险也大，建案一个个推，有关强拆、烂尾等新闻层出不穷，这也意味着为房维权这条漫漫长路上，还会不断有新人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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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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