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宋永毅
毛泽东为什么对投入林彪阵营的陈伯达恨之入骨,不惜构陷莫须有的罪名,在庐山会议后下狠手打成比刘少奇罪名还要多的“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因为陈伯达的加入标志着林彪的军人集团开始有了重量级的文臣,一个东宫太子府的雏形便跃然欲出了。
林彪(左)与陈伯达(右)在天安门城楼上。
然而,凭什么来确立没有任何从军资历和战争经验的林立果的“康曼德”的地位呢?在林彪和叶群的直接参与下,一种给他们的儿子套上“超天才”的神圣光环的造神运动便应运而生了。
1970年7月31日,林立果在空军机关二级部以上的领导干部中做了一个关于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讲用报告。内容分为“政治和经济的关系”、“中国一定要强盛”、“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空军作战方面的几个具体问题”和“调查研究和学习主席思想的方法”五个部分。这一报告是“小舰队”的秀才们花了几个月的时间精心炮制的,有不少内容更是直接抄自以往空军军事专家战略研究的机密文件,如〈空军在未来及反侵略中的使用问题〉。这样,在极端闭塞的文革中自然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于是,吴法宪和王飞、周宇驰、王维国等“小舰队”成员们立刻相机发动了声势浩大的造神运动,林立果被吹捧为“天才、全才、全局之才,智慧超过了年龄,是放了一颗政治卫星”,“立果同志的讲用报告是宝书,是路线篇、灯塔篇、方向篇、战斗篇、育人篇,站到了时代的顶峰!立果同志是非凡的天才、超天才,是栋梁之才、全国之才、世界之才;是杰出的政治家、优秀的军事家、卓越的思想家、天才的理论家、出色的科学家;他的天才刚刚外露,过去书上有神童、才子、圣人,现在这种人就站在我们前面;林立果是世界领袖,将来世界革命有人领。”这里所指的“讲用报告”,当然是指林立果在空军机关二级部以上的领导干部会上所做的那个关于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讲用报告。但是,林立果并没有就此止步,他又在空军五千余人规模的“三代会”上做报告,继而层层播放录音,出版平装本、精装本、烫金本、袖珍本等多种版本,共714,265册,风头一时紧逼《毛主席语录》。
可能是因为望子成龙之心过于急切,林彪竟然毫无顾忌地直接参与了对林立果的造神运动。平时每天只听秘书讲文件四十分钟的林彪,竟然出乎意外地听完了好几个小时的林立果报告的录音,称赞说:“不仅思想像我,连语言也像我”。1970年6月,空四军政委王维国来京,林彪接见了他。王当着林彪的面吹捧林立果是天才。林彪听后哈哈大笑。王走后林彪对林立果说:“我说你是天才嘛。王维国都说你是天才,王维国也不简单。”
林彪还身体力行地为儿子造势。如林立果抓的几个科研项目在北京南苑某国防工厂,深居简出、怕风怕光怕水的林彪欣然前往视察。引人瞩目的是:视察中林彪右边是总参谋长黄永胜,左边竟然就是俨然一副“少帅”架势的林立果!
