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胡平
最不可思议的事发生了，七千人大会结束后还不到8个月，在1962年9月份举行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变被动为主动，一举夺回了话语权，也就是对党的主导权，重新强化了自己的领袖地位，并且把党的工作重点从搞经济建设变成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毛泽东、周恩来在七千人大会上
三、毛在文革前夕的权势地位，从低谷到巅峰
文革前夕，毛泽东是否大权旁落？或许在中共高层，毛的某些讲话已不如过去那么灵光，但在全党全军全国范围内，毛的权势却是达到1949年以来的高峰。这无疑是一个十分值得研究但迄今为止尚未得到充分研究的现象：在1958年，毛泽东发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运动，结果造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人为大饥荒，导致三千多万人非正常死亡。大暴君大昏君毛泽东不因此而垮台就已经够不可思议的了，更不可思议的是，三五年后，毛泽东的个人威望不降反升，竟然还达到最高点，以至于攒足了发动文革的本钱。这实在太不合情理了。如此惊人的巨大逆转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呢？其内在逻辑究竟是什么呢？
本来，到了1961年，面对大饥荒的严峻形势，毛泽东不得不暂时退却，让刘少奇等务实派领导人出面，放弃了一些荒谬的说法和做法，调整了经济政策，使中国走出死亡峡谷。按照1956年中共八大会议上通过的党章，党代会5年一次。1961年就该召开九大。毛泽东深知，倘若如期召开九大，三面红旗的问题，大饥荒的问题，免不了会提上议程，他的错误势必会遭到某种批评追究，即便不下台，其权力也必然会大幅度削弱或架空。因此，毛泽东耍赖，硬是把党章扔在一旁，就是不开九大。
可是不开会也不是办法，因为党内有压力。于是在1962年1月开了个七千人大会。七千人大会主要是检讨大跃进的缺点错误。刘少奇代表中央作书面报告和讲话，坦承经济困难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关于党内民主集中制的长篇讲话，好歹做了一点自我批评，毛泽东鼓励大家畅所欲言，营造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让人说话，天不会塌下来”。强调要“发扬民主”，也多少让与会者出了点气。
七千人大会不是公开举行的，会上没有改选，也没有发布公报或决议。整个会议媒体没有一个字的报道，毛泽东的职务没有任何变化。在社会上，一般民众由于不知情，因此毛泽东的地位和形象似乎也没有什么变化；但是在党内，尤其是在党内上层，以刘少奇为首的务实派获得了巨大的声望，毛泽东的个人威信则降到中共七大以来的最低点。接下来，刘少奇等务实派又举行了西楼会议和广州会议，为1959年庐山会议后打倒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除开彭德怀等为首者）平反，商议为1957年打成的右派分子实行甄别，并准备在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实行更宽松的政策，等等。
然而，最不可思议的事发生了，七千人大会结束后还不到8个月，在1962年9月份举行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变被动为主动，一举夺回了话语权，也就是对党的主导权，重新强化了自己的领袖地位，并且把党的工作重点从搞经济建设变成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那么。毛泽东这场翻身仗是怎么打赢的呢？分析分析他在会上的讲话就清楚了。
实际上，还在8月份的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就为接下来要开的八届十中全会定下了调子。在8月9日中心小组会上，毛泽东一上来就说：“今天来讲共产党垮得了垮不了的问题。”
可以想见，很多来开会的人一听到毛泽东这句话，都感到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七千人大会不是说好要进一步调整政策，恢复经济吗？不是说好要发扬民主，让人讲话让人批评吗？怎么一下子就成了共产党垮台不垮台的问题了呢？
不过他们很快就明白过来了。是的，共产党犯下了这么大的错误，不改不行；可正因为错误犯的太大了，真要改起来，要改彻底，改得起吗？中国的民众遭受了这么大的灾难，真要发扬民主让人讲话，他们能饶过共产党吗？
