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新冠疫情,大多数德国人关心的是他们何时可以摘下口罩,何时可以外出度假。解除疫情限制措施呼声越来越高。施密茨(Edith Schmitz)的心情却不一样。她从一个塑料袋里掏出一把黑色的长发——这是她在今年年初感染新冠病毒(中共病毒)之前的生活记忆。那时,施密茨为她的满头长发感到骄傲。
“长期新冠”(long COVID)尚无确切定义,但58岁的施密茨肯定是其受害者之一。今年2月,她因高烧、嘴唇发黑、指甲发青而被送入波恩的一家医院,住院三个星期,然后进入康复阶段。
感染新冠病毒12周以后,施密茨仍然存在以下症状:脱发、出汗、失眠、头痛、肌肉痉挛、昏昏欲睡以及通常被称为“脑雾”的注意力和记忆力问题。
“每天我都努力过得完整。”施密茨接受采访时说,当天她在凌晨4点就醒来。“我必须要做的每件事情,都需要付出很多努力。无论如何,我竭力度过难关。”
新冠病毒夺走了施密茨对生活的热爱
简单的工作也要付出巨大努力
病毒夺走了施密茨对生活的热爱,使她变成了另一个人。她减少了社交,不怎么和邻居、朋友和家人交谈。她说,交往中,他们的回应往往是:“你看上去不错啊,振作起来!”她的自信心受到了打击。
她的雇主是一家教育机构,对她充满同情,让她可以在家工作,每周只去办公室一次。工作让她有成就感,但是她为此付出了很多努力。
“有时候,我会突然忘记认识了五年的同事的名字,而且是在刚刚和他们一起工作了整个上午之后。”她说,“接着,我忘记了如何写发票,尽管我已经做了多年的记账工作。”
投降不是一种选择
施密茨与同样饱受新冠肺炎长期后遗症折磨的患者乔杜里(Pia Chowdhury)惺惺相惜。自去年10月以来,乔杜里就一直与新冠疾病进行斗争。一些为她治疗的医生并没有认真对待她的症状。
经过几周的孤立无援和突发呼吸困难带来的恐慌,这位41岁的妇女可以数出自己遭遇的20种症状。这些症状就像巨浪一样冲击她,然后又迅速退去。她说,她无法摆脱这种无助感,她只能靠自己坚持下去。
去年11月,乔杜里加入了英国的一个互助团体,可以和病友们交流经验。英国比德国更早直面这个问题,她听了英国关于长期新冠问题的政治辩论。她发现互助小组对她很有帮助,因此于今年4月在波恩成立了自己的小组。这个德国的互助小组被命名为“病愈却未康复”。
“倾听病友的吐糟,对自己也有好处。”她说,包括施密茨在内的18名“长期新冠”患者加入了小组。“我不只是想自己战胜疾病,还想帮助其他与病魔斗争的人。”
在WhatsApp群里,乔杜里和病友分享有关“长期新冠”的最新消息。她每两周举行一次视频聊天,试图回答相关问题。目前,她正在计划建立第二个小组。
乔杜里与“长期新冠”的20种症状作斗争,但始终笑对生活。
“德国在这个问题上有点打瞌睡了”
乔杜里用一个比喻来描述她的病情:“我总是说我的电池有问题,只能充到20%。”
她正在参与科隆的一项“长期新冠”研究,说自己正在逐步好转,但进展缓慢。她希望见到德国卫生官员,例如卫生部长斯潘(Jens Spahn),说服他们给与这种疾病更多的关注和资源。
德国“长期新冠”疾病专家弗罗姆霍尔德(Jördis Frommhold)说,研究表明,10%-20%的新冠患者在感染12周后仍有症状。这就意味着在德国大约360万个确诊病例中,至少有36万人经历长期病痛。
弗罗姆霍尔德说,“如果这些人没有得到康复治疗,其经济影响也是巨大的。我们现在还不能说有多少人将无法工作。”
她的诊所位于德国北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拥有140张床位,通常治疗呼吸道疾病、过敏和心身失调症,目前已经扩展到“长期新冠”的治疗。
“我仍然在治疗第一波感染的人。现在报名的患者,可望在明年1月等到一个名额。”她说。她批评德国缺乏针对这种新型疾病的康复设施。她对患者被卫生系统忽视表示担忧。“德国在这个问题上有点打瞌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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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德国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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