1969年3月,在林彪下决心制造所谓的“杨余傅事件”,打倒当时的代总参谋长杨成武时,导火线就是杨在不经意之间得罪了林立果和他的小集团成员。当时,杨成武收到一封揭发林立果的“调研小组”成员玩弄女性,把京西宾馆女服务员肚子搞大的匿名信,便转给林彪建议调查。本来如果林彪不理睬,事情也就走一个官僚形式过去了。不料这被林彪看成是对他的“接班人”林立果的极大的挑衅。林彪竟把信转给被告的对象。经周宇驰等人查对笔迹,认为匿名信是空军政委余立金的秘书单世充所为。于是开始了报复行动。他们抓住在空军工作的杨成武的大女儿杨毅和单世充可能有“暧昧关系”为借口,关押了单世充和他的妻子进行逼供。
1968年3月23日晚,杨成武被押送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林彪当面宣读了他的三大罪状,第三条便是:“杨成武把王飞、周宇驰、于新野打成反革命。杨成武你不当代总长了,黄永胜当总长。”由此可见,林彪决不允许军内有任何对林立果的地位有威胁的行为,哪怕是不经意的不敬也被视为一种挑战。可以想象,只要还有几年的发展,林立果就不仅会是空军的“太上皇”,恐怕很快会成为全军的“少帅”了。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林彪和叶群要违反中央纪律,让林立果冒充林办工作人员上庐山参加九届二中全会上对张春桥的发难。因为在他们的潜意识里,这恐怕不仅是对林彪的“接班人”保卫战,也是对林立果的“接班人”的“接班人”地位的保卫战。
有人说恋爱中的女人是最愚蠢的,其实权力场中的男人,愚蠢的程度也绝对不惶多让。林彪和叶群对林立果的种种过分的纵容、直接授权以及参与造神等行为,不仅明显触犯了中国历代皇太子政治中皇权和储君关系的大忌,就中共所谓的“党纪国法”而言,也绝对是大逆不道的。
中国封建皇权中的国家最高权力的交接,非暴力的主要有世袭和禅让两种,其中以世袭制为其主流的、较为平稳的形式。毛泽东并没有可继承他权位的儿子。他的两个儿子:一个死于朝鲜战争(毛岸英),一个是精神病患者(毛岸青)。这样,封建专制的国家最高权力的传承便失去了一种较为平稳的(当然不是好的)形式。另外,无论毛内心深处是否愿意和甘心,他手中的国家最高权力都只能通过“禅让”的形式传承给他家族以外的人。而在阴差阳错之中,这却使毛占领了所谓的“任人唯贤”而不是“任人唯亲”的道德制高点。
毛泽东时代的最高权力的传承其实是一种以禅让为外形、以封建世袭独有的立储为实质的过程。在这一过程里,最高领袖拥有超出世袭制中皇帝所有的凭个人喜好来立储或罢黜的绝对权力。和一般的封建皇权不同,这一超常的权力常常在“保证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千秋万代不变色”的旗号下,不但决定对第一代储君的抉择,还涉猎对第二代接班人的建言和隔代指定。而林彪作为接班人,在自己还远没有登上大宝,又明知毛中意的第二代接班人是张春桥的情况下,做出了种种要把自己一旦登基后的国家最高权力让儿子世袭的架势,实在是一系列的昏招。因为这不仅把他自己(储君)放在毛泽东(最高皇权)的公开对抗的对立面,而且还违反了中共所谓的“任人唯贤”的政策和路线。更何况,这还可能大大触犯了没有儿子接班的毛泽东的内心深处的禁忌。
在中国传统的皇太子政治中,皇帝一般允许储君合法地开衙建府,建立东宫的文臣武将班子,即准备随时接班的第二权力中心。同时,封建王朝中的东宫太子一般还有自己的私人武装。但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目的之一,就是反对刘少奇的第二权力中心。他当然也不会同意林彪在他眼皮下建立自己的文臣武将班子。作如是观,我们便不难理解毛泽东为什么对投入林彪阵营的陈伯达恨之入骨,不惜构陷莫须有的罪名,在庐山会议后下狠手打成比刘少奇罪名还要多的“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因为陈伯达的加入标志着林彪的军人集团开始有了重量级的文臣,一个东宫太子府的雏形便跃然欲出了。
林彪自己无法建立这第二权力中心,却纵容和帮助林立果建立这样一个潜在的中心。无论是林立果身边的“调研小组”还是后来扩展而成的“联合舰队”;抑或林立果在各地建立“上海小组”、空四军的“教导队”和广州的“战斗小分队”等等,都无一不是紧紧围绕着这位林“少帅”的左臂右膀和私人武装。这里林立果又触犯了毛泽东的又一个更大的禁忌——染指军队、建立“军中之军”的秘密组织。
