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量被抑郁障碍困扰的老年人成为这一话题下公共讨论中的背景音。老龄化趋势之下，这一问题远未被重视。
在中国，2.6亿老年人中究竟有多少抑郁症患者，至今仍没有详细的筛查数据，对于“变老”，我们显得准备不足。
——题记
79岁的张桂芬回想自己患上抑郁症时最糟糕的那段日子，依然心有余悸。
她变得不再认识自己——120多斤的体重暴减至90多斤，一辈子爱干净的她变得邋遢，可以两三天洗一次脚、一直不照镜子，整天把自己关在屋子，不和人说话。因为变得暴躁易怒，她和家人屡屡发生矛盾，女儿说她不像“妈妈”，老伴儿想跟她离婚。
“回想起来，那段日子实在太痛苦了。”她说道。
张桂芬2016年被诊断患有抑郁症，至今仍在治疗。与她一样，72岁的刘英、75岁的刘莉也受到抑郁症折磨，他们所处的疾病群体，被称为“老年期抑郁障碍患者”。
老年期抑郁障碍（ late life depression, LLD），指年龄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中出现的抑郁障碍。
在老年人群中，这是一种较常见的精神障碍，不仅损害老年患者的生活质量和社会功能，也增加照料者的负担。抑郁障碍不仅包括抑郁症，还包括其他疾病学分类中的抑郁发作。
事实上，这是一个数量庞大的患病群体。世界卫生组织（ WHO）2018年公布的数据显示，65岁以上老年人群抑郁症的患病率，保守估计在10~15%，甚至某些估计范围高达45%。
多名精神疾病专家告诉“偶尔治愈”，尽管老年抑郁症已成为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却鲜被舆论关注，老年抑郁患者这一群体也处于“失语”状态。当下，老年抑郁症识别率低、治疗不充分，随着人口老龄化的深化，问题将愈发凸显。
“她就是闲的”
张桂芬觉得自己的病，是“琢磨”出来的。
那是2016年下半年，她无缘无故失眠了好几天。没有遇到烦心事，为什么突然睡不着？漫漫长夜里，她在床上翻来覆去、反复琢磨，却想不通原因。失眠的症状并没有改善，一到夜间，她总“胡思乱想”，紧接着胃口变差、吃不下饭，常常觉得内心烦闷。
这种情况持续将近三个月后，丈夫陪着她去积水潭医院，“从头检查到脚”，没有查到任何躯体疾病。
研究资料显示，失眠是诱发老年抑郁的危险因素之一，而且持续的失眠与持久的抑郁有关。此外，睡眠障碍史还是老年人抑郁缓解之后，复发的一个独立危险因素。
随后，张桂芬又去了北京一所精神专科医院就诊。进了诊室，丈夫对医生说“她就是闲的”，但被医生批评：“怎么能这样说她呢。”医生告诉张桂芬，一看到张桂芬呆滞的眼神时，他“就觉得不对劲”。
“我对谁都没意见，就是睡不着，心理憋得慌。”当医生询问张桂芬的症状时，她说着说着，便大哭起来。“哭吧，使劲哭，哭出来就好。”那时候，医生这样安慰她。
张桂芬最终被确诊为患有老年期抑郁障碍，没有明显诱因。
与张桂芬类似，72岁的刘英在确诊之前也经常夜不能寐。她的女婿告诉“偶尔治愈”，老人原是北京一个城中村的村支部书记，“当领导当习惯了”，做事情雷厉风行，说的话大家都听。
退休之后在村里，刘英说话不再像以前那样有影响力，渐渐有了失落感。几年前，刘英还遭遇一场车祸，右腿被汽车碾断。因为行动不便，在家里待了将近3年。
个性好强的她无法接受现实，变得沉默，不爱说话，“聚会不参加，麻将也不爱打了。”生气的时候，她就和老伴找茬，冲他发火，把他当成“出气筒”。
“我常常觉得心里堵，对一切事情都失去了兴趣。”刘英告诉“偶尔治愈”，每当抑郁症和焦虑症发作时，她会感觉情绪糟糕，心慌心悸，倍觉压抑，“想啥都烦。”
