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宋永毅
值得一提的是：张春桥大概是文革中所有中央领导人中没有直接为毛泽东批评过的一个。唯一的一次他批评张春桥写的评经验主义的文章（其实为姚文元所写），却主动为张承担责任，说自己没有看出来，“对不起春桥”。以致后来为张写传的学者都惊叹：“这是罕见的态度，甚至让张春桥在接收批评时面有得色。”
江青和张春桥坐在一起（资料图）
九大期间，毛泽东在决定把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写入党章时，也曾经有过林彪在文革理论上比较弱的顾虑。为此，他向林彪提出深知他思想精髓的张春桥为“接班人”的“接班人”，很可能就有这方面的考量。值得一提的是：张春桥大概是文革中所有中央领导人中没有直接为毛泽东批评过的一个。唯一的一次他批评张春桥写的评经验主义的文章（其实为姚文元所写），却主动为张承担责任，说自己没有看出来，“对不起春桥”。以致后来为张写传的学者都惊叹：“这是罕见的态度，甚至让张春桥在接收批评时面有得色。”
毛在隔代指定张春桥为“接班人”时，还非常具体地提到张先是当“总理的接班人”。这又和张春桥在文革中表现出来比较强的行政领导能力有关。张春桥不是王洪文式的坐直升飞机到中央的新干部，他是1938年的中共党员。文革前他历任石家庄市政府秘书长兼《石家庄日报》社长、上海《解放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华东局委员兼华东局宣传部部长等职，已经是中共省、市级的高级干部。因此，毛泽东曾把资历比张浅的多的姚文元（当时仅为副处级）称为“小将”，而张则为“中将”。毛泽东认为：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根本任务就是要“让中将不再受压，让小将不再受苦”。
文革中张春桥出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和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一直保持了上海“抓革命、促生产”的经济形势不乱，使上海在文革整个国民经济总产值中占据支柱地位。此外，在张春桥的领导下，上海还向全国提供了如“赤脚医生”、“七·二一大学”等种种“斗批改”的具体经验，使上海成为毛的文革理想的非常重要的试验田，这些都深得圣心。为之，毛泽东在周恩来向他反映张春桥的“叛徒问题”时非但不予理睬，相反把举报此事的康生骂成“极左”。同时，他还有意当着周的面称赞张春桥“有才干”。除了同意张担任国务院第二副总理，还亲自提议他出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一职。其实，随着今天张春桥档案材料的陆续公布，人们不难发现一个一目了然的史实：张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被捕过，如何去充当“叛徒”呢？可见这一说法完全出自中共高层的派系权斗的黑幕，即一种出于攫取最高权力的需要而进行的蓄意捏造。但因为这被中共林彪、周恩来、邓小平等派系首领在毛面前一再提及，却给毛造成了张春桥如果成为接班人无法平衡党内各派系的压力，以至他临终之时放弃了张作为接班人。但据晚年一直在毛身边的侄儿毛远新回忆：“对于接班人，主席最看重的还是张春桥。认为他有思想、有能力”。在1976年“四五事件”后毛泽东下决心再一次打倒了邓小平，首先想到的也是让张春桥当接班人。后因为考虑到张“不孚众望”，才最后选了华国锋。但是毛仍然让毛远新给张春桥传话，“希望张春桥做‘军师’，安心做副手，他让我向张春桥传一句话‘遵义会议后我不就是做了十年的副手吗？’”换句话说，在毛看来，张春桥仍然有在将来当第一把手的潜质和希望。
只要粗略地梳理毛泽东和张春桥的关系，便不难理解林彪及其军人集团为何要急于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向张春桥发难：以私下串联，上下煽风、四处点火等方式向毛逼宫，以求公开揪出并打倒张春桥。用林彪之子林立果的话来说：“当前路线斗争就是围绕着对林彪的态度展开的，斗争的焦点是对接班人的认识问题”，“是捍卫林彪副统帅的地位问题”。换句话说，这是一场皇太子政治中的储君保卫战，一场宫廷权力斗争。张春桥1917年生，九大和九届二中全会期间不过五十三岁左右，且身体非常健康，深得毛的赏识，已经提出作为林后的接班人人选。选择张当接班人又符合毛泽东在九大以后回归文官体制的治国方略。而林彪1907年生，届时已经六十三岁。最重要的是：林的健康已经非常糟糕，仅此就完全可能接不了毛的班。这样，张春桥对林彪的接班人地位确实构成了实实在在的威胁。在林彪之子林立果及其“小舰队”撰写的〈“571工程”纪要〉里，张春桥也是他们武装政变的首要打击目标之一：“一定要把张抓到手，然后立即运用一切舆论工具，公布他叛徒罪行”。毛泽东对庐山会议上林彪及其军人集团拿张春桥开刀的目的——反对他指定张作为林的隔代接班人一直是心知肚明的，他曾指出：“他们名为反对张春桥，实际是反我。”为此，他断然反击，坚决地顶了回去。
当然，关于毛林之争其实是封建王朝中皇太子政治的一种翻版，即最高权力在不规则的传承中产生的变异，是历史研究中的旁观者清的观点，而当事人则常常是不会承认的。身处黑暗的宫廷权斗中心的毛林双方，则常常自觉或不自觉地把他们自己的真实意图美化，以占领权斗中的道德制高点，既欺骗民众也自我欺骗。毛泽东在林彪出逃后当然把他和林彪之间的斗争称之为“路线斗争”。无独有偶，今天林彪军人集团的一些成员还在他们的回忆录中把他们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对张春桥的发难称之为“在原则问题上不可调和的斗争”，是“对中央文革进行了讨伐……。林总带头反对中央文革”云云。那么，我们不妨来分析一下有一些什么“原则问题”。第一，是张春桥《宪法》时不同意“（毛泽东思想）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其实，这三个副词是毛泽东自己反对和圈去的，在以前林彪圈阅过的中央文件和九大党章里就已经删去。