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于华说，中共的极权统治令中国没有出路，“中国所有的问题，都在这”，疫情更将中共极权样貌曝光，“表面到内在的本质，都显露出来了。我那天还在微信上说一句，如果这个事件，到现在还有人看不明白的话，就‘无药可救’了”。
敢言社会学者郭于华。（图片来源：郭于华推特）
中共百年真相
美国之音在中共建党百年之际开设《中共百年梦醒时分》专栏，由多位曾在中国生活、工作的人士讲述自己认清中共真相的“梦醒”经历。其中，“红二代”出身的敢言学者郭于华描述了自己在18岁入党，58岁声明退党的过程。
郭于华讲述，自己从小在北京的中央机关大院儿里长大，父母曾经是军人，父亲自北大毕业，文革时期被打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剥夺了医治权利，1968年因肝硬化去世。
1941年后，因应中共高层内斗局势的变化，许多未成年人获准参军。14岁的郭于华因为家庭背景，也得到这个机会。
她讲道：“我们那个院儿的很多孩子去参军，都是都很小，15、6岁，我就跟我妈妈说，我也想去。我妈妈也特别希望我能去，因为那会儿你要是不去，中学毕业，你就要下乡插队了嘛…最后我比别人去的都晚，人家12月就都走了，我是1月份才离开家走的，算是比较幸运的一个契机吧。”
之后9年郭于华在中共武汉军区空军通讯团担任士兵和副连职技术员，并在刚满18岁时入了党。她说，当时整个社会的氛围就是如此，“感觉要是不入党，就是比较落后，比较有问题”“几乎所有的人都会是这么想”。
在1979年末，郭于华回到北京，很快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寒窗10年获取博士学位。这对她来说，也是关键的10年，“从原来的不明白到有一些明白，到有点启蒙或者觉醒的过程是在校园这将近十年的过程中完成的”。
上世纪80年代中共将国门打开了一部分，西方思想文化涌入中国。郭于华记得在校园中看到学长们自由竞选人民代表、看到西方各个门类的思想学术丛书被翻译引进、看到致力于批评官场贪腐的诗人叶文福到校园组织讲座，等等令她振奋的现象。过程中获得的丰富资讯，令她开始对中共自我宣传的历史产生质疑和批判。
1989年六四屠杀成为一个重大转折点。天安门的枪声令她放弃了对中共改革的期待，“是以前不切实际的幻想的一种破灭吧。后来这30多年过去了，实际上你看到它是不可能认错的嘛。你不认错的话，要靠什么来维持？你就只能靠欺骗。”
郭于华自1990年至2000年间在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工作，2000年9月至2001年9月在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做博士后研究，2000年8月至今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学术研究是促成她“梦醒”的因素之一。
郭于华讲道：“我自己是做口述史研究的，当然知道历史不能只有一种声音。当我们只有一种声音，一种现实的时候，当然要打一个问号，一定要质疑。你还要用强制的方法让人家接受，不接受就会用压制的这种方式。那我当然反对这个东西。”
“我觉得他们一个是反历史——不让大家知道历史真相；再一个就是不许人们追寻真相。你要追寻真相，或者你要说句真话，那么这也会带来巨大的风险。这些年其实我们也都感同身受嘛。那就导致一个问题就是，你这个权力的合法性何在呢？”
郭于华自2000年以来就拒交党费，并选择在2014年声明退党。
她说，“党统治全社会，这是一件特别可怕的事”，在改革开放之前是如此，在今天仍是如此：“它鼓励你发展市场经济体制，但是这个市场是为它来谋取巨额利益的一个空间。那你说，哪会企业家精神啊？他财产都不安全，敢创业吗？他精神都不自由，怎么创新？看一看老百姓有多少发展？看一看那些农民、那些农民工，他们有什么样的发展？很多都是韭菜。整天割来割去的自己还不知道，还挺骄傲。改革开放巨大的好处、红利都被谁拿去了？这是最根本的问题。”
郭于华长年投入在农村、社会人类学研究，是关注中国底层社会如农民工、劳工维权、失业工人的重要学者，也是敢于直言批评中共的中国公共知识分子中的一员。她在2010年开通了新浪微博，但因为直言针砭时弊，微博账号被封80次、微信账号被封5次，公众号的文章常无故消失。终于在去年6月她宣布告别微博。在告别长文中，她写道：“不是友好地道别，不是依依不舍地再见，而是鄙视和抗议的表达！”
在去年3月中共病毒爆发时期的一次采访中，郭于华告诉自由亚洲电台，自己从不对体制改革抱有希望，“一个权力强大到如此程度，什么都抓在手里，而出了问题，他任何责任都不承担，他哪来的改革动力啊？他才不愿意放弃，他永远都不放弃这个权力，这就是极端的、全方位的权力。”
郭于华说，中共的极权统治令中国没有出路，“中国所有的问题，都在这”，疫情更将中共极权样貌曝光，“表面到内在的本质，都显露出来了。我那天还在微信上说一句，如果这个事件，到现在还有人看不明白的话，就‘无药可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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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希望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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