北京回龙观医院老年科病区主任燕江陵对“偶尔治愈”表示，老年抑郁患者往往以躯体不适为主诉。他们通常会先去综合医院就诊，由于对症治疗效果不佳或查不出躯体疾病，才到精神专科医院就诊。张桂芬就是这样的病人。
此外，虽然国内一些医院推动心内科、心理科合作，实施“双心门诊”，但真正做得好的医院仍不够，老年抑郁患者还是不易被发现。
75岁的陈莉则是典型的“因病致郁”。她的丈夫王建国称，妻子退休前是教师，原本个性温和，但几年前，因为腰椎间盘突出双腿行动不便，坐上了轮椅。这让陈莉深受打击，经常心情不好，“脸像阴天一样”。在去年，她被确诊患有老年抑郁症。
北京回龙观医院精神科副主任医生张建新碰到过一位类似的患者。那是一位73岁的老太太，原本是技术专家，退休后被返聘，依然闲不下来。一次，老太太由于眼压突然升高、眼睛出血，导致一只眼睛失明。她的工作停止了，生活无法自理，这让她很难受，“烦躁、抑郁，经常哭泣”。
2017年发表于《中华精神科杂志》、由国内数十名精神疾病专家共同制订的《老年期抑郁障碍诊疗专家共识》称，老年抑郁症病因复杂，常伴有躯体疾病，两者也可能互为因果。而这一年龄段特有的一些心理社会应激，比如丧亲、社会角色改变、搬迁等，也会诱发或加重抑郁。
浙江大学心理学教授陈树林说，老年抑郁患者的发病原因往往并不是单一的，它通常是前述多种因素综合作用下的结果。
漫长搏斗
确诊之后开始吃药，通常是老人们和抑郁症漫长搏斗的开始。
米氮平、阿普唑仑、劳拉西泮、奥沙西泮、佐匹克隆……这些抗抑郁药和抗失眠药，张桂芬都吃过，其间伴随着多次药量增减和药物更换。
从2016年生病到现在，张桂芬换过几位主治医生。她告诉“偶尔治愈”，诊治过程中医生态度如何，会非常影响自己的治疗意愿。
张桂芬开始吃药时，副作用是肚子疼，“疼到难过”。她向当时的主治医生倾诉自己备受折磨，得到的反馈却是一张不耐烦的脸。后来她换了医院和医生，眼前的大夫总面带微笑，但每次看病只花五、六分钟时间，“我一说症状加重，她就让我加药。”
辗转多家医院、换过几个主治医生后，张桂芬终于遇到自己觉得“合适”的大夫。第一次去看病，医生听她说了半个多小时，还宽慰她转变心态，适应老年生活，主动告知她不同药物的区别与价格，“这让我很感动，因为她是真的关心患者。”
在抗抑郁过程中，病情的反复让很多老人深受折磨。
燕江陵遇到一位60多岁的老人，他因为抑郁症复发，从二楼跳下摔断了腿，刚住进病房时不吃饭，不配合治疗，还动手打人。
张建新遇到的一位病人则是因为老伴得了癌症而抑郁。发病时，老人拿刀把自己割伤，甚至砍伤老伴。后来因老伴去世，病情再度复发，他只得住院治疗。
多名精神疾病专家对“偶尔治愈”表示，在临床治疗过程中，发现一些老年患者因对疾病认识不足而自行停药，致使病情反复。
72岁的刘英第一次到医院看病时，医生给她开了抗抑郁药物舍曲林和劳拉西泮。服用数周之后，她内心变得平静，也不再闷闷不乐，眼见服药见效便自行停药。“我看情况改善，就懒得再来医院了。”她说。但因为停药，抑郁和焦虑的情绪此后再度来袭，她的病出现复发。
燕江陵表示，老年抑郁症往往合并其他躯体疾病，老年患者在用药时，需要密切监测不良反应。此外，老年人的治疗依从性差，药物应答时间长，这些因素都加大了老年抑郁症的治疗难度。而由于老年期容易出现失落感、丧失感、孤独感等，同时给予心理治疗也显得尤为重要。
事实上，除了遭受疾病折磨，患有抑郁症的老人们和周围人的关系也会悄然改变。
25岁的浙江姑娘黄清灵对此感受颇深。她的爷爷退休前是一名老教师，和奶奶感情甚笃。2018年，奶奶因病去世，风趣幽默的爷爷一下子变得沉默寡言，整日闷闷不乐。黄清灵常常看到爷爷一个人坐在家中客厅沙发，两眼望着窗外出神。
