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先生与长子于墨西哥合影。（李先生提供）
4月9日（周五），李先生于墨西哥边境接受大纪元记者电话采访，他与家人因香港政府加速逮捕“反送中”参与者，担心遭秋后算帐，不得不选择流亡，赴美国寻求庇护。
父子“理大”突围遭警方逮捕
2019年11月13日，警方包围香港理工大学红磡校区，李先生16岁的长子A因与朋友参与反对《逃犯条例修订草案》运动（亦称“反送中”运动）在校园内被困。11月18日，李先生进入学校寻找儿子，并带出了8名比A年纪更小的青年。
香港理工大学冲突被视为香港“反送中”运动以来最大的人道危机，示威者与警察的对峙、抗争长达16天。最后有1,377位成年示威者遭拘捕，318位未成年示威者被要求登记身份及个人资料，成为运动中单日拘捕人数最多的一天。
回忆起当时的情境，李先生仍心有余悸。11月18日抗争者持续被围困，李先生进入学校带儿子回家，虽然他们一家人都是“黄丝”，但身为父母，还是很担心小孩的安危。李先生说：“外面都被封锁了，小朋友都很怕，很多都比我崽（儿子）小，我可以带多少就带多少出来，最后带了8名后生仔（年轻人）一起离开。”
2019年11月18日李先生（着红衣）与儿子从理工大学突围时被海外媒体摄下的画面。（李先生提供）
为了突破警方包围，示威者以垂降下天桥、爬下水道等方式离开校区。李先生带着几名青年趁夜躲避警察，但下了天桥就遇上警察并被直接拘捕。他们虽然没有被打，但却不断遭言语恐吓。
李先生夫妻俩都很支持“反送中”运动，虽然担心儿子上街头的安危，但还是选择尊重小孩，李太太会用电话追踪儿子的位置，确保A的安全。理工大学突围那晚，李太太发现父子俩从理工大学离开后，超过一个多小时都没有移动过位置，就知道他们可能遇上警察了。
警察肆无忌惮地恐吓示威者，A说：“警察恐吓要杀了我弃尸大海。从北角警署送去法庭的时候，他们（警察）用力推、挤我们（遭拘留的示威者），拘留时也一直被骂。”他认为香港警察已经无法无天，比黑社会还恐怖。
长子患创伤后压力症候群
自2014年雨伞革命（Umbrella Revolution），港人走上街头要求“真普选”，直至2019年“616反送中大游行”两百万人上街，李先生一家人始终不曾缺席参与香港的公民运动。李太太说：“见到今日香港的情况，真的很伤心。看到很多年轻人被打，我们也与小朋友讨论过，要他上街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的安全。”
李先生大多数是参与“反送中”活动的后勤支援，他工作下班后会利用时间参与行动。而A则是多次站在“反送中”活动冲突的最前线，尽管戴了防毒面具，仍被催泪瓦斯熏得又辣又刺痛，他说：“我们在现场看到警察掉下来弹壳，发现都是中国制造。因为弹头上的接缝，可以看到焊接纹路，如果是外国的催泪瓦斯弹头不会有接缝，而且很多子弹都已过期。”
A回忆自己遭遇过最恐怖的一次事件是被警察围堵。约五十几名手足被逼进某条小路，警察不间断地射击催泪弹、胡椒子弹，还有塑胶子弹。他们前面只有一个人可以退出去的路口，但警察就蹲点在路口不断地攻击，只要突围就会遭警棍乱打。 A最后与另两名友人跃过花丛、翻过栏杆，逃出警方包围，但留下了创伤后压力症候群，每晚失眠、作恶梦，甚至出现片段失意的症状，经过心理医生咨询、治疗，约过了三个月后才逐渐康复。
A在抗争运动后期还去学习、考取了医疗急救执照，因为前线抗争常需要及时的医疗救护，他说：“我们有很多骨折还有催泪弹造成的伤害。”他还发现前线的女生也很多，甚至比男生还勇敢，总是奋不顾身地回头去救人。
反“国教”走上抗争路
1999年，李太太从中国迁居香港，但此前她的父母一直都在香港工作。李太太说：“我小时候不觉得香港与 大陆有什么差别，但到了香港就会产生比较。其实没有小孩前也都觉得差异不大，但遇到教育问题，真的就会发现香港教育还是比较好。”
李先生说：“其实别人告诉你，你也不见得会相信，真的是要自己去发现差异。”他举例，在香港，人们碰到陌生人跌倒，都会主动去帮扶，对方还会谢谢你；但若在中国，人们则会担心被碰瓷、被讹钱，看到路人跌倒，大家都避之唯恐不及。