毛泽东为紧紧抓住对军队的控制,文革中连调动一个排的兵力,都必须报请他亲自批准才有效。而林立果却要在军内建立一支相当规模的、只忠于他个人和林氏亲军和私兵,并准备用来搞武装政变,这还不就是篡军(党)夺权的滔天大罪吗?在文革中,毛泽东虽然在实际上也搞任人唯亲,用自己的女儿(李讷)和侄儿(毛远新)来配合他的“战略部署”,并最后默许他们被提升到省军级的职位。但是他都从不为他们配备专门的辅佐班子,更不用说允许他们建立私人武装了。纵容和支持儿子做如此犯忌的事,恐怕在中共建国以来高干中林彪是第一人。
值得一提的还有:在中国封建王朝的政权更迭中,制造个人迷信的造神运动无一不是为篡夺最高权力服务的。毛泽东在文革前夕和初期和林彪唱了一出君臣合作的个人崇拜的双簧戏,也是为了从刘少奇等中央一线领导手里夺权,建立他个人绝对的神权权威。古往今来,为了证明他们逆行篡权的合理性和合法性,阴谋家们常常借助于“天命”说。如历史上有名的王莽以“禅让”为名篡汉,便事先造足了他“承天命”的舆论。毛泽东多疑寡信,又熟读《二十四史》和《资治通鉴》之类的史书,他对于林立果被林彪集团吹捧为“超天才”的终极目的当然是心知肚明的。这同时也使毛对林彪对他搞的天才崇拜彻底地倒了胃口,“超天才”的说法更使毛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林彪在对毛的造神运动里也还仅把毛吹捧为“天才”和“第三个里程碑”,而林的年仅二十多岁的儿子竟要被奉为超越了毛的“超天才”和“第四个里程碑”。这对毛来说都不啻是一个极大的讽刺乃至侮辱,以致毛在林立果的讲用报告后不久就罕见地进行了批评。《毛泽东年谱》中有如下的记载:7月31日(1970年)林彪之子林立果在空军干部大会上作学习毛泽东思想的“讲用报告”。林彪听录音后说:不仅思想像我的,语言也像我的。吴法宪称林立果的讲用报告“放了一颗政治卫星,是天才”。周宇驰、王飞、陈励耘说这是“第四个里程碑”,林立果“是全才、帅才、超群之才,是第三代接班人”等等。毛泽东得知此事后说:不能捧,二十几岁的人捧为“超天才”,这没有什么好处。
林彪显然没有觉察到毛泽东在林立果“讲用报告”后对他的“天才论”的吹捧早已经到了恼羞成怒的地步。在九届二中全会上,他仍然滥调重弹,用“天才论”作为向张春桥发难的理论武器。在庐山会议上,除了那几条为林彪的进攻选取的论天才的马列语录外,陈伯达还同时编纂了八条林彪关于“天才”的讲话,称为〈林副主席指示〉,这些都是以往林彪在文革初期吹捧毛泽东的著名段落,如“毛主席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高得多。现在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比得上毛主席的水平”,“毛主席这样的天才,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毛主席是世界最伟大的天才。”
可以想象:这八条往日十分赏心悦目的吹捧自己的林语录,在庐山会议上的毛泽东的眼里却显得条条触目惊心起来,因为它们无不是为林立果的“承天命”说铺路的理论基础,而自己则成了被乳臭未干的“超天才”玩弄于股掌之上的奠基物。为之,毛泽东勃然大怒,在他反击林、陈的〈我的一点意见〉(1970年8月31日)里,原来也是撕破脸皮、点了林彪名的,毛写到:“我是说主要的不是由于人们的天才,而是由于人们的社会实践。(陈伯达摘引林彪同志的话多至八条,如获至宝)”。后来,出于对林陈分而治之、各个击破的斗争策略,他才删去了这括号中的关键性的一句。
其实,毛泽东对对于林彪的第二代接班人——林立果一直没有放松过警惕。仅就今天陆续公开披露的一些史料来看,便可以证明毛对他是一直进行了监视的。例如,林立果在空军做“讲用报告”后不久,上海张春桥的手下就向中央秘密地提供了报告的文本。毛泽东还一直通过他在空军司令部的眼线,掌握林立果极其“小舰队”的动向。再如,林立果报告后不久,毛泽东办公室就通知了吴法宪,阻止了林立果“讲用报告”在军内的进一步运作和出版。
笔者曾经就此事采访过一位当年被打成林立果“小舰队”外围成员的空军干部,他评论说:“毛泽东其实并不怕林彪,因为林的健康情况不可能接班。毛担心的其实是林立果。为了防止林立果接班他也是一定要搞掉林彪的”。这一说法还是颇有见地的。儿子害了老子,林立果的“超天才”少帅梦无疑是触发毛泽东下决心罢黜林彪“接班人”地位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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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当代中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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