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晖律师。拍摄日期不详。（受访者提供）
日前，因在网上转让旧书，福建厦门律师杨晖罕见地被当地文化局行政处罚，罚款28万余元人民币。听证会后，杨晖的辩护律师指处罚是荒唐的，且这是变相秘密的听证会。
5月19日，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就杨晖律师在“孔夫子旧书网”（简称：孔网）售书行为，正式作出罚款28万多元的行政处罚决定书。
决定书称，杨晖在没有取得出版物经营许可的前提下，在二手书交易网站孔网上注册开设“逛逛书店”从事出版物发行；另使用个人实名注册的微信账号销售出版物。经查证认定累计经营额人民币40,499.60元，已构成“未经批准擅自出版发行业务”。
此前，4月21日，当地文化部门做出拟处罚决定，听证会于5月13日开庭。杨晖律师在《文化局来查一之二：听证》篇中详细记述了此次听证会的经过，包括备战、委托、证据、临阵、陈述、质证和尾声等七个部分。
杨晖委托福建的邹丽惠律师和广东有闻宇律师做为代理律师。邹丽惠律师着手从孔网上研究证据，证明孔夫子旧书网的经营模式是C2C（全称Consumer to Consumer）——从消费者到消费者，书友之间的关系是互相交流而不是经营活动，因此不需要办理许可证。
几位律师在法律上达成共识，一致认为转卖旧书不构成行政违法，处罚是错误的。杨晖个人还认为，仅仅申辩不够，得要指出是文化局违法。“并且其违法程度数千年罕见。不管是按照人权宣言、宪法还是过去的秦法、清法，都不会有这样的处罚。”
杨晖是一名基督徒，律师执业十几年。近五六年他开始做基督教的维权案件以及其它敏感案件，包括法轮功案件和十二港人案。
杨晖因此屡遭司法局约谈。今年2月，集美区文化局突然出面查他“非法从事出版物发行”，由于政法委干预，他被迫从律师事务所辞职，律师证被注销。
在听证会上，杨晖一方直指，“即使其它部门要借你们的手修理杨晖，你们也要找个过得去的借口。像这样笑话式的借口，对自己单位名声也是影响极大。”
最后陈述阶段，杨晖请对方首先确认被认定经营额40,499.6元的数据组成。对此，执法大队吴园平回复具体组成部分：1.孔网销售额为33,949.6元；2.微信为6550元，其中吴某4000元，李某2550元。杨晖接着问，“请问如何证明我微信上的交易数额？”他回答说，是“证据一”中证明。
但是该项证据被以“上级交办的线索材料及函件是秘密文件”为由，不能质证。
杨晖陈述说，连最基本的经营数额都在保密文件中，需要保密文件证明，这样的关键性证据无法质证，整个听证是仅仅走形式。
“其二、我合理认定，‘证据一’中间认定的数额，是腾讯这个没有商业道德的无良公司继泄露我个人基本信息后，继续向第三方泄露进一步的隐私。其三、政府违法侵犯我通信自由、通信秘密。并将违法取得的证据作为对我的指控。其四、这样的证据还以国家秘密为名不给我们质证。实体程序双重违法。”
最后，他只是补念了一下自己文章的标题：“我就是伊索寓言里面那只羊。”
荒唐的处罚
杨晖的代理律师邹丽惠在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表示，其个人认为，“执法机关存在很多违法的地方，这个案件应该是能够推翻的。在《处罚决定书》里面，他根本不敢陈述我们的举证、质证和辩论的过程。丝毫没有引用我们的意见，也丝毫没有考虑我们的意见。”
据介绍，北京古城堡图书有限公司开设的“孔网”是C2C模式。也就是说，转让自己旧书的活动，不是一种经营活动。如果是经营活动，必定有一方是经营的，而它两方都是消费的。说明这是消费者、书友之间的一种交流活动。
邹丽惠阐述了其主要观点，既然在孔网卖书是C2C，从消费者到消费者，这已经是排除了经营和发行的概念了。既然排除了经营和发行的概念，那你就不能处罚他。而且孔网上规定，只要上传一个身份证就可以了，上传几本书就可以进行交易，如果有错也是孔网的错。
她说，“我们举了国务院的条例，像这种二手交易市场的资格准入、管理审查是由设立这个交易网络的公司来审查的。现在变成开设二手交易网站的公司没有错，也没有处罚，而是它来提供证据让厦门这边来处罚杨晖，这个就非常荒唐。”
