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宋永毅
病态性的偏执表现在储君和最高皇权的政治关系中，都可能成为被废黜的导火线。庐山会议上林彪及其军人集团企图“揪出张春桥”失败后，毛泽东采取了步步紧逼的措施，相继对黄、吴、李、邱、叶作了严厉的批评。尤其是对叶群的批评，无疑是指向林彪的。
在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写上党章的墨迹未干之时，毛就开始准备隔代指定林的接班人了。九大期间，毛泽东就接班人问题和林彪谈过话，谈到“你年纪大了谁来接班”时，提到了张春桥的名字。1970年4月25日，毛泽东和林彪在苏州见面。毛已经比较正式地向林彪提出由张春桥当林的接班人。据秘书回忆，叶群的记录如下：毛主席问林彪：“周总理年龄大了，对总理的接班人有什么考虑？”
林彪没有说话。
毛主席又问：“我年纪大了，你身体也不好，你准备把班交给谁？”
林彪还是没有说话。
毛主席再问：“你看小张（张春桥）怎么样？”
林彪说：“还是要用跟您一块上井冈山的红小鬼。”
关于用“红小鬼”的话，我印象深刻。叶群也对我们说过，林彪给毛主席说“还是要靠红小鬼”。叶群还说：“要筹备四届人大了，主席情绪很好。”
就是这次，毛主席邀请林彪出席九届二中全会，林彪答应了。
毛林的上述对话至少告诉了我们以下几点：1、毛深知林彪的健康情况极差，很可能熬不到接他班之日。他把林彪写入党章其实是一种过渡性的权宜之计；2、这一过渡的对像是张春桥；3、毛希望林能同意他指定的隔代接班人，并准备立刻转移权力。显然，毛林之间在这一问题上产生了严重的分歧。这一分歧导致了他们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最终分道扬镳。
皮相地来看，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毛林主要冲突之一是在是否设国家主席问题上。然而，从变异了的中共皇太子政治的角度来看这一冲突，恐怕还不难得出另外的结论——最高皇权极力限制东宫太子开府纳士、建立行政上的接班梯队的企图。正如同有关学者分析的，尽管“国家主席”是一个虚位，但是一旦林彪获得这一法统的位置，“他既可以按法统直接号令周恩来集团所控制的政务系统，也可以按法统直接插手中央文革集团所控制的文化教育系统。”为此，原林彪军人集团的主要成员之一的邱会作在他晚年的回忆录里认为：“实际上主席的目的就是不想让林彪当。”作这一如是观，我们便不难理解毛泽东为什么对投入林彪阵营的陈伯达恨之入骨，不惜构陷莫须有的罪名，在庐山会议后下狠手打成比刘少奇罪名还要多的“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因为陈伯达的加入标志着林彪的军人集团开始有了重量级的文臣，一个东宫太子府的雏形便跃然欲出了。而毛氏皇太子政治中是绝对不会无视他的储君形成一个完整的第二权力中心的潜在危险的。
一步之遥被阻的个人因素
在皇太子政治中，虽然储君的地位离最高皇权只有一步之遥，但在没有跨越之前，最高皇权和东宫太子之间的关系还是君臣关系。可林彪除了“接班人”以外，还有另外一个正式的称号：“毛主席的亲密战友”。严格地来讲，这一称号和君臣关系的严格的上下定位是有一些矛盾的。因为一旦成为储君，平辈的“亲密战友”之说就不再是一种臣下的身份。而纵观林彪在当上接班人前后的言行，他对于自己和毛之间的君臣关系的定位并不是非常清楚的，他的认知更多地是游离于“接班人”和“亲密战友”之间。加上他大半生是个军人，缺乏中共最上层的政治生涯的历练。虽然他也读了大量中国宫廷政治的典籍，但和周恩来这样天天沉浸于风云变幻的宫廷政治中的老手相比，毕竟还是纸上谈兵的水平而已。一方面，林基本上是以军队的经验从政；另一方面，他没有完全摆正自己和最高皇权的君臣关系，看不透“接班人”这个难以消弭的死结。这就使得在体制和其他必然性的政治因素外，他个人性格、心理乃至家庭关系等偶然性也极大地影响了他的最终被罢黜。
其实，林彪和毛泽东在不少个人性格上是很相似的，可谓“人以群分”。这首先是表现在林对亲信部下的无端猜忌，心胸狭窄，并因此而构陷罪名加以残酷整治上。而当这些组织措施涉及到毛泽东的批准时，可能因为林的长期军人生涯。使他又常常采取非常直接的类似“逼宫”的形式，在毛原来就多疑的内心投下了不小的阴影。虽说林彪是名义上主持军委工作的副主席，但因为他的身体情况，不得不选择一个他信得过的军队的总参谋长主持日常工作。毛在文革中罢黜了他亲手选择的两个接班人，林彪也在文革中搞掉了两个他亲自推荐的总参谋长—罗瑞卿和杨成武。罗瑞卿一案，虽说毛因为罗瑞卿和贺龙、刘少奇走得太近，对他也有所顾忌，但当时还没有下决心要整倒罗瑞卿。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毛深知罗对他还是忠心耿耿的。1965年12月1日，“林彪派叶群到杭州向毛泽东诬告罗瑞卿，并带去林彪11月30日写给毛泽东的信和关于罗瑞卿的十份材料。”