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林辉
据李敦白回忆，早在1946年夏天他前往延安前，就在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遇到了刚刚毕业于北平辅仁大学的王光美，当时的她年方24岁，是时任军调部中共首席代表叶剑英的英文秘书。李敦白到延安没多久，国共内战全面爆发，王光美也随军调部中共代表团撤回了延安。同样来自美国的马海德大夫和他的中国妻子苏菲，试图撮合二人，但二人在相约下馆子各请吃了一顿回锅肉后，觉得还是当普通朋友好。
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有这样一批外国人：在本国因不满现实，同时受马列思想所炮制的幻境蛊惑，加入了共产党，其后，又怀着憧憬，或是前往苏联，或是来到了中国，为共产党革命不遗余力的宣传。他们中有成为共产党座上宾的，如美国记者斯特朗、斯诺；有曾经大红大紫，与中共诸多领导人均有交集，但又被中共怀疑关进监狱的，如本篇的主人公、美国人李敦白。
可叹的是，这些外国人在看到中共中他们曾熟悉的领导人一个个在文革中被打倒，甚至他们自身也遭遇了不幸后，他们虽有所批判，但很多还是没有看透共产党的本质，仍旧在国际社会帮助中共。李敦白也是其中一个。让我们随着李敦白的口述历史走进他过往的岁月。
参加美共前往中国
1921年出生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市一个中产家庭的李敦白，英文名字是Sichey Rittenberg，他的爷爷曾经是州议员，父亲是律师，还做过代理市长。外祖父是俄国人，曾参加过俄国革命。13岁时他因看到白人对黑人的不公平，萌生了找一个讲公道的地方的想法。
当时李敦白的外公常常在家中招待客人，其中就有共产党人，后来当地的共产党组织开始给李敦白家送共产党方面的宣传资料，李敦白读了不少。中学毕业后，李敦白到北卡大学读书，并成为美共地下党的一员，参加了美共的一些活动，如宣传工作。
二战爆发后，美共坚决反战，认为那是“帝国主义国家间的战争”，但1941年德国入侵苏联后，美共改变了态度。在日本突袭美军珍珠港基地后，李敦白也报名参军，后到斯坦福大学受训，学习中文。受斯诺的《西行漫记》影响，当时受训班中的不少人左倾，对共产党有好感。
1945年，李敦白刚刚来到中国昆明，日本就投降了。在昆明，他联系上了中共地下党。地下党负责人建议他去延安，因为毛正在学英文，但没有好的英文老师。如果李敦白去，可以从事这一工作。他们还向他描述了延安的“美好”，让李敦白十分向往。而李敦白这个中文名字正是在此时由当地开明书店的老板给他起的，即在“李白”中间加一个意思为厚道善良的“敦”字。
不过，当时的李敦白已接到了退伍的命令，但经过申请，他暂时留在了中国，调到上海美国陆军总部工作。在上海，他通过中共内部关系，结识了时任宋庆龄秘书的廖梦醒，又由廖介绍认识了宋庆龄。宋庆龄是共产国际秘密党员。三个月后，在宋庆龄的帮助下，李敦白到联合国救济总署任视察员，监督救济物资的分发。在此期间，他结识了王震、周恩来等中共高官，并将从美国人那里得来的情报“美国支援国民党消灭东北地区的中共”的消息告诉了中共，这也成为其后来被延安接纳的主因。
国民党高级将领孙元良事后认定，正是潜伏的美国“共谍”李敦白，“从军调部美方负责人手中窃取了机密情报，拯救了李先念被国军围困的部队”。
1946年，在周的介绍下，李敦白离开联合国，开始前往延安。在张家口时，在此驻扎的聂荣臻将其留下，让其为面向美国的英语口语广播做校对和润饰。在做了一段时间后，10月，李敦白被中共调到延安新华社工作。李敦白到了延安后，主动提出加入中共，很快得到了中共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的共同批准。不过，他没有像其他几个外国人那样，放弃美国国籍，可以说，他是中共少有的几个外籍党员。
延安结识王光美
据李敦白回忆，早在1946年夏天他前往延安前，就在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遇到了刚刚毕业于北平辅仁大学的王光美，当时的她年方24岁，是时任军调部中共首席代表叶剑英的英文秘书。