“杨晖是做为一个消费者，跟其他的消费者书友之间进行交流，就没有一个从出版社到消费者的过程，这个过程已经完成了，所以我们认为这不是发行，不是经营活动。如果不是发行也不是经营活动，那杨晖就不是非法发行的处罚对象。所以整个（执法）都是错误的。”
“如果说旧书都不能卖，那旧书（只能）要么烧毁，要么撕毁，我连卖给收破烂儿的都是‘违法发行’，因为卖给他收破烂儿的也是卖。真的很荒唐。如果说旧书交流是非法发行，我要专门买一个套房来装这些旧书，要么就把它销毁。”
律师：“变相秘密”的听证会
值得注意的是，在《处罚决定书》中，明确提到相关证据包括上级交办线索材料及函件，腾讯公司提供的杨晖个人微信相关基本信息记录等。
厦门市集美区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做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推特图片）
邹丽惠表示，“执法机关当时所举的证据全部被我们驳得体无完肤了。在驳斥他们的过程，他们没有进行任何反驳。除了第一份（证据）说是上级移送的，是涉密的，不能公开。”
“我们提出反驳，第一，涉及秘密的证据材料不是由他们执法机关自己定义的，是由严格法律规定的。第二，即使是涉及秘密的材料，也不是说不要经过质证，只是说不要公开质证。但是他们表示说要征求上级的意见，我们觉得这个理由是不能成立的。而且这一次《处罚决定书》当中，公开采用了未经依法质证属实的秘密文件，这都是违法的。”
对于到底哪部分内容属于涉密文件，邹丽惠表示，“他说是秘密文件没有公开我们也不知道，根据整个案件的背景，我个人推测，应该是国保部门的什么建议，可能是这样”。
邹丽惠指出，听证会不是秘密的，但是变相秘密的。“一个就是，听证会的笔录不让我们拍照，他所出示的证据，也不提供复本；我们举证的证据提供给他了。但是他们据以处罚的证据材料只给我们看了一下就收回去了，不允许我们复制。连听证会的笔录都不让我们复制，这就等于变相秘密了。”
“我们申请复制同步录音录像，他叫我们写了申请书，现在同步录音录像也没有给我们。我们当庭要求复制听证笔录也不允许，这些都是违法的。”
之所以如此操作，邹丽惠认为，“他就是害怕嘛，因为他那个站不住脚。其实他可以效仿司法公开，现在法院审判案件都直播了，他不但没有向社会公开，连我们当事人和律师他都不敢公开。”
邹丽惠表示，“起先他们连证据都不出示，我们一再的要求下，主持人才让他们出示。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由于我们提出抗议，主持人很明显地压制我们，不让我们说话，多次地威胁我们，如果我们再不听他的指挥，就要把我们赶出去。”
此外，邹丽惠说，一个执法大队是没有处罚资格的，特别是28万多这么大的数额。按照国务院的条例规定，行政处罚应该是由文化主管机关，这个集美区文化和旅游局来使行处罚权，现在变成这个局下面的执法大队（来使行处罚权），说明他明显地越权了。而且整个处罚没有立案。
“他只是说有上级移交的线索，不敢公开是哪个上级移交的。即使是上级移交的，也必须进行审查立案，才能调查处罚，但是整个过程没有立案的程序。既然没有立案，就不能进行调查，更不能进行处罚。所以整个程序是违法的。”
杨晖告诉大纪元记者，如何应对行政处罚这两天他们商量一下，原则上会继续复议等。
邹律师说，“我是建议杨晖律师先申请复议，如果对复议决定不服再提起诉讼，用尽所有的法律手段，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具体要杨晖自己决定，因为他是当事人。”
“我们的证据非常充分，而且杨晖专门把它装订成书的样子。那一天因为对方不把证据提供给我们，杨晖也想对等的不给他，后来我坚持要提供证据，但是对方就不敢把证据给我们，就说明他心里很黑暗，我们是光明正大的，有理有据的。”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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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大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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