“当时我们觉得他是被奶奶突然去世所影响，等以后慢慢走出来就好，所以没放在心上。”黄清灵和家人劝爷爷多出门散心，但老人并不乐意。
“他原本喜欢下棋、听戏，还和奶奶一起去广场健身。奶奶走后，他不愿出门了。”黄清灵说。原本跟爷爷关系亲密但后来被“疏远”的黄清灵告诉“偶尔治愈”，看到爷爷困在抑郁情绪中，自己也觉得难过心疼。后来，一家人决定带老人去医院，她的爷爷被确诊为老年抑郁症。
“首先想到的是年轻人”
老年抑郁症会对老年人乃至整个社会造成伤害。
陈树林对“偶尔治愈”表示，从公共健康的角度看，老年抑郁症的危害首先在于与其他躯体疾病产生交织，从而加重老年人的躯体疾病。
其次，老年抑郁症可能导致一部分病人患上老年痴呆症，致使病人认知功能减退，“而这种减退是不可逆的”。
“最后，如果老年抑郁症没有得到有效治疗，那么势必使得老年人自杀率升高，从而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负担。”陈树林说。
燕江陵也称，一些疾病如脑卒中、帕金森病等，容易导致老年人罹患抑郁症。它们易共病抑郁，互为影响。
然而，老年抑郁这一公共卫生问题长期未受到足够重视。目前，公众对抑郁症的认识虽有提升，但老年抑郁群体的能见度依然较低。
多年治疗后，虽然仍需服药，但张桂芬觉得自己已经好得差不多了。回顾生病经历，她觉得很艰辛：“我病了这么久才挺过来。就像走进了一条死胡同，到了现在，总算是走出来了。”
陈莉的丈夫王建国就感慨以前不知道老年人会得抑郁症，自己是在妻子生病之后，才逐渐了解老年抑郁的。
11月23日，北医六院，王建国（右一）陪老伴陈莉候诊
“（提起抑郁症）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年轻人，是崔永元、白岩松那样的公众人物，”王建国说，“我身边的多数人都不知道老年人也会得抑郁症。”
但事实上，老年人本就是抑郁症的高发人群。
2020年9月11日，国家卫健委办公厅发布了《探索抑郁症防治特色服务工作方案》。在方案中，老年人被列入抑郁症高发的重点人群之一，其他还包括青少年、孕产妇、高压职业从业者。
在陈树林看来，老年抑郁之所以未被足够重视，原因首先在于一些老年人认为这属于正常老化，“觉得人老了就是这样”，而未将之视为一种疾病。
其次，社会各界对老年人心理健康问题未予足够重视。此外，老年人的情绪症状容易被躯体不适主诉所掩盖，致使老年抑郁症识别率低下。
张建新就接诊过不少对抑郁症不甚了解的病人。她告诉“偶尔治愈”，前段时间，一位来自北京郊区农村的老太太来就诊，她生病多年，症状时好时坏，但没有引起家里人的重视。
“老太太一听说还要来复诊，很是惊讶，问‘看一次不能看好吗？’她不知道抑郁症的治疗是一个长期过程。”
而笼罩在整个抑郁症患者群体身上的病耻感，亦是老年抑郁被忽视的原因之一。
张建新告诉“偶尔治愈”，在临床中，一些老人并非主动就医，而是在家属要求下前来就诊。因为对疾病没有正确认识，一些病人把老年抑郁症和精神分裂症等其他精神疾病划等号，因担心被认为是“疯子”，而不愿就医。
张桂芬就曾有过强烈的病耻感。她告诉“偶尔治愈”，自己曾在偶然间得知自己被朋友说是“神经病”，心里很不是滋味，变得更不爱与人来往。生病后，以往一些朋友看她的眼神也不一样了。“我是那么要强的一个人，就受不了他们那种奇怪的眼神。”
“目前，国内关于老年抑郁症的流调数据较少，这也反映出老年抑郁问题没有得到足够多的重视。”燕江陵分析道。
没有准备好“变老”