而林彪从来不亲自阅读这些重要文件，只是每天听秘书“讲文件”。后来，连林的秘书都感叹道：“张春桥在讨论四届人大《宪法》时贬低‘三个副词’，激怒了吴法宪。吴法宪报告林彪，又激怒了林彪。如果林彪知道在这以前《党章》送审稿上的‘三个副词’早被毛主席圈掉了，或许就不会在庐山上讲那一通话？”由此可见，违反了“原则问题”的是林彪等人而不是张春桥。第二，林彪等人一再誓言“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对“不设国家主席”一题，毛泽东有过多达六次的指示。且不说毛泽东这一意见的正确与否，但事实上是林彪等人一再违拗了毛的“最高指示”。最后，毛泽东事先确实同意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再一次吹嘘他的“天才论”。但是毛同时也明确地讲过“不要点名”，“不要揪人”。而林彪等人则上下串联，推波助澜，刻意要拿张春桥开刀。至于说到“对中央文革进行了讨伐”更不符合事实，因为参与林彪一伙攻击张春桥的陈伯达正是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在当年的“批林批孔”运动中，著名学者梁漱溟就在政协开会讨论时坦言：林彪从来没有过任何公开的政治路线，不象刘少奇、彭德怀，都有路线，有公开提出来的为国家大局设想的主张。因而，他不承认毛林之间有“第十次路线斗争”。这一看法，应当说是鞭辟入里、一击中鹄的。
“超天才”的少帅梦和毛泽东废储的深层原因
当林彪在1970年4月25日回答毛泽东关于他的接班人问题时，曾转弯抹角地否定了张春桥。他的借口是：“还是要用跟您一块上井冈山的红小鬼”。事实上他手下的军人集团的干将黄、吴、李、邱尽管都是“红小鬼”，但都难以成为第二代接班人。论年纪，黄永胜其实只小了林彪三岁，九大和九届二中全会期间已经六十岁，和林是同代人。他们中年纪最轻的是吴法宪，也已经五十六岁，大张春桥三岁。种种迹象表明：林彪并不是没有考虑过他的接班人问题，而他心中的预定的、并开始积极培养的人选是他的儿子林立果。
林立果（1945－1971）是林彪的独子，生于战争年代。文革爆发时，是年仅21岁的北京大学物理系二年级学生。为了对他的保护和培养，他被林彪和叶群禁止参加群众性的学生运动，而被送到上海空四军，以一种非常独特的方式参加了文革。一方面，他被当时的空四军军长江腾蛟等人待为“太子”式的上宾，经常和他交流军内“路线斗争”的秘情。这不仅极大地满足了林立果的政治虚荣心，还使他深入了解了权力斗争的内幕。另一方面，他又在军内的专人陪同下，近距离观察了上海的造反运动，“对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就有些佩服，认为他们不简单，有头脑，会拉队伍……说不定将来会成大事。”除此以外，林彪还特意让他参与不少有关军队文革问题的重要决策。例如，让他参与处理军队院校学生冲击国防部的事务，参加起草林彪1967年3月20日在军级干部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等等。这些，不仅催发了林立果的政治早熟和早慧，更膨胀了一个年轻的高干子女对高层权力的兴趣和野心。1967年春，在林立果自己的要求下，他被林彪安排参军，到空军工作。仅四个月后，他在空军司令吴法宪的亲自介绍下入党。
从1967到1970年的三年内，在林彪的亲自安排、支持和默许下，林立果迅速地完成了政治上的三级跳，俨然成为“接班人”的当然“接班人”。首先，林彪通过吴法宪选择了空军司令部办公室中一批有资历、有才华的中青年干部作为辅佐林立果的“调研小组”。这些人包括了后来成为林立果“小舰队”核心成员的王飞、周宇驰、刘沛丰、何汝珍、刘世英等人。由于文革中的一条政治上成名的捷径是如同张春桥、姚文元那样发表理论文章，引起毛和中央的重视，林立果便在这些人的帮助下，由林彪办公室发稿审定，在《解放军报》和《人民日报》的显著版面发表了〈正确对待两种不同性质的当权派〉（1967年6月25日）、〈从政治上思想上彻底打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1967年7月22日）等文章。文章发表后林立果声名鹄起、获得一片赞扬。连林彪也对他说：“老虎会写文章了，不错，进步不小。我以前说过，枪杆子，笔杆子，夺取政权靠这两杆子。一个人，会玩这两杆子，就全面了。”其次，在林彪和叶群的授意下，1969年10月17日，林立果被吴法宪任命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这军职对林立果来说不仅是连升八级，从一个参军才两年多的新兵成为副师一级的军官。而是给以他一个可以进一步招兵买马、指挥整个空军的重要平台。空军司令吴法宪就多次公开宣称：“林副主席把林立果派到空军来，是对我们的最大关怀”；“林立果可以指挥空军的一切，调动空军的一切。”不久，空军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都为落实贯彻这“两个一切”发了正式文件。由此，林立果很快就把他身边的“调研小组”扩展成了一个由他担任“康曼德”（英文指挥官的译音）的“联合舰队”，其中除了一批空军司令部里的中青年军官，还有不少兵团级的军区空军司令员，正军职的空军副参谋长及军政委，如江腾蛟、鲁珉、王维国、陈励耘、胡萍、顾同舟、梁璞等人。因为有了这些兵团和正军级的空军干部的支持，林立果还开始在各地建立类似的秘密军人组织，如“上海小组”、空四军的“教导队”和广州的“战斗小分队”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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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当代中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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