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大纪元记者周行多伦多报导
加拿大温尼伯国家微生物实验室（NML）是加拿大安全性要求最高的实验室，其传染病学家曾多年与中共军队的研究人员合作，对致命病原体做实验。
温尼伯国家微生物实验室被曝与中共军方研究员合作。图为国家微生物实验室。（加通社）
加拿大温尼伯国家微生物实验室（NML）是加拿大安全性要求最高的实验室，其传染病学家曾多年与中共军队的研究人员合作，对致命病原体做实验。情报专家对此表示担忧。
据《环球邮报》报导，在温尼伯国家微生物实验室的特殊病原体部门，有7名科学家和中共军事研究人员进行过合作实验，并共同撰写了6篇有关埃博拉（Ebola）、拉沙热（Lassa fever）和裂谷热（Rift Valley fever）等传染病的研究报告。研究的发表日期在2016年初至2020年初之间。
其中一名中方研究人员闫飞虎（Feihu Yan，音译）来自中共军队属下的军事医学研究院（PLA’s Academy of Military Medical Sciences）——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
中共的军事医学研究院成立于1951年，在当时是中共中央的重点项目，是隶属于中共军方的第一个科学院，占地七千九百多亩，建筑总面积130万平方米。2003年10月开始负责中共军队的疾病防控，并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该科学院从事生物高新技术研究，汇集的高端研究人员，位居中共军方之首。
作为中共军事研究院的员工，闫飞虎在温尼伯国家微生物实验室工作过一段时间，在上述所有6篇研究报告中都被列为联合作者。在其中的2篇报告中，他被同时列为温尼伯实验室及中共军事医学研究院的成员。
与中共军方合作
温尼伯实验室的2名前科学家邱香果（Xiangguo Qiu）和她的生物学家丈夫成克定（Keding Cheng）于今年1月被解雇。据《环球邮报》上周的报导，在他们被解雇之前，加拿大安全情报局（CSIS）曾以邱香果夫妇与中国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合作构成国家安全担忧为由，敦促当局取消他们访问国家微生物实验室的安全许可，并对邱香果可能给了武汉病毒研究所的信息表示担心。
邱香果曾在温尼伯实验室特殊病原体项目工作，是疫苗【相关阅读:纪录片：恐怖的疫苗真相之谜】开发及抗病毒治疗部门的前负责人。上述6篇研究报告中，邱是其中5篇的合著者；成克定则参加了一项关于埃博拉的研究。
主管温尼伯实验室的加拿大公共卫生局（PHAC）发言人莫里塞特（Eric Morrissette）承认邱香果确实与中共军队的研究人员合作过。并表示，所有在温尼伯实验室内工作的个人都经过安全检查。
但是，《环球邮报》报导称，按照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SPI）编制的评级系统，军事医学研究院被评为“极高风险”级。
该系统用来评定国际机构与中国大学的合作，有多大的可能“被中共军队或安全机构利用，来进行监视、侵犯人权或军事目的”。
情报专家：“疯狂之举”
加拿大情报局前行动助理总监埃利斯（Andy Ellis）表示，加拿大公共卫生局与中共军队合作是“疯狂之举”。近年来，中共军队加大了对科学家的招聘力度，并大力投资于医学研究，作为其军事现代化战略的一部分。
“这是不明智的做法，因为这是加拿大的顶级实验室。”埃利斯先生说，“对他们（实验室）而言，这真是难以置信的天真。”
他说，令人震惊的是，公共卫生局允许中共军队的科学家进入温尼伯实验室，“这毫无道理”。要进入该实验室，需要最高级别的安全许可。
停止发展新合作
公共卫生局表示，自2019年7月5日邱香果及其丈夫等人被逐出温尼伯实验室后，与武汉病毒学研究所的所有合作均告终止，实验室也没有再与中国开展研究项目的“新合作”。
不过，公共卫生局称，与中国合作方面，仍有一些已完成的实验在等待撰写报告，这可能需要等几个月甚至几年时间才能出版。
目前为止，联邦当局只说在对邱香果夫妇的个案进行调查，但对解雇他们的原因仍然守口如瓶。
乔治敦（Georgetown）大学神经学和生物化学教授、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生物战和生物安全高级研究员佐丹奴（James Giordano）表示，他认为在中国工作的任何学者的研究成果，都可能被北京用于军事目的。
他说，中方有意开发新的生物武器；北京对改变病原体，从而创造一种新型的、在国际《生物和毒素武器公约》中，还没被列出的生物体，特别感兴趣。同时，北京也有兴趣增加其所谓的“英雄救援”能力，比如通过向其它国家提供流行病的治疗方法，来增加北京的国际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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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大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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