香港的生活经验，让李先生开始意识到共产党有多糟。他说：“你做得好，谁会反你呢。如果它（中共）好，谁会反？”
李先生因不希望子女接受“国教”，而走上香港公民抗争之路。他说：“中共要将‘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那套教给孩子，歌颂‘共产党好’的洗脑教育，让香港人很反感。”李先生有三个孩子，老大16岁，老二14岁，最小的才5岁，为了下一代的教育与将来，他站出来反对港府推行的“国教”，也开始关注香港社会议题。
香港推行“国教”让李太太忧心忡忡，她说：“很多人见到中国社会‘发达、富裕’的假象，被潜移默化地骗了。”她认为这些所谓的德育及国民教育都是中共政府的洗脑政策。
李先生原籍广东，2009年结婚后移居香港。他开始阅读过去在中国无法涉猎的历史书籍，渐渐发现自己从小接受的教育都是假的。过去李先生一直以为是共产党打赢日本，国民党在拖后腿，后来才明白事实完全相反。
李先生表示，现在香港的国际学校还好一些，但如果是公立学校，已经不能批评共产党，不能说政府的不好，只能称赞政府；老师还将爱国、爱党教育灌输给小孩，基本上和 大陆一模一样，可能还有过之而无不及。香港的英文教育也不似过去那般受重视，虽然是粤语授课，但学生们必须要说普通话，香港的本土文化逐渐被侵蚀。
“踢保”流亡与期待香港重光
李先生与长子A都有遭警方逮捕的纪录，“踢保”后仍随时有可能遭警方起诉。所谓“踢保”是指疑犯拒绝保释，警方需于48小时内决定是否落案、起诉相关人士，否则疑犯就不需再续保和到警署报到；但“踢保”并非无后顾之忧，警方仍可继续调查该案件、起诉疑犯；踢保的疑犯难以预计自己何时被起诉，一般而言，警方若将起诉疑犯，会在报到、续保时告知对方。
因为港警拘捕了大量参与活动的示威者，没有余力和人手可以调查，所以有很多人选择踢保。李先生说：“但警察可以慢慢调查案件，随时抓人，我们只是暂时被释放。”
《国安法》施行后，香港人人自危，李先生担忧之后可能无法出境，甚至自己与长子会被判刑，所以被迫举家离开香港。他哽咽道：“香港是我生活的地方，我们房子刚装修，所有的家具都是新的。其实我们真的很不想离开香港，我们真的很舍不得。”无奈苛政猛于虎，面对中共与港府的恶势力，李先生只好开始计划出逃、流亡。
李先生说：“一国两制已经死亡了，现在的香港根本就是一国一制，不存在一国两制。香港的行政、司法都不是独立机关，警察、海关根本都已沦为政权打手。香港已不是民主、自由的社会。”
据李先生所知，目前香港前往英国的航班已遭重点盘查，有很多便衣警察在监视，他担心自己与家人已在黑名单上，无法上飞机，加上没有英国国民海外护照（British National( Overseas) Passport）等各种因素考量，最后选择借道墨西哥进入美国寻求庇护。
4月10日（周六）凌晨2点多左右，李先生与长子A偷渡越过美墨边境，进入美国自首，暂时拘留在移民监狱，寻求政治庇护；其妻子与两名幼子仍在寻求法律援助，希冀美国能基于人道立场允许他们进入美国，不需进入移民监狱。
李先生原打算一家五口同时抵美，但担心幼子无法适应移民监狱环境，同时亦担心群聚，小孩抵抗力弱容易遭疫情感染，所以最后决定分头行动。他说：“我们等于是从重来过，但留在香港就是死路一条，是有很多担心，但还是得走。”
A认为现在的香港就像是遭日本占领的3年零8个月，但终会等到“重光日”，他说：“大家都是这么想的，现在就像香港抗日时期，希望香港可以撑过这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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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大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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