不错，从表面上看，当时的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似乎还是稳固的。由于长期的洗脑，由于封锁消息掩盖真相，大多数民众对他们身处灾难的严重程度以及共产党错误的严重程度是不清楚的，因此似乎也看不到有多么强烈的不满和要共产党下台的意愿。但老百姓不知道的，中共高层是知道的。正如后来万里所说：“如果这些情况让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知道了，不推翻共产党才怪呢！”因此，中共高层不能不有危机意识，他们知道毛泽东的讲话并非危言耸听。
接下来两句话就更让与会者担心了。接下来毛泽东说：“共产党垮了谁来？反正两大党，我们垮了，国民党来。”众所周知，国共两党之间有血海深仇，尤其是49年共产党掌权后，对残余的国民党势力更是不遗余力地残酷镇压。国民党重新上台无疑是共产党的最大梦魇。因为三面红旗遭到极其惨重的失败，在内部，从党员干部到群众都牢骚满腹，怨气很大；在外部，西方人猛烈抨击，苏联人无情嘲笑，在台湾的蒋介石誓言“反攻大陆”，“解民倒悬”。不仅仅是毛泽东的个人权力，包括整个共产党的权力，都面临1949年以来的最大危机。深刻的危机意识激发起中共上层的一体感。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具有强化政权震慑力的作用，所以能得到党内同僚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谁还敢进一步批评三面红旗，谁还敢追究三年大饥荒的责任呢？谁还敢议论毛泽东的是非呢？于是，不是靠别的，而是靠着共同的犯罪感，中共高层达到了新的团结。而罪魁祸首毛泽东则理所当然地又成为这个犯罪团伙的无可质疑的最高领导人。
倘若在北戴河会议上，当毛提出“今天来讲共产党垮得了垮不了的问题”时，与会者就说：是的，我们党闯下了滔天大祸，我们对人民犯了大罪，非鞠躬下台无以谢天下。或者说，共产党下台不下台要让人民来决定，我们没有任何理由继续一党专制，我们必须实行民主。那么，毛泽东接下来的戏就没法再唱下去了。反过来，既然党内没有人敢于说这样的话，所以这个党就只好服从毛的逻辑。就这样，毛泽东走出低谷，赢回主动。一个大恶魔，在对人民犯下了滔天大罪后，不但没有倒下，反而在短暂的退却后东山再起，而且获得了比原来还大的权力。
哈耶克在他那本批判极权主义的名著《通往奴役之路》里专门写了一章，题目就叫“为什么最坏者当政”。哈耶克写道：“我们很有理由相信，在我们看来似乎是构成了现存的极权主义制度的最坏特点的那些东西，并不是偶然的副产品，而是极权主义迟早一定会产生的现象。着手计划经济生活的民主主义的政治家很快就会面临这样的选择：是僭取独裁权力，还是放弃他的计划，而极权主义的独裁者不久必定会在置一般的道德于不顾和遭受失败之间作出选择。正是因为这个缘故，那些无耻之徒和放荡不羁之人，才在一个趋向极权主义的社会里有更多的获得成功的希望。”
哈耶克这里讲的还是那些“着手计划经济生活的民主主义的政治家”，中共本来就是极权主义政党，所以在其内部，这种“最坏者当政”的趋势就更明显更强大。共产党用强力推行其大跃进的“伟大理想”，其手段之恶劣野蛮，使得在共产党内部，越是好人越是进退两难，越是坏人越是如鱼得水。由于这种理想本身的谬误，很快就招致惨重的失败。这样，共产党就面临重大选择：要么，它老老实实地承认错误，承担罪责，这就很可能导致整个一党专制的瓦解；要么，它强词夺理，以错为错，甚至变本加厉（如1959年庐山会议那样）；或者是，在维护专制权力的前提下对某些实际政策作出有限的调整与改革，这就必须维护和加强党的高度统一，一方面文过饰非，继续以谎言欺世，一方面展示铁腕，震慑与镇压一切敢于揭露其罪恶和挑战其专制权力的人们。显然，这种事只有坏人干起来才最急切最得心应手，所以最容易夺得主动；但凡还有良知者只能三心二意地勉为其难，所以就沦为附庸。于是乎就形成了最坏者当政的局面。
不错，共产党内也有好人，但是在共产党内，好人总是吃不开，好人总是被坏人绑架。坏人做了坏事，官逼民反，好人要维护党的统一，要维护党的权力不容挑战，就必须维护政治高压以震慑人民，就必须替坏人背书，就必须默许甚至支持坏人对民众的镇压。这就让坏人拖下水了，这就让坏人主导局面了，这就和坏人同流合污了，从而也就使得自己变得和坏人差不多了。
毛泽东之所以能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赢得主导权，说到底，就因为共产党是这样一个党，在内部，党的利益至高无上，党的权力至高无上，乃是不言而喻、不容置疑的第一原则。有了这个第一原则，很多事就没法讲了。倘若在北戴河会议上，当毛提出“今天来讲共产党垮得了垮不了的问题”时，与会者就说：是的，我们党闯下了滔天大祸，非鞠躬下台无以谢天下。或者说，共产党下台不下台要让人民来决定，我们没有任何理由继续一党专制，我们必须实行民主。那么，毛泽东接下来的戏就没法再唱下去了。反过来，既然党内没有人敢于这样说话，所以他们只好顺着毛的逻辑即极权主义的逻辑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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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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