李敦白到延安没多久，国共内战全面爆发，王光美也随军调部中共代表团撤回了延安。同样来自美国的马海德大夫和他的中国妻子苏菲，试图撮合二人，但二人在相约下馆子各请吃了一顿回锅肉后，觉得还是当普通朋友好。
后来，王光美成了刘少奇的妻子，而与王光美吃回锅肉成为了李敦白文革时的罪状之一。
被下药坐了六年中共监狱
1949年2月下旬，李敦白接到直属上司、时任新华社社长廖承志转达的由刘少奇签署的命令，让他与师哲（毛的政治秘书兼俄文翻译）一道前往刚刚被中共占领的北平，执行“特殊任务”。李敦白十分兴奋，认为自己很可能承担中共新政权与美国外交沟通的历史重任。
然而，李敦白被“骗”到了东柏坡的一个村子里，并被逮捕。有几个士兵还把他的衣服都扒了，有一个还扒开他的嘴检查。李敦白十分困惑，还哭了起来。随后，他被要求交代他的特务关系。但是审问了几个星期，李敦白也没交代出什么。
当时李敦白被关的屋子很小，一大半地方还被土炕占据，余下的空间只能走三四步，窗户也被木板钉死，整天黑乎乎的，晚上有一盏昏黄的小油灯。审问时充满了恐惧、威胁、恫吓。
据李敦白回忆，他当时思想上摇摆不定，一会儿觉得他们搞错了，一会儿觉得是在考验自己，因为他新华社的朋友和熟人，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几乎都挨过整，有的神经衰弱，有的战战兢兢什么都怕。李敦白还对自己说，他们搞错了，自己也不能埋怨中共。在反复摇摆中，李敦白编造了个假自首，但被“识破”。苦闷紧张中，中共给了李敦白一些白色的小药片吃，不吃就灌。李敦白曾出现过幻觉，甚至窒息过。后来才知道，这种药的作用是刺激神经，让人紧张，睡不好觉。
在精神的痛苦折磨中，李敦白被带到了北京，关进了北京市第二监狱。这一关，就是六年多。
大概是1949年底或者1950年春，通过在牢房糊窗户的报纸上，心情糟糕的李敦白看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精神上好了些，毕竟自己追求的理想好像得到了实现。从此，他开始看书、看报，让自己尽量忘却痛苦。也是在这次坐监中，他的第一任妻子魏琳与他离了婚。
多年之后，李敦白才得知，自己是被牵涉进苏联方面认定的知名左翼记者兼作家安娜‧路易士‧斯特朗的所谓“美国特务案”中去，中共迫于斯大林的持续压力，把他也关了起来。
斯大林死后，苏联党内出现变化，中共也将李敦白释放出狱，时间是1955年4月。此时的李敦白不知真的是否如他所写的那样，对中共没有丝毫的埋怨，反而相信自己已经是“一名经过考验的、真正的、标准的中共党人”了，尽管妻子离开了他，尽管视力因狱中所受的折磨而变的很差。
再坐近十年中共监狱
出狱后，李敦白到广播电台工作。不久，娶了第二任妻子王玉琳。但第一次坐监给他留下了恐慌后遗症。就是说不定在什么时候，突然就会出汗、心慌、紧张，十分恐惧。
1958年斯特朗到中国定居后，受到中共高层的优待。由于斯德朗将李敦白视作儿子，李敦白在政治舞台上也是如鱼得水，深得中共信任，还参加翻译毛选英译本的工作，而且具有“通天”的本事。毛曾请他和其他外国专家到中南海做客，毛的生日，李敦白夫妇也受邀参加。1966年“国庆”典礼上，毛还亲笔为他签名“红宝书”。一时风头无二，按照他自己的说法，那是他个人生命中的“黄金十年”。
1966年文革爆发后，李敦白成为了广播事业局的造反派，还在天安门广场演讲，甚至还曾成为三人领导小组的负责人。果真是“爬的高，摔的重”。1968年2月21日，李敦白再次被逮捕，关进秦城监狱，此时的他又成了“美国特务”，还被询问与王光美的关系，说他发展王光美加入了CIA，后来王光美发展了刘少奇等。
后来他听说，在他的逮捕令上，有周恩来等十三个中央领导人签名，正式的定性是“卷入王力、关锋、戚本禹反革命集团”。这或者与李敦白在“文革”初期表现激进，曾当上其所任职的广播事业局造反派的领导人，一度“红”透中国的经历有关。不过，李敦白本人则认为，他是因为不慎得罪了江青而失势的，虽然他一开始就衷心赞成“文革”中群众大民主的做法，并认定江青才是革命干劲的真正代表。
在这近十年坐监中，李敦白没有发疯，得益于他已不抱“考验”的幻想，得益于他做好了有一天出狱的准备，得益于他“活一天就活的有意思”的心态。看来，共产党的什么思想在这种环境下都是无用的。不过，在第二次坐牢期间，李敦白的恐慌综合症仍时时出现。