多名受访专家对“偶尔治愈”表示，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深化，老年抑郁作为一个公共卫生问题，将愈发凸显。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末，国内60岁及以上人口约有2.54亿，占总人口的18.1%，这意味着中国正面临着严峻的人口老龄化形势。
根据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研究预测数据，到本世纪中叶，老年人口数量和占总人口比例双双达到峰值。
而今年发表于《中国循证医学杂志》的一篇研究论文指出，对2010年至2019年中国老年人群抑郁症的患病率进行 meta分析，结果显示，中国老年人抑郁症患病率为25.55%，女性患病率高于男性，北方患病率高于南方，农村患病率高于城市。
这与燕江陵的临床观察一致。目前老年抑郁患者的就诊比例不高，在患病率较高的农村，有为数众多的老年抑郁患者未被识别。而与此成相关的，是国内精神疾病资源的匮乏与分布不均。
燕江陵举例说，北京周边的省份如内蒙古、河北等精神类疾病医疗专科资源较少，部分病人于是选择来京看病。
家在北京的王建国也说，他在陪妻子就诊时，碰到许多从其他省份来的病人和家属。“有内蒙古、陕西、山西、东三省的，都大老远过来。”
在精神专科类医疗资源匮乏且分布不均的大背景下，受访专家均向“偶尔治愈”表示，需加强基层精神疾病机构的建设。
陈树林认为，有关部门需要为老年抑郁症的诊疗提供更多的医疗资源。他指出，社区医生、村医在识别和处理老年抑郁症这件事情上，可以起到关键作用。
“很多出现症状或病情较轻的老人，都不会去专科医院就诊。这时候，基层的筛查、处理就显得很重要。”陈树林说，“具体到识别和处理方面，社区医生、村医可以根据有关指南来处置。经过培训，他们能承担起这一公共卫生责任。”除此之外，针对这一疾病的“去污名化”之路仍然任重道远。
老年人抑郁被忽视也是中国老龄化进程的一个映射。对于“变老”，我们准备不足。
燕江陵说，目前社会各方对于老龄化的加速所做的心理建设不足，不仅一些老年人没准备好迎接老年生活、适应新的养老方式，家属也同样如此，所以未能给予足够重视和关心。
一方面是老人本身。“一个是身体的衰老他不接受，一个是得了病他不接受。”一方面是子女。“对于老人的心理状况不了解，发生了变化以后没有及时察觉，就一如既往地还把他们当年轻时候对待。”
不同专家指出，除了应定期就医、维护好生理功能外，“积极老龄化”对于防止老年人抑郁也很关键。这既包括，老年人自己依据兴趣爱好安排日常活动，获得价值感、减少孤独感，也包括人至老年，遇到丧偶、突患重大疾病、生活角色改变、居住环境变迁等诸多问题时，家属的理解与陪伴。
“在国内的大环境里，没有人说主动地去迎接老年，一方面是中国本身变化比较快，一方面这方面的教育确实比较少。”燕江陵说。
（注：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文中患者及家属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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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丁香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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