叶群和毛密谈了五个多小时，又在12月8日到15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分三次作了约十小时的发言，绘声绘色地捏造事实，说罗瑞卿如何逼迫林彪退位，要林‘不要挡路’，‘一切交给罗负责’”。林在信中还说：“现先派叶群送呈材料，并向主席作初步口头汇报。如主席找我面谈，我可随时到来。”很清楚，所有这些的活动和材料的重点在于逼迫毛泽东在林罗之间做出一个迅速的选择。为了利用林彪掌控军队为文革的发动保驾，毛泽东当然选择了林彪。但是他在上海会议中仍然意味深长地对林说过：“（罗）反对你（林彪），还没有反对我呢。就是反对我到长江里游泳，还是一片好意。”今天回过头去审视罗瑞卿一案和他与林彪交恶的缘起，完全是因为那些并不复杂的人际嫌隙，便使他上纲到了对罗企图“抢班夺权”的猜疑。很显然，林彪对他手下的总参谋长缺乏包容之心，而对一些芥蒂小事过多地表现出睚眦必报之心。
林彪向毛泽东状告杨成武
林彪紧接着整垮他亲手挑选的第二任（代）总参谋长杨成武一案，更显示了他的性格缺陷。根据现在陆续披露的材料，主要是因为如下几件事：1、1967年夏杨成武陪同毛泽东南巡，在途中毛泽东为了拉拢林的这一亲信，并离间林杨关系，讲了不少林彪的坏话。毛又让杨在途中回京多次执行他的密旨，故意命令杨只和周恩来联系，不要告诉林彪。这被林彪认为是杨“有意封锁”。而对杨来说，更是有苦说不出，因为“身到高位始知难……杨成武已深深感受到这两位统帅副统帅之间的矛盾、猜忌、警惕与斗争。而他本人，正夹在这对矛盾之间。”2、1968年3月，杨成武收到空军机关的匿名信，状告林立果“小舰队”成员周宇驰、于新野、刘沛丰、王飞等人玩弄女性等恶行，他便转给林彪建议调查。这当然被林彪和林立果看成是极大的不敬和挑衅。
就为了这些事，林彪向毛泽东状告杨成武，罗织了杨成武“同余立金勾结，要篡夺空军的领导权，要打倒吴法宪”，“同傅崇碧勾结要打倒谢富治”，以及“杨成武的个人野心还想排挤许世友，排挤韩先楚，排挤黄永胜以及与他的地位相上下的人”等莫须有的罪名。对这些罪名，毛泽东当然心知肚明。但因为1968年春的毛泽东仍非常需要林彪的支持。作为一个极端实用主义的政治家，毛当然首先考虑了文革政治大局上的成败得失，而不是他和杨成武之间的个人情感。然而，毛对林彪“两者必择其一”式的摊牌仍是怨气冲天的。他说过：“一边是副统帅，一边是代总长，两者必择其一，让我怎么办呢？当时我还没有充分的理由，不要这个副统帅，无法向全国人民交待呀。”打倒杨成武不久，毛又在1968年4月上旬对杨的老上级聂荣臻元帅说：“如果讲杨成武的后台，第一个就是我，第二个才轮到你”。在毛看来，林显然是要求罗瑞卿和杨成武对他个人（储君）的忠诚大于对毛（最高皇权）的忠诚。尽管毛为了文革大局两次支持了林，但毛的内心深处怎么会不激发出不满的情愫呢？
果然，毛泽东在1970年的庐山会议上因为张春桥问题的摊牌给了林彪一次当头棒喝。临上庐山之前，林彪、叶群及其军人集团对搞掉张春桥也是信心满满。连陈伯达都认为：因为有“在罗瑞卿、杨（成武）、余（立金）、傅（傅崇碧）、贺龙的问题”的先例，“如果林副主席提出张春桥的问题，毛主席肯定会支持。”但结果事与愿违。当然庐山上的风云突变有众多的因素，但毛泽东终于宣泄出了对林彪前几次“逼宫”的不满恐怕也是其中之一吧？
林彪性格的第二个缺陷，还在于一种病态性的偏执。每天和他见面的秘书认为：晚年林彪“已经陷入了严重的病态，但他自己并不承认这种严重性。执拗而内向的性格使他认准了一个‘理’：谁也不可信，只能信自己”。这一病态人格如果表现在日常生活中，可能最多导致和家人和亲友的疏远或不和。但表现在储君和最高皇权的政治关系中，都可能成为被废黜的导火线。庐山会议上林彪及其军人集团企图“揪出张春桥”失败后，毛泽东采取了步步紧逼的措施，相继对黄、吴、李、邱、叶作了严厉的批评。尤其是对叶群的批评，无疑是指向林彪的。但是，毛当时一直没有点林彪的名，据《毛泽东年谱》记载：至1971年3月24日毛还指示周恩来“把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的书面检讨及毛泽东的批示送林彪阅，并要求在场的人，除康生外，乘火车去北戴河向林彪作一次汇报，时间在林彪看完黄、李、邱的检讨之后。”4月20日，周恩来“示意林彪到会讲话，林彪没有出席会议的意思”。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毛泽东抓住黄吴李邱叶的检查，意在要林彪就庐山会议之事也作一深刻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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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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