有意思的是，在李敦白呆在秦城监狱的最后一年，江青也进来了，就关在他监室的对门。他听到了她吵吵嚷嚷的声音，也知道自己会被放出去，但不知是什么时候。
获释回美国
1977年11月19日，李敦白终于获释出狱。五年后，中共公安部才发文，正式为其“特务”及“现行反革命活动”冤案“平反”。
出狱后，李敦白回到新华社工作，他发现自己所“捍卫”的“社会主义”已经没有了。比如人们开始越来越“向钱看”，比如报纸上不再讨论“姓社姓资”问题。于是对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不满意的他决定回美国。当时，李敦白还差半年就满60岁。
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李敦白承认，看来邓小平大致上还是对的。1981年，美国著名记者华莱士来华采访时，担任翻译的李敦白帮助华莱士解决了中国人要钱的问题，华莱士则利用他在美国的影响力，为白手起家的李敦白提供了不少新的机会。
后来，李敦白在美国开咨询公司，与美国上层社会，如克林顿总统、戈尔副总统、基辛格等皆有关联，其目地就是帮助中共发展经济。中共高官如王震、李先念等去美国时，李敦白都参加欢迎仪式，甚至亲自陪同。他还从旁牵线搭桥，让华莱士采访到了邓小平。
家人受到的影响
李敦白有四个孩子，一男三女。他的儿子李晓明在《“间谍”父亲影响我人生》中记述自己5岁就随母亲接受劳动改造，从有记忆起，就生活在“父亲是个美国间谍”的阴影之下。
在和母亲在河南五七干校劳动时，李晓明对于“烧砖”有着深刻的记忆：“除了下地干活，那里的人们绝大多数时间都在烧砖。砖窑建在一个小土坡上，有的人背砖，有的人用独轮车推砖。我妈妈一次需要背40块砖，我就帮着其他人推车。”到了上小学的年纪，李晓明又被分配去养猪。每天清晨5点，他都会去食堂把头一天的剩饭用桶拎到猪圈，给猪喂食。因为是“美国特务”的孩子，从小李晓明就被同龄的孩子排斥。即使是在干校，其他孩子也不愿和李晓明“同流合污”。
1973年，在干校生活了一年半之后，李晓明离开了依然留在干校接受改造的母亲，回到北京，进入育民小学读一年级，由姥姥照顾他和他三个姐姐的生活。他们住在广播局狭小的宿舍里。
在小学念书时，每逢学校有毛讲话的广播，他都会被要求离开教室。原因是：他没有资格听毛的讲话。于是，无论春夏秋冬，操场上都会出现李晓明的身影。他一个人孤零零地站着，不生气，也不离开。对于这样不公正的事情，李晓明早已习惯，甚至于别的孩子欺负他，他也不还手。那时，他“特别地恨，恨自己的另一半血统是美国。”从别人的议论中，李晓明对父亲的最初印象就是“美国特务，被抓起来了，是死是活，不知道。”
李敦白出狱后，家里的生活品质明显改善。在友谊宾馆，李敦白全家分别住在三套公寓里。“爸爸妈妈住一套，我和姥姥住一套，姐姐们住一套。”也就是从这时起，李晓明才开始从姐姐们的口里得知，家里曾经的生活是多么优越。
后来，15岁的李晓明去美国读高中，上大学后学习电影制作，毕业后从事广告摄影工作。在他的眼中，父亲“比共产党还共产党”。
结语
2012年5月，一部专访李敦白、讲述他的中国经历的纪录片《革命者》，在美国上映，吸引了很多关注中国的观众前往观看。影片最后似乎暗示，主人公对自己当初的选择感到了后悔。然而，事实是，李敦白并没有后悔。如果李敦白真的全面了解中共带给中国人的苦难，看看《九评》，了解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恶行以及更多中共所干的恶事后，还要坚持说自己不后悔吗？
2017-0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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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大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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